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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故里行

张载故里行

作者: 陇上一叶 | 来源:发表于2023-09-25 12:46 被阅读0次

            对张載(横渠)的体认始于二十年前伏俊琏师在古典文献学课上讲到学者担当时提到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时眼前顿感光明,心胸为之一振。

    去年认识深圳的张军英老师,其于红学造诣颇深,同时于儒学也很有心得。常写一些从儒家角度解读《红楼梦》的文章,于是便和张老师交流红学,也探讨一些儒学和宋明理学方面的话题。

    此种探讨不仅益于学习,更是促成了我的张载故里行。

    长久以来,对于圣贤的学习和理解仅限于书本和庙堂,好像和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关系。殊不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儒家的文化精髓。由此,“道不远人”,圣贤就在我们身旁。此处距离关中眉县横渠镇仅有三百公里,一个拜谒圣贤的念头立马在心头浮现。以我之学力,或许终其一生都无法学通张载,但是没有关系,去其故里,却可以真实的感受圣贤精神。

    于是癸卯年元宵,立春,晨曦微露,我驱车前往关中,前往眉县。

    我对于关中的映像在拙作《关中情结》中多有表达,但此次关中之行无疑又多了一份向往与凝重。

    出发时陇东还是冬意深浓,而到关中,气候渐觉温润。下车立马感到春天的气息,真是“吹面不寒杨柳风”。

    在眉县东下高速,朝东几公里就到横渠镇了。远远的就望见一座巨大的牌坊横立,上面书“横渠镇”三个大字。穿过牌坊,就到真正意义上的的横渠镇了。心情很是激动。

    横渠镇一条街贯东西。街道宽敞,临街全是灰墙黛瓦的二层仿古建筑,店铺和机关单位分列两旁,整齐有序。大约在镇中偏东,一座坐北朝南的古典院落既是张载祠。祠大门左边有一古柏,在古柏掩映下,正门上悬挂的“张载祠”鎏金匾分外耀眼。大门口挂着清代王杰的对联:“三代可期,井田夙愿经时略;二铭如揭,俎豆能往阐道功。”前来拜谒的全国各地的人在大门口登记后顺次进到祠里。

    祠为传统的民居格局,以中轴线对称,右前方是“张载生平事迹”第一展室,左前方是“张载思想文化”第二展室。一、二展室靠中轴线的侧墙处分立两块方形石碑,分别镌刻《东铭》、《西铭》。

    沿中轴线进,一座大殿矗立,为“关学文化传承展”第三展室,门口挂张载的自勉联“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里面左右的墙上挂满了张载之后历代关学群贤的照片及简介。大殿中央为张载斜坐读书像。我在其像前行跪拜大礼,出殿。

    大殿正后方为“张氏家风家训”第四展室。

        跟随瞻仰的人群,很快就把祠里的主要展馆看了一遍。来到第三展馆前面的院子里,古树参天,遒劲有力。其中一棵为张载手植。摩挲着古树,沐浴着关中的暖阳,极目苍穹,不仅思接千载。

        张载(1020年-1077年),字子厚,汉族,原籍大梁(今开封),又称张子。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程颢、程颐的表叔,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其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后徙家凤翔郿县(今宝鸡眉县)横渠镇,称横渠先生。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张载在其父张迪任地长安(今西安)出生。张迪为其起名“载”,语出《易·坤卦》“厚德载物”。张载从小天资聪颖,“志气不群,知虚奉父命”。

    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张载15岁,其父张迪在涪州(今重庆涪陵)知州任上病逝,他便和母亲陆氏及5岁的弟弟张戬扶父柩北归。经过勉县拜谒武侯祠并题言“六有”:“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于此就可以看出其志向和抱负。

    后行至横渠镇时,因盘缠用尽,又加之前方发生叛乱,便在当地人民的帮助之下将其父葬于横渠镇南的大振谷迷狐岭之上,也因此在横渠镇安家,入崇寿院读书。

    当时,西夏屡犯宋朝边境,为保边境和平,宋朝只得向其“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品,这对张载刺激极大。

    “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宋史·张载传》)

    此段记载,当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佳话。有宋一代,因其独有的国策,让文官备受尊崇。而大批士人也怀揣官本位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张载此番上书(《边议九条》)并打算组建民团为国收复失地的精神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好在范仲淹慧眼识珠,让其在学问上下功夫,定能成大器。由此历史上少了一位驰骋疆场的将军,却多了一位流传千古的圣人!

      之后,张载听从范仲淹的劝告,回家刻苦攻读《中庸》,“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于二程语道学之要,焕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至此,张载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关学体系。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三十八岁的张载赴京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此次科考,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十人上榜。被称为“北宋嘉佑二年龙虎榜”,是千年科举最耀眼的一榜,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政治乃至军事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而这,也是张载一生的第二个佳话!

    然而,张载高中之后,仕途并不平坦,两被召晋,三历外仕。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张载弟监察御史张戬反对王安石新法,与王安石冲突激烈,被贬。张载估计自己也会被牵连,就辞官回到横渠镇。

    其回到横渠镇后,“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整日读书讲学。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其关学体系趋向完备。

    作为“理学”之分支之“关学”,和“濂学”、“洛学”统称为“新儒学”,在北宋兴起有其深刻的背景。

    北宋立国之后,实行崇文抑武之国策,在国家逐渐统一之后,大批文人士子得以跻身庙堂。经过五代战乱,国家急需在国家层面重建儒家伦理秩序,但是,自中唐以来,儒家思想衰落,至此依旧不振。宋初的皇帝一面要求重建儒家伦理秩序,一面又崇信佛老。宋太宗召见著名道士陈抟,下诏赐紫衣,并赐号“希夷先生”,既是明证。

    在唐宋思想史上,陈抟极具代表性。其本是唐末儒生,花甲之年参加科考未中,于是潜心道学,于《易》犹其精通,遂成一代宗师。后其羽化,其学说却为儒生接受,主要有二:一是《易》学成果,二是其修身养性的经验。而陈抟以后的师传也颇有意思:

      陈抟——种放——穆秀——李之才——邵雍

    邵雍作为“北宋五子”之一,其对《易》极为痴迷。李之才传给他的“易”学,尤其专注于对象数的研究。但是《易》作为群经之首,不单是用来算卦,还有其背后呈现的宇宙观。

    所以,邵雍不仅精研易之象数,还是个积极的儒者,将象数之学与性命之学相接,补充圣道。这才是他的本分。儒学为正大之学,教化世人。

    “在易经所描绘的世界生成及运作图景中,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它没有给上帝留位置。其次,他还把天、地、人三者相提并论,认为人不仅能预测万物的命运。还能预测自己的命运。这直接导致了一神教难以在中国产生。”(安鲁东《理学的脉络》)

    历史仿佛开了一个玩笑,由儒生钻研道学,道学回哺儒生,最终又回到儒家大道上。如果说先秦儒家关注社会秩序,那么宋代新儒家则注重灵魂安顿。

    无独有偶,除邵雍之外,其他几子也都精研《易》。张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从《易》建立自己的宇宙观,提出“气本论”,既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由气造成的。“气”又分为“有形气”和“太虚”,“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

    而气的相互感应与聚散变化,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支配,张载称之为神。神是推动阴阳变化,气聚气散,万物变化的根本动力。神外化而以自然规律表现出来,就是天道。天道体现在人身上,就是天性。人的天性清洁无暇,本质为善。

    天性会遭污染塞蔽,故须克己寡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丧本焉尔”。(《正蒙·诚明篇》)

    克己的目标就是成贤成圣。

    《西铭》最能体现其这着思想。《西铭》原名《订顽》,选自《正蒙·乾称》,是张载题于学堂窗子右侧,用来教育学生的,后程颐将之改为《西铭》。现录全文如下: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骨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恂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也。于时保之,之子翼也;乐其不尤,纯乎孝着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行,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驰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程颐称赞此文“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

    张载不仅在理论上有高的建树,还积极践行其学说。

    宋神宗曾问其治国为政的方法,张载“皆以渐复三代为对”。

    面对北宋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的现象,张载上疏《井田议》,力推“井田”。因为“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井田亦无他术,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画定,使人受一方,则是自均”。《经学理窟·周礼》

    于是“与学者议古之法,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吕大临横渠先生之行状》)

    至今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依旧保留着井田制遗迹。

    张载回归横渠后,“横渠至僻陋,有田数百亩以供岁计,约而能足,人不堪其忧,而先生处之益安”。(《吕大临横渠先生之行状》)大有颜子之风。

    时间已是中午,瞻仰的人渐希。我徜徉于祠堂东边的碑廊。很多碑文漫灭,足见其时间之久远。北宋之后历代皇帝抑或学者为张载立碑,就是对其思想和德行的最大肯定。我已无心再细看碑文。处于圣人宏大的气场之中,想象其生活,讲学的情景,任何文字可能都是多余的。

    要走了,突然看见花园一角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印的是张载的七绝《芭蕉》,

              芭蕉心尽展新枝,

              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

              旋随新叶起新知。

    整首诗突出了一个“新”,和《大学》里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异曲同工,也是张载思学并进,德智日新的表征。

    世人皆有成圣成贤之资。关键在于一“新”字。

    至此,张载故里行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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