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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惨象大家多有见闻。首先是流民及演变的动乱，其次是后金军的入寇，这些直接导致清初人口急剧下降，保守估计比明朝顶峰少了三分之一。那流民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比较共识的说法是税赋重，交不起税，才铤而走险。因流民大部分是无地小农，小部分是军队中的饥兵，这类说法很能激起共鸣。那真实原因又是如何？就让我们拨开迷雾来看看历史吧。
中国历代气候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规律，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温度比较低的时期与王朝更替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而明末的天启与崇祯年间正好碰上了最冷的小冰河期。据历史记载此期间有两次“八年大旱”，对北方地区的农业造成灭顶之灾，没有雨水何来粮食，而造成的后果就是，饥荒、流民成群。但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却无力赈灾，何也？没钱矣！明朝对灾荒地区的赋税是减免的，而且北方的赋税比南方要轻的多，但南方反而是没有叛乱的。流民造反作乱的真正原因是没饭吃，而不是税赋重。在饥民走投无路之下，饿死不如造反死，铤而走险的叛乱显然是逻辑因果。要想解决灾荒问题流民问题，只有赈灾让这些人吃饱饭，而免税（本来就收不齐）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有多大作用，该反还是要反。有人要问为什么国家不赈灾？一个国家财政本来就应该用在公共事务上。但实际情况不是不赈灾，而是这个国家实在没钱，杯水车薪。而且这些钱还要投入军饷，更何况不是所有军队都有这样的待遇，饥兵“闹饷”叛乱的也不少，这些饥兵反而成为流寇中的主力。李自成不就是因为财政紧张导致裁撤，而没有饭吃才叛乱的么。要解决流民问题，只需给钱、给吃、给种、总是可以成功的。明末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财政，其他的军事，流民叛乱等不过是财政枯竭所派生的问题。而不解决钱袋子，即使暂时解决了，但还会有其他的叛乱，其他的流寇。
明朝的农业税赋很低，黄仁宇说过“一个依靠从土地收入的庞大帝国，整个税收水平仅为农业产量的10%”。
汾州府赋税率估计.jpg
请看上面这张表，这就是某些人在声称的“苛捐杂税”么？明朝北方的税赋是低于南方的，那么南方呢？请再看一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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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表数据来源于《大明会典》因此税率很容易就算出来了。可看到田亩税率是很低的，其中最高贵州每亩不到0.1石，最低湖广不到0.01石，平均全国每亩的税额是0.038石每亩。有学者估计过明代平均亩产量，明后期全国南北水旱粮产平均亩产256市斤，按照石白米（脱壳后）为94.4公斤计算，则平均亩产在1.3石左右（不脱壳）。按照平均0.038每石亩来算，基本农业税率也就4%不到，这是不是低税率。明朝田赋低来源于朱元璋，他确定了税收定额制，自此各地的定额税收成为一项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而这之后两百年来税额基本没有多大变动，哪怕田地增加人口增加都没有多大影响。当然田赋税只是基本税，还有其它的摊派，劳役折算等，可看汾州府税率表，役银和田赋的比率13%--22%之间，摊派加上去增加并不多，。黄仁宇估算全国劳役折合银大概在1000万两左右，整个税收水平仅为农业产量10%。这其中包括摊派，还有各种“飞洒、诡寄、虚冒”，还有受到粮食价格波动情况下总合的估计数字。但是不管是10%还是4%的税率，明朝时期都很难足额征收，特别是明末时期更是不可能。1632年根据340个县的上报，税收拖欠达50%，甚至更多，这340个县占整个国家财政税区四分之一以上。张居正实行“考成法”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督促官员们足额的收税。
说来奇怪既然如此低的税率为何还会有明末大规模的流寇，前文说过小冰河期导致的气候急剧变化，和国家财政困难没有力量来赈灾。国家财政应该是用于公共事务，比如赈灾比如水利建设比如军事等，但明朝政府却没有能力，除了税率低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又是什么？。请看下表
明户口田地变动.jpg
大家可看洪武年间统计的耕地，再比较万历前，这时间跨度有二百年。洪武年间战乱稍平也不过十几年，山河残破，人口耕地比之前应该还有减少。但这之后二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耕地竟然与洪武时期相差无几。除了弘治时期增长率较高外，而之后人口耕地又慢慢下降，逐渐回归洪武水平，真是奇也怪哉这是怎样的违反经济规律。难道这段时期国家年年战乱，岁岁遭灾？说白了，土地、人口、钱粮都被日益壮大的地主士绅们隐匿，张居正的改革动了地主士绅阶级的利益，而国家利益和地主士绅阶级利益是相悖的，人亡政息就是历史的必然。地主士绅阶级隐瞒了人口与田地，而国家税收又大部分出于人头税与田赋，这就意味着国家财政对于整个经济的控制力长期处于下降之中，这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特别是江南地区，可这些经济增长在财政上基本没有体现。前面说过明代的田赋一直是非常低的，而财政的基础又被地主士绅阶级所架空和把持。江南地区的商人、地主与官僚复合体，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可以影响首辅的人选。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居然靠的还是人头税和田赋。这就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商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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