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次讲了《诗经》的《关雎》，讲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讲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君子碰见淑女，当琴遇见瑟，当钟鼓遇见美丽的爱情生活，那就是中国文化乃至爱情文化最期待的“中和之美”。所以连孔夫子都盛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那就是最好的爱情与婚姻：最适合的人，最合适的爱。
可是茫茫人世间，这种适合、这种合适又是何其地难得啊！有时终于在万千人海中，遇见那个对的人，却不是对的地方、却不是对的时间，即便心有慈悲，却最终无可奈何。那种惆怅、那种哀婉，不禁让人扼腕叹息。今天我们就来赏读一首小诗，来看一看那种人人皆有，却欲诉则难的怅惘与痴情。这是一首没有题目、没有作者的小诗，短短二十个字，却说尽了人世间的惆怅与无奈。诗云：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我想电波那畔的你，听到如此熟悉的诗句，肯定会心中诧异，肯定会想，这诗我很熟啊！怎么会才短短四句呢？很多年前它就在网上被评为“十大最美古诗”之一。大家熟悉的这诗远不止这短短四句，流传甚广，尤其是后面的语句流传得更广。网上流传的版本确实很长，“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化蝶去寻花，夜夜栖芳草”。事实上除了网上流传甚广的这个版本，还有媒体上、平面纸媒上流传的版本。可见一句“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感慨，打动了这人世间多少颗无奈而惆怅的心灵！事实上不论是媒体流传版，还是网络流传版，其实都是今人在这首五言小诗的基础上做出的现实的发挥与拓展式的创作。原来的五言短诗本来就来自民间，来自最生活的创作。它其实没有诗体，它和无数首这样的短诗、小诗合起来被称为“铜官窑瓷器题诗”。
长沙铜官窑的窑址位于今天湖南长沙市望城区的丁字镇附近。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从北方迁来的窑工大量聚集于此，他们与当地的居民共同烧造陶瓷，因为旁边有著名的石诸湖，所以称之为“石诸窑”。当时北方战乱、南方偏安，长沙铜官窑又紧邻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运输极其方便。后来它与浙江的越窑、河北的邢窑并称为唐代“三大出口瓷窑”，另外它还是釉下彩陶瓷的发源地。当时的瓷器南方以青瓷为主，那北方呢则以白瓷为主，色彩都比较单一。长沙的铜官窑，创造性地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就是把铜铁等呈色剂掺入颜料，用笔蘸上颜料直接在未烧制的瓷胎上绘饰图案，然后再覆盖上一层釉，入窑烧制。通过熟练掌握温度，使瓷器上呈现褐色、绿色、酱色、铜红色等一种或者多种的色彩，这就是釉下彩技术。因为这种技术的创造性发明，长沙铜官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里程碑。
事实上铜官窑瓷的艺术表现还不止于釉下彩的创造发明，那些心灵手巧的窑工们还创造性地把民间的一些短小诗句，烧制于陶器之上。虽然我们并不完全确知这些精美的五言小诗它们到底是来自于民间，还是陶工的自由创作，但它们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全唐诗》的不足，对研究唐诗而言都是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所以《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都专门收录了长沙“铜官窑瓷器题诗”。在已知整理编辑的“铜官窑瓷器题诗”中，最最有名的就是这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原诗和绝大多数“铜官窑题诗”一样，都是精短的五言小品。按诗歌体裁来分，其实绝大多数都像这首诗一样属于“五古”，当然其中也有可以类似于绝句诗的创作，除了极少部分的六言与七言，绝大多数都是五言四句。所以我个人也经常猜想，大概唐诗原作的这首“君生我未生”，或者也未必只有四句，可能是由于要题写在瓷器上的原因，所以当时的陶工可能只题了四句而已。当然这纯属猜想，毫无文献证据。我个人由此猜想是因为我们一读到这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就觉得意犹未尽，就觉得无限地怅惘与人生的无奈，才刚刚开始浅斟低唱。于是其后还有无尽隽永的意味，仿佛想要脱口而出，所以就有了今天比原诗还要流传广泛的网络版、媒体版的二次创作。
当然所有的二次创作中，凭心而论，最成功的、最出彩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念到的那个网络流传版的创作。它的作者其实是江西诗人程东武先生。程先生生于1972年，与我同年，他在20多年前就能续作如此，实在让人感佩！程先生的创作，它的章法结构特别的精致、工稳。“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忘年恋，而“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隐隐是一段无望的、令人悲伤的忘年恋。请注意这里的倾述口吻，她的主角毫无疑问应该是那段忘年恋中的那个少年或者少女。她/他拥有的是青春，而她/他爱的那个人，拥有的是沧桑。他们想要共同拥有爱情，可是在现实的荒凉和无奈里却那么难。所以，年轻率真的她/他直言其恨，说“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对这种心态的续作，程东武先生完成的特别好，他的第二章就把这种心态深化并升华。
第二章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依然说恨，但恨里却有着对爱情的美好的希望。既然能在时光的无涯与无边的人海里，最终遇到你，可只差了那么一点点，便让今生充满了遗憾。如果有三生三世，如果还有下一生，我愿为你开遍十里桃花，在春风正好、岁月正好时与你倾心相遇。那样的一生，日日与君欢好，那样的生命与爱情又是何等的美妙！接下来程东武先生很聪明地转换了视角，前两章应该是忘年恋中那个年少者的心声，后两章与之对应就是忘年恋中那个年长者的心声“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这种复环式的表述，很容易把“君”与“我”进行排列组合式的颠倒，简直就是承接“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自然而来，让人感觉是脱口而出，所以程东武先生的续作让人感觉与原作浑然一体。所以我个人也猜测原诗可能不止开始的四句，因为“君”与“我”的这种相互环复的表述，在诗歌中是非常常见的，是几欲脱口而出的、是自然而然的，可惜我们看不到任何文献上和考古上的证据。当然，幸运的是程东武先生帮我们补齐了这种遗憾。自长者的视角而发感慨“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这种感慨相比较于年少者的感慨，更沉郁、更阔大。虽然不直言其恨，但天涯海角之隔，近在咫尺却此生无望，这种伤痛大概更蕴籍、更深厚。
所以大概是受了这一句的启发，程东武先生还有一首著名的《飞鸟与鱼》，又题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那也是网络上一度疯传的名作。甚至《读者》杂志在转载此诗的时候，误以为是出自泰戈尔的《飞鸟集》。程东武先生两首作品，一首古诗的续作让人误以为是“十大最美古诗”；一首白话的现代诗创作让人误以为是泰戈尔的作品，大概程先生凭此也足以笑傲江湖了。那首《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说到“飞鸟”与“鱼”，诗云：“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翱翔天际，一个却深潜海底，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样的语句简直直击人心，让人百感交集。“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咫尺天涯，咫尺天堑，那隔开了你我的、隔开了爱情的，到底是什么呀？只是时光，只是天涯海角吗？年长者也向往爱情，但毕竟还充了满慈悲。所以最后一章，他说“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化蝶去寻花，夜夜栖芳草”，这也是与“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相对应，讲了爱情遗憾中的某种希望，为悲伤的人生添一抹亮丽的色彩。用“蝶恋花”、“栖芳草”寄寓了某种期望，可能也包含着一些对年少者的宽慰。当然这个“蝶恋花”、“栖芳草”的意象，我个人认为在程先生全部续作的这首诗中显得稍弱了一些。在意象与意境的构造上稍失纤巧，于前此语句的古朴、朴直相比，稍显得弱了一些。但凭心而论，在总体上呈现出的这首续作还是非常完美的。
我每读这首诗，不论是它的原作还是续作，每读“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每读“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心中便生出无限的感慨，眼前便浮现出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与张兆和、徐悲鸿与孙多慈、郁达夫与王映霞，还有张爱玲与赖雅，当然还有这些年来不断被人提及、最近网上还纷纷扬扬、喧嚣不断的杨振宁与翁帆女士。这里面有修成正果的，比如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与张兆和；也有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比如张爱玲与赖雅，比如杨振宁与翁帆。但我觉得最契合这首诗的诗境的，就是徐悲鸿与他的学生孙多慈的“慈悲之恋”。徐悲鸿很长一段时间曾执教于国立中央大学，是我们学校令人景仰的前辈大师。他的艺术成就世所公认，但我每从校园中悲鸿先生的塑像面前经过，便总是忍不住地想起那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来。徐悲鸿和他的原配夫人蒋碧薇原本也是一见钟情，蒋碧薇遇见徐悲鸿时已然订了亲，可她既然遇见了悲鸿的爱情，便不甘心只慨叹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时”。虽然当时的社会礼法制度犹在，但幸而“生同时”的蒋碧薇与徐悲鸿在经历种种挫折后，终于于1917年一起私奔东渡，去了日本。按理说夫妻两人琴瑟之合，可是所谓“七年之痒”、所谓“婚姻竟成爱情的坟墓”，家庭生活中因为蒋碧薇的强势，两人渐渐因性格产生了很多矛盾。后来留学欧洲的徐悲鸿夫妇，在中国驻德公使馆的一次酒会上，结识了年轻潇洒的青年画家张道藩。张道藩后来成为国民党CC系的骨干人物，手段自是不一般。因为家庭生活的苦闷，因为年轻的张道藩的追求，蒋碧微曾经投入过张道藩的怀抱，当然有一段时间蒋碧薇理智地结束过这段感情，可是虽然内向的徐悲鸿对于这段闹得风风雨雨的婚外恋却并不可能不知情。
就是在这种夫妻关系中，1931年，一个性格温婉、名叫孙多慈的姑娘，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的美术系。孙多慈比徐悲鸿先生整整小28岁，她也是徐悲鸿先生自己认为所有学生中最有天赋，尤其在绘画上最能与悲鸿先生心境相通的一个学生。加之孙多慈清秀俊丽、性格温婉，二人几乎不必说“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或者“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便自然而然的、如水到渠成般产生了感情。据资料记载，徐悲鸿曾与孙多慈二人合绘一幅“台城夜月图”，画中悲鸿先生席地而坐，而孙多慈侍立一旁，围巾飘扬。天际一轮明月朗朗、意蕴清幽，那种师生之间的情谊、两人之间的情感无需多言，一切跃然画幅之上。台城就在今天的玄武湖边，我每于月下散步于台城，要么想起“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要么就会想起徐悲鸿与孙多慈“慈悲之恋”的那幅“台城夜月图”来。蒋碧薇的激烈性格是不能允许，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的丈夫悲鸿身上的。在得知二人的隐情之后，蒋碧薇甚至到学校、到宿舍大闹。当然她直接到中央大学的女生宿舍找到孙多慈，说要给她颜色看，这与其说是一个警告，不如说是一个女人捍卫她婚姻的本能，但是她的个性、她的性格让她逐渐丧失了理智。她一方面在家里跟徐悲鸿大闹，另一方面指使人对孙多慈进行人身攻击，不是把她的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加上不堪入目的污秽之言加以诋毁，就是用刀把孙多慈的画作捅破，并且恫吓她“我将像对付这张画一样对付你”。而那幅著名的孙、徐二人的“台城夜月图”，有一种说法最终被蒋碧薇发现，撕得粉碎。徐悲鸿与孙多慈无奈之下，各自转身，但即使这样蒋碧薇也不能原谅。在徐悲鸿的南京公馆落成的时候，孙多慈曾以学生的身份送来枫树树苗百棵，但蒋碧薇盛怒之下，让佣人把枫树苗全部折断，当柴火烧掉。徐悲鸿痛心无奈之余，遂将公馆称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以记此事。
后来抗战爆发，孙多慈一家辗转流离到了长沙，乱世之中，徐悲鸿伸出援助之手，将孙多慈全家接到桂林。此时的徐悲鸿与蒋碧薇早已分居多年，在桂林徐悲鸿与孙多慈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几个月的时间。几个月后，徐悲鸿痛下决心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与蒋碧薇离婚的启示。他的朋友沈宜申拿着这张报纸去见孙多慈的父亲，想极力促成徐悲鸿和孙多慈的婚事。哪知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那位大军阀孙传芳的族亲，在这件事上坚决反对，甚至到最后带着全家离开了桂林。后来徐悲鸿应邀去印度讲学，一去四、五年不归，而这时的孙多慈已迫于父命，嫁给了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经历了红尘情劫之痛的徐悲鸿续娶廖静文为妻，为徐、孙的“慈悲之恋”，画上了无奈的句号。之所以说“慈悲之恋”，一者徐悲鸿的“悲”、孙多慈的“慈”合起来正是“慈悲”二字；二则他们的恋情在世人看来那么无奈，那么伤感。这一场爱情与婚姻的战争中没有一个胜利者。蒋碧薇重又投入到张道藩的怀抱，却终究不得名分，晚年孤独终老，凄清离世；孙多慈所嫁的许绍棣，虽然位高权重，却是一个超级党徒，人品极其卑劣，而且还是好色之徒，后来他还成为郁达夫、王映霞婚变的第三者；徐悲鸿“哀莫大于心死”，幸好有廖静文的照料。1953年9月，一代国画大师悲鸿先生在北京病逝，这是怎样让人唏嘘感慨的“慈悲之恋”啊！在这样的人世间、在这样的人生里、在这样的恋情里，很难说简单的对与错。只能怪命运、只能怪造化弄人、只能怪“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只能怪“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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