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彭玉麟的文字。
文出之后，有人留言：
“青天臆症、没大出息。”
所谓“青天臆症”，据我观察，应该是很多国人的通病，古即有之，今未愈痊。
猜想，留言者本身就是“青天臆症”的重危患者，并且，他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正是因为留言者自己病得不轻，所以，其眼中所看见的、心中所想到的，都是他所罹患的这个切身之病。为病所主、因病而困，于是，其内心映射于言辞的结果，便是：看人人都似己，觉个个皆有疾。
关于这一点，我想，谁也不会去责怪留言者，毕竟，他是“贵体有恙”的人；当然，这也不是他的错。
这不是留言者的错，那么，这又是谁之过呢？
这，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被专制政权统治的结果。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被专制政权统治的恶果。
这种结果或恶果，成因比较复杂，肯定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个人。
基于此，不需要责怪留言者。当然，推而广之，也不需要苛责此前或者今后罹患“青天臆症”的普通民众。关于这一点，个别如留言者一般自以为是的人，不必苛责；至于普通民众，更毋需加罪，毕竟，普通民众思想受限、人身受限太多。
虽然，不必苛责留言者之流、更毋需加罪普通民众，但是，关于“青天臆症”的事情，我想，还是有必要辨析清楚、讲说明白的：
第一、对社会治理者的要求，仅仅靠期盼“青天”、仅仅靠出现“青天”，这，完全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出路；而且，这，会被留言者之流讥笑为“青天臆症”——尽管留言者之流自身就有严重的“青天臆症”，只是他们不愿承认、不敢承认、或者因为没有自知能力而不能承认。
第二、在社会治理结构中，个别“青天”的存在，不但无法实现社会的最终完善；相反，个别“青天”的存在，甚至还可能阻碍社会向完善的方向发展——而且，个别“青天”的存在，往往还会导致民众走向歧途，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个人”，而非体制、规则、法度。
第三、必须清楚，在当下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只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公正的法律制度约束，才是社会臻于理想状态的主要通途。
第四、社会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前路漫漫，即便是坚忍不拔地努力前行，要想企及目标、达成理想，仍有很多的困难要去克服，仍有很长的途程要去行走。
第五、关于社会治理，无论如何，奋力行进的脚步，永远都不能停顿。
基于以上粗浅的认知，我简单回复了留言者几个字：
“论断下得太勇，希望做人也如此有勇！从来就不相信什么青天、黑天、红天……他们都应该当做贼来监督看管，从古到今都一样……”
既然要把他们当作“贼”来监督看管，那么，就要有立论的依据。
社会治理，说白了，最后都要落脚在对人的治理。
对人的治理，一般而言，都是自上而下的治理。
既然是自上而下，那么，对人的治理，首先是对社会治理者的管理。
论点已经摆明，那就是，必须把社会治理者当作“贼”来监督看管。
这话一说出来，很多人可能会不舒服。但是，这并不是恶意攻击，而是有所依据。
这依据，还得从人性说起。
关于人性，有人说，人性本善；有人说，人性本恶；有人说，人性无善无恶；有人说，人性取决于后天的环境……
关于人性的事情，说起来，的确非常复杂。所有关于人性的论断，公允地说，粗看起来，似乎都有道理；细想起来，似乎又都站不住脚。
人性问题，是哲学的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此处无需展开，一切，都留给哲学家，且由他们去研究讨论吧。
这里，只说社会治理者与人性的关系。
必须把社会治理者当作“贼”来监督看管，这，和人性又有什么关系呢？
要说对社会治理者的管理，那就先说管理。
依我之见，管理的立足点，应该是从人性本恶的角度出发的。
或者，可以这么说：
管理的立足点，至少不是从人性本善的视野来立意的。
正因为人性中有恶的一面，所以，人才会用种种制度来界定、来限制、来束缚人，这大约就是管理的初衷。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做这样简单的理解：
制度，对于遵守规则的人来说，似乎是没有多大作用的；
制度，似乎就是针对不守规则的人制定的。
基于此，从管理最原始的意旨出发，在面对大大小小的社会治理者时，特别是面对那些声称可以为民众代言、替民众做主、为民主谋福利者的社会治理者时，大家要做的：
首先，是必须断了“青天”的念想；
其次，一定不能寄希望于他们自身有所谓的大道德与高觉悟；
再者，也不能寄希望于类似于口碑一类的东西。
此外，在面对这些人时：
就是要树立人性本恶的观念；
就是要把他们当贼来防；
就是要有完备的体制、规则、法度对他们进行约束；
就是要有严厉的法律、规条作为惩罚的手段。
这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人类总是要走向未来的，所以，上文说的，都是未来的事。
下面，再来说一说以往的事。
在专制社会中，虽然也有制度，但是，制度的弹性比较大，而且，权力越大的人，越是能跳脱制度的限制与制裁，这是人治的缺陷。
人治缺陷的存在，使得制度的不确定性无限上升。在制度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治社会之中，常常会强调神明、上天的威势，并以此来警示社会治理者；另外，人治社会之中，还常常会寄望社会治理者通过道德自律来进行自我管理。
于是，在古代的历史中，便有了所谓“戒石箴”的出现。
那么，什么是戒石箴呢？
戒石箴，就是刻在石头上，用以警戒官吏的箴铭。
所谓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内容以告诫规劝为主，属于规戒性质的韵文。所谓铭，是刻在器物或碑石上，兼有规戒、褒赞作用的韵文。因为箴与铭的作用有相似之处，故而，后人多将二者连称为箴铭。
后世有人认为，自汉至唐，并没有官方正式规定、需要统一颁行的戒石箴。
不过，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确证，在唐代时，就已经有了戒石箴，而且，时间早至唐玄宗朝。
据《欧阳修集》卷一三九·集古录跋尾卷六《唐令长新戒〈开元中〉》记载：
“右《令长新戒》。唐开元之治盛矣，玄宗尝自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犹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为贵也。玄宗自除内难，遂致太平，世徒以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兴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谓为政知本末矣。然鲜克有终，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内，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处，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阳。”
也就是是说，唐玄宗（李隆基，公元712年～公元756年在位）当政时期，就已经有了类似后来戒石箴的《令长新戒》刻石。
到了欧阳修所在的北宋时期，仍然有《令长新戒》的刻石存世。
欧阳修自己还收集到唐代《令长新戒》的刻石六块。
这六块刻石，其一得之于河内（今属河南沁阳）；其二得于虞城（河南商丘）；其三不知所得之处；其四得之于汜[sì]水（今属南荥[xíng]阳）；其五得于穰[ráng]（穰县，明初废除，今属河南南阳）；六得于舞阳（今属河南漯[luò]河）。
《令长新戒》（有人名其为《敕虞城令长新戒》），其文如下：
我求令长，保刈下人。
人之不安，必有所因。
侵渔浸广，赋役不均。
使之离散，莫保其身。
征兹善理，寄尔良臣。
与之革故，政在维新。
讽风变俗，背伪归真。
教先于富，惠恤于贫。
无大无小，以躬以亲。
青旌劝农，其惟在勤。
墨绶令行，孰不攸遵。
曷云效之，我泽如春。
关于此文，另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中开元二十四年（丙子，公元七三六年）》载：
“二月，甲寅，宴新除县令于朝堂，上作《令长新戒》一篇，赐天下县令。”
可知，李隆基确有《令长新戒》，也曾颁赐天下县令。至于朝廷是否要求对《令长新戒》刻石，史籍并无明文。
《令长新戒》内容，是劝诫的县令，主要要求县令们要做到：
不可侵渔百姓，不能赋役不均；
必须革除旧制，必须行政维新；
需要导引风习，需要去伪存真；
教化施于富厚，恩惠周济困贫；
事情或大或小，必须用心躬亲；
劝诫农人勤作，施令民众须遵。
根据以上资料，欧阳修确认戒石箴出现在唐玄宗时，不为无见。
戒石箴的出现，大多数的记载，都认为是在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戒石箴的发起和推行者，是后蜀的末代皇帝孟昶[chǎng]。
先说后蜀。
后蜀（公元934年～公元965年），又称孟蜀，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之一，为孟知祥（公元874年～公元934年）所建，都城在成都（今四川成都）。后蜀盛时，疆域涵盖今四川大部、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较前蜀而言，后蜀的疆域要小一些，具体表现在后蜀的疆域东线和北线上：东线由襄樊退至重庆一带，北线由甘陕退到广元。
再说孟昶。
孟昶（公元919年～公元965年，公元934年～公元965年在位），初名仁赞，字保元，祖籍邢州龙岗（今河北邢台），生于太原（今山西太原），后蜀高祖孟知祥第三子。明德元年（公元934年），在位仅七个月的孟知祥去世，孟昶即位；他诛杀了恃功骄横的大将李仁罕，慑服满朝；又攻取秦、凤、阶、成四州，尽有前蜀之地。孟昶在位三十二年，适逢中原多故，其境内少有战事，故而，经济得到发展，但孟昶本人颇为奢侈淫靡。广政二十七年（公元964年），宋太祖赵匡胤派王全斌等伐蜀。次年（公元965年），孟昶降宋，被俘至京师，拜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秦国公，旋卒，追赠尚书令、楚王，谥恭孝。孟昶好学能文，《全唐诗》存其词一首（《玉楼春·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暖。帘开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寂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孟昶主政后蜀时，在其治下的诸邑颁布戒石箴。
孟昶戒石箴的内容，共二十四句，九十六字，具体如下：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
托之令长，抚养惠绥。
政存三异，道在七丝。
驱鸡为理，留犊为规。
宽猛得所，风俗可移。
无令侵削，无使疮痍。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赋与是公，军国是资。
朕之赏罚，固不逾时。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为民父母，莫不仁慈。
勉尔日戒，本朕密思。
此箴虽为古文，今人读来，也算晓畅易懂，故而，无需做太多的解释。
宋朝统一天下之后，大约是觉得戒石箴还是有一定的劝诫、警示、宣传、教化的功能与作用，所以，赵匡胤在天下颁行戒石箴。
赵匡胤对孟昶的戒石箴删繁就简，只摘录了其中的四句：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到了宋高宗（赵构）绍兴时期（公元1131年～公元1162年），朝廷还以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所写的戒石箴为范本，命令州县的官员刻石，置于座右（即所谓的座右铭），以时时警戒。
因赵匡胤删定后的戒石铭简单明了，容易记忆，加之推行范围广大，所以，后人多以为此四句箴铭出自赵氏其手，非也！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癸巳，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将治所迁移至钱塘，参政徐琰对戒石箴进行了修改，其文如下：
天有昭鉴，国有明法。
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徐琰又是何人呢？
徐琰（约公元1220年～公元1301年），字子方（一作子芳），号容斋，一号养斋，自号汶叟，东平（今属山东省）人。元代官员、文学家（散曲家），“东平四杰”之一。少有文才，曾肄业于东平府学（元代东平府学宋子贞作新庙学，请前进士康晔、王磐为教官，教授生徒几百人，培养的闫复、徐琰、孟祺、李谦等号称元“东平四杰”，学成入仕后，皆为元初名宦）。元世祖至元初年，受人推荐入朝，任职太常寺，后出为陕西行省郎中。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以陕西省郎中充任莱芜铁冶提举司提举，官职为五品。当时，始立官冶，到任后，即忙于创制坑冶，发展三千户，专门从事冶炼，并减免其一半租税，创立通利、宝成、锟铻三监，监下设立冶户役丁，燃炼熔铸，政策非常周全。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为岭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迁江南浙西肃政廉访使、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召拜学士承旨。文名显于当时，曾主持杭州西湖书院，与侯克中、王恽、姚燧、吴澄等有交谊，著有双调《沉醉东风》，《蟾宫曲》等；另著有《爱兰轩诗集》及《泰山萃美亭记》。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到明代时，府、州、县的甬道中，还有戒石亭存在，其南面刻着“公生明”三大字，北面则刻着赵匡胤所删定的戒石箴十六字。这个时候，徐琰所改的戒石箴文字，已经不复留存了。戒石亭也就是此时民间常说的“公生明亭”。
至此，戒石箴已说完。
对于有良知的社会治理者，便无戒石箴，他也会戒心；对于人性本恶的社会治理者，仅有戒石箴，而无制度监管、刑罚惩处，多会无奈其何。
要根除“青天癔症”、完善社会制度、有效管理社会治理者，戒石箴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最终，一切还是要回归到体制与制度层面，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文末，再强调一下，还是必须说，一切的根本，都在体制、都在制度。
参考资料：
1、《全唐文》第02部·卷一百二十九·孟昶（後蜀後主）《戒石文》
2、宋欧阳修《欧阳修集》卷一三九·集古录跋尾卷六《唐令长新戒〈开元中〉》
3、宋洪迈《容斋续笔》卷第一《戒石铭》
4、明余永麟《北窗琐语》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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