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我是坐火车来的

一、没有身份的人

2002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气温很低，永安里的地下通道里行人匆匆。一个乞丐跪在通道的风口处，他低着头，面前的茶缸子里有零星的钢蹦儿。我在乞丐面前徘徊着，不知如何开口。

在这之前，我应承了《新闻周刊》的一篇约稿，主题是各行各业的人对新世纪的瞻望，其中包括白领、商人、工人、文化界等各个阶层的人士，我选了一篇乞丐采访。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乞丐，不知道如何入手，我在地下通道里转悠了几圈后，走到乞丐面前，鼓足勇气开始了搭讪。

 “你好。”我说。

 “我是北京人！” 乞丐抬起头，惊恐地解释。

“我不是查证件的，是想采访你。”我说。

乞丐看着我，犹豫了一下，问：

“采访什么？”

 “就是……随便聊聊天。”

 “聊什么？”

“就是……”

我站着和乞丐话的过程里，地下通道里的行人们开始好奇地驻足围观，我尴尬地对他说：

“这里不方便聊天，我请你喝杯咖啡去吧。”

乞丐站着不动。我又开玩笑地问：

“你是怕我劫财？还是怕我劫色？”

乞丐笑了，他低头收拾起地上的东西，跟我走出通道。我带着他走到咖啡厅门前，他站在那里，忸怩着不敢进去。

“我会被赶出来的。”他说。

 “放心，我们是来消费的。” 我说。

他还是犹豫，我不由分说地拉了一把，他便乖乖地跟我进了咖啡厅。

咖啡厅里，服务生看到乞丐略感诧异，我快速点了两杯咖啡，快速落座。

乞丐坐在和自己的身份不相宜的咖啡厅里，一脸的不自在，环境的变化让他一度失语，经过长时间的情绪缓冲，他渐渐把视线从地板上移到桌子上。服务生端上来咖啡，我打开了采访机，乞丐渐渐打开话匣子，就这样，访谈开始了。

乞丐名叫崔建队，自称“北京人”，家在房山，籍贯是河北涞水。他在三岁的时候跟着改嫁的妈妈落户北京房山县。继父脾气不好，总打他母子。10岁的时候，他妈妈死了，继父娶了后母，继父更变本加厉地打他，用烙铁烫他。

说到这儿，崔建队撸起裤腿让我看伤疤，我摆手阻止，他继续介绍身世。

崔建队在继父家呆不下去，拄着拐回涞水找哥哥，亲哥因为记恨妈妈带着弟弟改嫁，便不认这个弟弟了。崔建队的嫂子偷偷塞给他50块钱，他揣着钱离开了涞水，开始了行乞生涯。后来，他搭火车到了开封，有一天晃荡到一个村子里，饿的晕倒了，被一对老夫妇相救，养了他几年后，老夫妇也陆续死了，他便又开始了行乞的日子。他从10岁离开北京房山之后，从来没办过身份证，所以，他是个没有身份的人。如今他已经43岁，前后要了20多年的饭。

崔建队操着北京口音，与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说到兴头上，我不得不控制他无意间抬高的嗓门儿，不得不阻止他让我验证伤疤而捋起的胳膊。但是，他一直没喝面前的那一杯咖啡，我又给他要了一杯热牛奶。

崔建队交代完身世后，我遵照编辑的要求，把话题扯入正轨，开始了提问——

“请问你知道十六大吗？”

“满街挂着小旗子能不知道嘛。十六大的前一天我被收容了，拉到了昌平一查我是房山的就没留，他们不收本地人。”

“知道小康吗？”

“这事儿我不太清楚。”

“小康就是就是好日子，能吃饱肚子，生了病也不用等死。十八年后我国就全面小康了，到那时候你就和现在不一样了。”

“这都是不定准儿的事儿，我也等不了那么多年，明天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我已经给自己判了死刑，我有胃病，也就一两年的活头了。”

“胃病不会要命的，别瞎想。”

“我疼我自己知道，疼起来一脑门子汗，肯定活不了18年啦。”

“现在新千年了，有没有想想将来？”

“没有将来，我有病。”

“假如你没病呢？”

“假如的话……那我找工作挣钱啊，找个不影响市容、不影响交通、不影响耕地的地方先盖间房子。躲到犄角旮旯里不碍别人的事儿，做点小生意，自己能养活自己就满足了。”

“有没有更好些的梦想？”

“我不做梦。做梦也都是梦见被人打。不怕您笑话，前些日子我还真做过好梦，梦见身边有一个女人，被窝里越来越暖和，我脑子又挺明白——我没成家呀怎么会有女人呢？那个女人的手可热乎了，我握着握着猛的醒了，你猜怎么着？我手里攥着炉子边的火棍子，把我给烫醒了。这是我能记得的最美的梦了。”

“想过成家吗？”

“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那女的比我还苦。后来我说不行，我给不了她幸福。”

“什么是幸福？”

“幸福就是吃饱饭。”

“国家会越来越好的”

“盲流子太多了，国家管不了。开会前赶跑了，会一开完，又都回来了。”

“你说的盲流子都是讨饭的吗？”

“不都是，你知道现在上访的人有多少啊，有多少冤屈知道吗？坐在上面的人应该下来看看，穷人可多着呢！河南的，四川的，新疆的，东北的。东北的女乞丐们在路上溜达，她们穿的阔着呢，见到男的就和人家聊天。”

“那是暗娼，和你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盲流子嘛！”

“你知道一些国际大事吗？比如911，就是恐怖分子炸世贸大楼那件事。”

“不知道，这些事儿我都不参与！不过我知道咱们国家的飞机和美国的飞机相撞的事，我不敢乱说，觉得那事儿很复杂。咱们的使馆被美国炸的这事也知道，在天安门我亲眼看见咱们降半旗了。”

“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不累这个心。”

“明年有什么打算？”

“看社会怎么发展吧。好的话就在北京混，不好的话就往南走。去开封那一带，那边我熟。元旦的时候不好混，又快清理人了，又得被赶的和小鸡子一样满街跑了。天一转暖我的日子就好了，可以拣瓶子了，弄好了一天能挣20多块呢。”

……

通过三个小时的聊天，我无从考证崔建队的传奇身世，我能确准的是：他是一个乞丐，在寒冷的晚上，趴在永安里的地下通道里，听天由命的等待别人的施舍。

在我们聊天的过程里，崔建队始终没喝面前的饮料，他说怕服务员嫌弃。采访结束，我关掉采访机，拿出两百元钱递给他，表达感谢，他客气了一下，接钱的时候手在抖。

从咖啡厅出来，崔建队的精神很好，我问以后怎样才能找到他，他说如果没有意外，整个冬天都会来地下通道。走出几步后，他回头补充：“我下刀子也来！”

回家的路上，我想着崔建队的悲苦命运，再想想自己，觉得是一路人。命苦和心苦是一回事，我和崔建队没有实质的差别，虽然我的兜里有一张身份证，但也是属于外地人，也是被驱逐的对象。

二、我是坐火车来的

《文化时报》解散后，我处于失业状态，原主编朱昕介绍我去《大众电影》做记者，不用坐班，只负责封面人物的采访。与此同时，闺蜜罗敷介绍我去《中国新闻周刊》做编辑。两份工作同时来到，我都接受了，很快就忙得不可开交。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和几个媒体朋友去三里屯做录像采访，酒吧里的人们在抽烟，屋内烟雾缭绕，我溜出门，想透透新鲜空气。

我在酒吧门口的树下，依靠在花坛旁，看着路上的行人，站定了大概有三分钟，只见五六个穿着联防制服的男人走过来，他们用凌厉的眼神打量我，把我围了个半圆。我当天穿了一身的牛仔，看他们咄咄逼人的眼神，似乎要把我牛仔衣扒个精光，我迎着他们的眼神，也打量他们。

“干什么的？”联防甲开口审问。

“没干什么。”我淡定地笑答。

“没干什么站在这里干什么？”联防乙审问。

“额，我歇会儿！”我说。

“为什么在这里歇着？”联防乙咄咄逼人。

我扫视了一圈周围，一脸天真地问：“这个地方不允许歇着吗？”

“怎么说话呢？！”联防甲一脸威严地说着，向我面前逼近了半步。“带身份证了吗？”

我摇头。

“哪儿人啊？”联防乙审问。

“河北的。”我回答。

“河北哪儿啊？”联防乙快速地审问。

我抬头做思考状：“嗯，河北……沧州，沧州哪儿？嗯，海兴县……”

联防甲打断了我，不耐烦起来，厉声问道：“不在老家呆着，跑北京来干什么？”

我一脸诚恳地回答：“我不是跑来的，我是坐火车来的。”

联防丙丁戊们开始笑，联防甲那张威严的脸，瞬间变得更威严了，眼睛里冒着火光道：“怎么说话呢！想不想好好说话？不想好好说话带你去所里好好说。”

“我一直在好好说话啊！”我仍然是一脸的无辜。“如果你们带我去派出所，我也没办法。”

我在心里挺想被他们带走的，曾经有个记者朋友卧底调查被带进过收容所，我对类似的经历挺好奇的。可眼前的这帮联防队员们，显然不想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联防丙站了出来，开始用命令的语气打圆场：“你别在这里歇着了，快离开吧。”

“我刚站在这里歇了没有到五分钟，就被你们围上开始审问了，我得再歇会儿。”我执拗地说。

“赶紧走吧，一个女的，大晚上的别站这里了。”联防丙的潜台词是“你懂得”。

我很不懂地问：“我要是男的，才能站在这里吗？”

威严的联防甲开口了：“五分钟！就允许你在这里站五分钟，五分钟后就得离开。”

我点头说：“好的，五分钟。”

联防乙说：“走吧，也差不多已经五分钟了。”

我说：“你们审问的这段时间不能算。五分钟要从你们离开的时候计时。”

联防队员们开始离开，联防甲回头丢下话：“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如你还在这里，就把你带走。”

“好的，再见！”我扬扬手，友好地回答。

联防队员们走远了，我依靠着花坛，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想着要不要离开。这时，酒吧里的朋友采访完毕，出来找我，说马上转移采访地点，我便跟着朋友们离开了。

三、丧家之犬

我又要搬家了，旧的住处已经到期，新住处的租户还没有搬离，我需要半个月的过渡期。我把简单的行李寄存在海淀区的一个朋友家里，他把我安置在一个临时住处里。房间很小，只有一张折叠床和简单用品。

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有一天晚上，来了一个片警查暂住证。我说刚搬来，还没有办理，片警还算是客气，催我马上办理，我随便答应了几句，他就走了。

几天之后，片警又来了，问我办理了没有，我说没有，然后向他说了实话：

“我临时住在这里，过几天就走人，如果在这里办理了暂住证，等我搬入新家后，地址就不相符了。”

片警打量着我，一脸的不相信，认为我在拖延。

“你到底办不办理？”他站在门口催问。

“不办理，到了新家再办理。”我不耐烦地说。

“哪天搬走？”他较真了。

“不确定，也许下周吧，差不多三四天吧。”我也较真了。

“那不行，时间太长了，赶紧办。”他堵在门口继续催。

我拎起包出门，他从门口闪开，我把门锁上，站到了大门外的路上。

“现在我站在街上，还需要办理暂住证吗？”我问。

“你现在搬走就不用办。”他说。

“我现在不搬走，也不住下，只要不住下你就不应该让我办理暂住证，你会让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人办理暂住证吗？我就这么走来走去，一直走三天。”我说完，背着包就那么在街边晃荡地来回走来走去，片警看着我，“噗嗤”笑了。

“行，你就这么走来走去吧，三天后我再过来看你搬没搬走。”说完，他讪讪地走了。

我站在路边目送着，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说：“行了，进屋老实呆着吧，别在外边晃荡了。”

片警对待我的态度算是客气的了。外地人在北京的境遇，此时的情况已经变得好多了。1985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那时还用粮票，有一次去一个住宅区买粮票，走迷了路，路口的一个老大妈警惕地看着我。她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就莫名奇妙地对我进行各种盘问：哪里来的？来找什么人？想干什么？……她盘问了半天，唯独不告诉我的正确的路径，嘴里还嘟囔着外地人如何如何等歧视性的言语。

我从来不恨这些歧视我的北京市民，他们没有错，只是被不公正的社会赋予了偏见。而我，作为外地农民更没有错，因为这个身份不是我主动选择的。

我是潜入北京这座城市里的农民，狼狈地在每个角落里苟且偷生。我永远忘不了你在襁褓中的时候，我因为被查暂住证发生的险情，简直不敢想象如果当初你被憋死了我怎么办。如果你跟着我生活，就算顺利存活了下来，当你接受教育的时候，也要遭受着不平等对待。等你进入社会，会遭受到更多的不公和歧视……我能做的就是给你一条好生路，跟着你父亲生活，让你的人生之路顺当一些。即便如此，我仍然为把你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而道歉，这件事，我无法原谅自己。

我在城市里没有立锥之地，在农村里，我也没有了归路。我出生的故乡早已沦陷，陷落在男尊女卑的世俗里，沦陷在亲情的黑洞里。

记得早些年有一次失业，我无处安身就回到了老家，一周之后，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第六感觉告诉我，他已经不想“收容”我了。父亲从来不问我工作的情况，他看中的是我能往他手里交多少钱，想在家里白吃饭，那得看他的脸色才能下咽。我的内心很焦急，等待北京的同乡帮我打听工作的情况，迟迟没有收到回音。父亲等不及，终于找茬“赶人”了。那一天，我在和弟弟看电视，半开玩笑地在争台，父亲一旁看着，突然对我暴怒。他怒目圆睁，劈头盖脸地斥责我，把我吓了一跳。我心里憋屈的慌，脸色沉了下来，父亲凶神恶煞地对我瞪起眼说：“死在家里干嘛呢！滚！”

父亲说完，自己气的一头趴在炕上不动了，这是他暴怒后的杀手锏。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躺倒炕上，就开始绝食，让整个家庭生活陷入瘫痪状态，家里的气氛就成了冰窖……直到母亲和姐姐们不断央求他起来吃饭。而当时的姐姐们都已出嫁，我的脾气又不可能低三下四求他。

我当时一分钟都没有犹豫，说滚就滚了。

我空着手离开家，向村北走去。懦弱的母亲站在门口，看着我的背影，无语地抹着眼泪。也是从这天，我不愿意再姓父亲的姓了，糟糕的是，母亲和父亲同姓。

我步行了两里路到了二姐姐家，姐姐正在烧火做饭，我没有对姐姐说起父亲如何如何赶我，只是为难地开口借路费。姐夫翻出50元钱，递给我，我拿着钱忍着眼泪就走了。姐姐姐夫的恩情，也让我永世难忘。

回到北京后，我好几年没有和家里通信。我的工作断断续续地又失过几次业，但宁可露宿街头，也没有回那个不再属于我的家。就算是北京城把我遣返回家乡，父亲的家也会用冷漠的亲情把我“遣返”回城市的。我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也是一个没有退路的人。

在海淀区朋友的临时住处里又住了几天之后，担心片警再次上门催赶，就匆匆搬家了。搬家的那天，片警正好又来检查，他搭讪了几句，我装作没听见，看都不愿意多看他一眼。他一定想不到，我把对父亲多年前的怨气也撒在他身上了。

在现实生活里，我是一个父母双全的孤儿；在精神世界里，我是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丧家之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