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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身份低贱却讨厌劳累，手里没钱却讨厌困苦，穷途末路却讨厌羞辱，这三种做法都是招灾惹祸的根苗。天下通行的道理是：“身份低贱”并没有与“劳累”相约在一起，但是，只要你身份低贱，劳累就自然而然地降临；“手里没钱”并没有与“困苦”相约在一起，但是，只要手里没钱，困苦就自然而然降临；“穷途末路”并没有与“羞辱”相约在一起，但是，只要你穷途末路，羞辱就自然而然降临。不懂得后一种现象是伴生的，却想杜绝它，这就会自找灾祸。
君子的看法是：劳累是低贱者的正常状态，困苦是无钱者的正常状态，羞辱是末路者的正常状态。那些出现灾祸的人，只不过是不安于正常状态罢了。愿意把自己摆在劳累的位置上，身份低贱也能平安；愿意把自己摆在困苦的位置上，家里没钱也能平安；愿意把自己摆在羞辱的位置上，穷途末路也能平安。作为一个春秋时期的小国，也是这个道理呀。息国作为一个诸侯，太小了。在大诸侯国之间生存，自感危险和畏惧，谨小慎微，尚且害怕不能自我保全，哪里还敢与大国争短长呢？在息国与郑国发生唇舌之争的时候，如果息国能够把自己摆在小国地位上，那么郑国一定不会因为唇舌之争而起兵端，息国也就不一定会被郑国打败。然而，息侯按捺不住一天的忿恨，忘记自己弱小而进兵冒犯大国，这是自取败亡。而且，息国还一下子犯下了“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五不韪的全部罪责。然而，郑国与息国有唇舌之争，郑国不派兵攻打息国，息国反而先派兵攻打郑国，这又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是因为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国，时常怀疑别人会欺负自己，所以，忿恨心就容易产生，这就是息国军队先行攻打郑国的原因。这种弱势下的心态，不仅仅息侯是这样的，只要处在困阨的弱势地位上，人们最感到心意难平的，莫过于外来的欺陵。（对于这种情况）我要讲这一个道理：当我处在尊贵地位上时，别人奉承我，并不是在奉承我本人，而是在奉承我身后那个尊贵的地位；当我处在贫贱地位上时，别人欺负我，并不是在欺负我本人，而是在欺负我身后的那个低贱的地位。怎样才能知道这个道理呢？假设我先尊贵而后变贫贱，我还是那个我，并没有改变，但是，奉承我的突然变成欺负我的，这个时候回头看看，过去奉承我的，难道是真的在奉承我本人吗？假设我先贫贱而后变尊贵，那些欺负我的突然变成奉承我的，这个时候回头看看，过去欺负我的，难道真的是欺负我吗？（认真想一想，就知道了。）大家奉承尊重的地位罢了，我本人有什么可以高兴的呢？大家欺负贫贱的地位罢了，我又为什么要愤怒呢？我的心态是我自己的心态（与地位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还是抓紧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哪里有工夫去掺乎由地位变化引发的奉承之喜和欺负之怒？
《东莱博议·息侯伐郑》
居贱恶劳，居贫恶困，居难恶辱，皆祸之招也。天下之理：贱不与劳期，而劳自至；贫不与困期，而困自至；难不与辱期，而辱自至。不知其不可离，而欲离之，此自投于祸也。君子以为：劳者贱之常，困者贫之常，辱者难之常。彼其所以冒于祸者，特不能处其常而已。自处于劳则在贱而安矣，自处于困，则在贫而安矣；自处于辱，则在难而安矣。处小国之道，亦犹是也。息之为息，至微也。介乎大国之间，栗栗危惧，犹恐不保，况敢与人争较哉？当其与郑违言之际，能自处于小国之常，则郑必不能自违于息，息亦未必取败于郑。今乃不胜一朝之忿，忘小而犯大，宜其自覆败，而五不韪之责皆萃其身也。然郑、息有违言，郑不加兵于息，息反先加兵于郑，何耶？盖小国之心，常疑人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师所以先动也，是心也，百特自侯为然，凡人之处困阨，其最不平者，莫甚于人之陵。吾将有以晓之：当贵盛之时，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贵者也；当贫贱之时，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贱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我先贵而后贱，我之为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变而见陵，则回视前日之奉我者，岂真奉我乎？使我先贱而后贵，而陵我者遽变而见奉，则回视前日之陵我者，岂真陵我乎？彼自奉贵耳，我为何而喜？彼自陵贱者耳，我为何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将治我之事也，何暇助贵者之喜，助贱者之怒哉？
【附评】
李本宁曰：“立论感慨，宋儒绝妙文字。”朱字绿曰：“通篇分两段，前半篇安常立论，后半穷人情之变，见常之所以当安，只是一意。”张明德曰：“从人情中提出一段至理，世情翻翻覆覆，一经先生道破，真有无入不得气象，非学问到优入对域田地，岂能梦见此等境界？”
附：《息侯伐郑》
鲁隐公十一年，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境，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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