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的面诊带给我们很多深刻的启发。
洋洋的父母虽然存在冲突,但他们从不在孩子面前吵架,也从未在孩子面前说过对方的坏话,这十分难得。
而在我们接诊过的患者中,大部分孩子的父母,尤其是离异的父母很容易忽略孩子的感受,在孩子面前大声训斥对方的过错,甚至将负性情绪宣泄到孩子身上。
而且,很多父亲或母亲、甚至双方的老人家会直接对孩子埋怨另一方,甚至教唆孩子也憎恨对方。比如,母亲经常在孩子面前指责另一半,孩子也会对父亲产生怨恨情绪。
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伤害,因为孩子不仅会对父母双方产生怨恨、恐惧、鄙视等强烈负性情绪,还会因为自己是这样父母的孩子而深感自卑。
家长更别以为:孩子小,什么都不懂。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就算是一两岁的婴幼儿无法用语言表达时也会有情感反应,父母的不恰当行为也对其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
除了与父母的关系外,孩子与老师的关系也极其重要。我们接诊的患者中,很大一部分人曾遭受来自老师的伤害。像下文中洋洋的那位小学班主任那样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跟学生道歉的,乃凤毛麟角。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老师给学生造成伤害后,能够诚恳道歉,这能够很好抚平孩子的内心创伤,反而赢得学生内心的认可和尊重。
另外,洋洋曾出现错觉,但被精神科医生认为是幻觉,从而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早期”,其母亲为此担心不已。但我们经过详细问诊发现,洋洋所谓的幻听其实是错觉。
错觉和幻觉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错觉是指人们观察物体时,由于物体受到形、光、色的干扰,加上人们的生理、心理原因而误认物象,产生与实际不符的判断性误差。错觉发生后,当事人可通过验证并纠正。
而幻觉是指没有相应的客观刺激时所出现的知觉体验,当事人对此深信不疑,不可接受现实检验,自知力部分或完全丧失,是一种严重的知觉障碍。
很多患者和家属在接受传统精神科大夫问诊的时候,因为时间紧张,内心又有些慌张,对症状描述可能不够明确,而医生因为时间有限只能简单问诊,甚至是由学生来进行问诊的。总之,多种原因可导致医生把错觉误当成幻觉,从而误诊为精神分裂症。
这也反映出部分精神科医生不严谨的诊断思维:一听到患者有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就下意识地怀疑精神分裂症,甚至有选择性地收集病史,得出“精神分裂症”或“早期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这是十分不妥的。
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抑郁障碍、双相障碍都可伴发幻觉和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但其背后根源往往是心理创伤,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再利用心理干预技术修复创伤,精神病症状很快就消失了。
因此,就算患者存在精神病性症状,医生更需要深入问诊,不能简单地将其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否则误诊会给患者及家长带来不必要的、巨大的心理压力。
——何日辉
(下文作者:何日辉的学生Lily)
之前写的面诊手记大多令人心情沉重。今天分享一个相对轻松、但也不失启发意义的面诊个案。
22岁的洋洋今年读大四,攻读美术设计方面的专业。学以致用,他穿搭有术,面诊时身穿黑色卫衣长裤,辅以红色装饰点缀,还套了一个红色运动头带,非常精神、有活力。再加上他那一脸憨状可掬的笑容,完全就是一个乐呵呵的邻家大哥哥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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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的母亲也是和蔼之人,对工作人员非常客气,跟儿子一直有说有笑。
这孩子能有什么问题呢?我心里纳闷。
据母亲介绍,她和洋洋的父亲虽然离异,但分开过程很和平,从不在孩子面前争吵。孩子平时跟父母、爷爷奶奶等家人互动频繁,一大家族都很爱护他,气氛和谐。
所以,洋洋性格很乖巧,每次离家前都会跟每一个成员拥抱。他待人彬彬有礼,特别重感情、仗义和正直。由于家庭和睦,洋洋的情绪一直比较稳定,青春期过渡顺利,跟家长也很亲密。
可是,洋洋跟老师的相处却频繁出状况。这次“生病”的导火线就是,他与做毕业设计的导师简直水火不容。
“我早就知道这个老师脾气不好,从大二开始他就没给我们好脸色看。不过,他在专业上有很深的造诣,所以我选择他作为导师。那时我就做好心理准备了,但实际相处的时候还是受不了”,洋洋开启了“吐槽”模式。
“我跟他说话是非常平和,尊重的,但我感觉他处处为难我。有一次我请假看展览,他同意了,但第二天又发来信息说我逃课。还有一次我生病请假,他又说我无故旷课,经常迟到,我明明没有!”洋洋气鼓鼓的。
“这些事我都忍了。可后来,我明明按照进度表来做毕业设计,肯定能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但他还是毫无理由的骂了我一顿,说我不上心,整天请假干这个干那个”。导师的那一次训斥对洋洋伤害很大,“我心里很抵触,整整两周没去上他的课”。
辅导员马上找洋洋做思想建设,“辅导说那位导师是刀子嘴、豆腐心,对学生非常严苛,虽然不轻易说好话,但他其实很重视学生培养。而且,学校对于老师教学成绩也有要求,老师的压力也大。这些道理我也知道,可我就是接受不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心中的郁结打不开,严重影响学习状态,洋洋只好先请假回家了。“老师说,我可能心理方面有问题,让我先回家看病”。
洋洋就诊过两家权威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询问个人史的时候,洋洋说有时会失眠,从小有“幻听”,总是听到脚步声或者有人喊他,医生初步诊断他为早期精神分裂症。
母亲无法接受这个诊断,但又非常担心,毕竟就诊的是权威的精神科机构和医生。后来,她通过家属介绍关注了我们机构的微信公众号,并详细了解后,下定决心来我们机构求治,想听一听何主任的看法。
“你听到所谓的幻听的声音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何主任关切地问。
“小时候心里有点害怕,觉得是不是身边藏着坏人。长大后,有时晚上还会听到声音,但回头看看发现其实没有人,就想着是自己听错了,不太在意”。洋洋说。
“那失眠呢?”
“高三学习压力大,失眠过一段时间。最近跟老师的矛盾闹得心烦,也睡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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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原来是这么回事”,主任脸色轻松了不少。他继续问洋洋:“刚才妈妈说,你从小就容易跟老师发生冲突,都发生过什么事?能告诉我吗?”
洋洋回忆了一下,“小学遇到的老师整体都不好,不讲道理,高高在上,对学生语言暴力,有的还打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三年级的时候,英语课上有个单词我不会念,老师就骂我是猪,让我滚,同学们都笑我”,
“六年级那一次更严重。我做完早操回课室后,班主任愣是说我撞到别人了,可我明明没有,我就跟她吵起来了。班主任很生气,直接从讲坛上走下来打我的嘴巴,我也跟她打起来了”。
何主任一下子乐了,“你这小子居然敢跟老师吵架,还打起来了,够硬气的啊!看来你不是传统的乖乖学生!”
洋洋有点难为情地笑了,挠挠后脑勺,“我小时候在学校名声是不太好,总是跟老师顶嘴。只要我觉得我是对的,或者认为老师错怪别的同学了,我就会据理力争。有时上课还会偷偷地画画,被老师逮到过几次。”
洋洋的母亲也不好意思地补充道:“孩子从小就比较较真,自己很有想法,不畏权威。而且喜欢看漫画,画画,比较崇尚自由,不太拘泥于规则,所以课堂纪律方面确实不太注意。但孩子本质是很好、很善良的”。
“那我明白了。按照老百姓的说法,你的本性其实并不坏,但行为方式太有个性了,在纪律方面不愿受约束。而老师们不够理解你,就把你当成坏学生了,给你贴了个标签”,主任说。
“嗯,我后来也意识到了。我高二、高三的老师认识我妈妈,她跟我说,如果不是早就对我有所了解的话,她也会把我当成坏学生的”,
“现在回头看,我能意识到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不能要求别人都能理解我的个人想法。老师也有他们的立场。”很难得的,洋洋也有内省。
“是的,换个角度思考,你当时的行为有一些不足,虽然在你当时看来都是正确的,但老师们已经对你有偏见了,就只从负面的角度去解读你的行为。再加上老师的教育方法也有不足,便导致了那些冲突事件”,为了让洋洋更平和地看待他与老师的冲突,何主任非常耐心地进行分析。
“而且,老师也是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会受到他们的成长背景、经历、家庭和当时心态的影响。老师还要在家庭和工作中担任不同的角色,也会面临很多不顺心的事,有时难免处理不好角色切换,把情绪带到教育中来,”
“特别是那个跟你打起来的老师,我猜测,可能因为她的自身因素和经历,她当时的心理状态也很不健康,才会对你采取这么极端的行为”,主任总结。
洋洋像是一下被说中了,插话说:“没错!我高考结束的时候,那个班主任突然找我道歉。她说自己当时思想古板,又是更年期,所以才对我那么暴躁。她说,她后来意识到每个小孩的个性和特点都是应该被尊重的,还特别后悔当年那样对我”。
何主任和我们都很惊讶。我们在面诊中听过太多老师教育方法粗暴的例子了,他们有的辱骂学生、体罚学生,有的甚至过分到直呼学生“婊子”、“妓女”!
而洋洋的分享,让我们头一回听到一名老师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给学生郑重道歉。
“这是一位师德很好,非常难能可贵的好老师。她的真诚道歉可能抚平了她曾对你带来的创伤”,何主任感慨。
“嗯,是的。所以后来我非常尊重她,那件事再也没有对我造成伤害了。但我对于其它老师还是有点抗拒,下意识地不喜欢跟老师交流”,洋洋说。
何主任又问洋洋是否还有别的比较特殊的经历,特别是想起来觉得心烦、不开心的事情。洋洋说,没有别的了,只想如果诊疗后没有心理疾病的话,就回校完成学业,“如果老师再训我,我就不说话,自己把事情做好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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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洋洋的母亲非常迫切想知道何主任的看法和诊断。
何主任非常肯定地说:“洋洋的问题肯定不是精神分裂症,连普通精神心理疾病都算不上,如果硬要贴个标签,只能算是有中度心理问题吧!”
母亲非常惊讶,“真的吗?”
“洋洋从小跟老师起了很多冲突,有一定心理创伤,导致他对老师这个角色有点心理阴影,主观上不愿意跟老师交流,大学又碰到严厉的导师,不懂得学生的心理和因材施教。洋洋因此非常苦恼。但他现在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比较客观、理性的认识了,只是还有点小纠结”,
“洋洋高三学习压力大,现在因与导师发生矛盾而心里烦恼,导致睡眠不好,那是自然的了。但我看洋洋目前情绪挺稳定的,对学习仍然很积极,没有明显的疾病症状,其实没什么大问题”,
主任接着说,“当然了,他的性格有一定缺陷,遇事太执着于对与错,不懂得委婉表达,所以容易跟老师起争执,但这也不能怪他,只是他对我们社会人情世故理解得晚一些”,
“另外,他的抗打击能力也比较弱,这跟父母的引导不足有关,没有意识去塑造孩子越挫越勇的性格”,何主任说。
母亲频频点头,“是的,我们都很疼他,一直以鼓励、包容的教育方式为主”,但她还是不放心,“但他真的不是精神分裂吗?他的幻听是怎么回事?”
何主任当时的表情那叫一个哭笑不得:“你们之前找的那个医生,说那是幻听,并据此诊断早期精神分裂症,有些荒谬。因为,洋洋那是错觉,不是幻觉!如果是幻听,患者是坚信不疑的,就认为自己听到了声音,而且容易产生害怕、恐惧和愤怒等负性情绪;而洋洋听到声音后会去验证,回头一看,没有人,是自己听错了,这是错觉!当然,你们也不要怪曾经就诊的精神科大夫,他们病人太多了,接诊的时候时间短暂,往往是凭着经验判断。”
何主任还拿自己的经验举例,“我平时很忙,很多人给我发微信,我心里总惦记着要回微信。有时我突然听到微信通知的声音响了,是真的觉得听到了,但我拿起手机一看,没有通知。我就恍然大悟,是听错了。这就是错觉,跟洋洋的情况是一样的,难道我也幻听了,精神分裂了吗?”
主任生动地解释了一大通,母亲终于舒了一口气,洋洋偷笑着说:“我也觉得不是幻听,但我妈都担心坏了”。
在面诊最后,何主任说,我们机构能快速修复洋洋关于老师的心理创伤,并为他塑造越挫越勇的性格,甚至提高学习效率,但这主要是提升。而目前洋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回归校园、与导师建立良性沟通、完成毕业设计。
“他的问题不大,心理创伤的影响较弱,完全可以通过家长引导,或者找比较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调整一下心态,就能回校上学了!”
总之,孩子没病、家长心头的大石落了地、我们也解答了来访者的疑惑,这是个皆大欢喜的面诊!
写在最后的话:
我参与面诊至今,见过很多类型的母亲,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让我感觉特别好,洋洋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她与洋洋的爸爸离异,双方肯定也经历过矛盾和苦恼,但他们坚持不在孩子面前争吵,不向孩子抱怨对方,一起用积极心态完成孩子的养育,这真的非常可贵,值得学习。
这几位母亲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蔼,开明,善于倾听,在介绍孩子情况的时候,总不忘问问孩子的意见:妈妈说的对不对哦?事情是这样的吗?如果妈妈说得不对,你记得说出来!
超级温柔!
对比起那些过分严苛、尖刻、咄咄逼人、爱抱怨、或者不理解孩子的母亲来说,这几位母亲的孩子的问题都轻微得多,起码能坚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与人交流的时候非常坦诚、自然。
这是否存在着一条“规律”?如果父母对孩子尊重、关爱,家庭氛围和睦,那么孩子的情况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又或者以何主任经常说的一句话来总结:预防所有精神心理疾病的最好方法,就是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
而且,何主任说,治疗过那么多青少年患者,他觉得最理想的父母的爱是:父爱如山,母爱如水。
当然,像何主任所说的,太过于宽容宠爱,可能会令孩子的抗压能力有所缺失。很多家长,包括我在内,都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期待何主任后续继续跟我们分享这方面的教育反思以及具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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