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十七世纪创作的一部长篇反骑士小说。
故事发生时，欧洲的骑士已没落了一个多世纪。但主人翁堂吉诃德由于读骑士文学入了迷，竟然骑上一匹瘦弱的老马“驽骍难得”，找到了一柄生了锈的长矛，戴着破了洞的头盔，要去当游侠，除强扶弱，匡扶正义，为人民打抱不平。他雇了一个农民桑丘·潘沙做侍从，骑了一头驴儿跟在后面，就开始闯荡江湖了。由于他完全失掉对现实的感觉，而陷入漫无边际的幻想中，唯心地对待一切，处理一切，因此一路上吃了不少亏，闹了很多笑话。
比如他把乡村客店当作城堡，把老板当作城堡的主人，硬要老板封他为骑士；比如他把旋转的风车当作巨人，冲上去和他大战一场，弄得遍体鳞伤；再比如他把羊群当作军队，冲上去与之厮杀，结果被牧童用石子打肿了脸面，打落了牙齿......
堂吉诃德不满现实，想改造现实。但他最大的弱点是他不清楚他所要改造的是什么样的现实，和怎样去改造现实。于是在幻想中臆造了他的现实环境，并用脱离现实的手段，实施了荒唐可笑的行动。用一百多年前的骑士的道德行之于当世，用昨天的思维做今天的事。由于他的愿望不切实际，行为荒诞可笑，所以处处碰壁，好心不得好报，甚至险些丧命。
堂吉诃德的做法看起来是十分可笑的。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不少与之相类似的人，名列春秋五霸的宋襄公就是其中一个。
二
宋襄公幼时便有贤名。他这个贤名是怎么得来的呢？靠的就是“让国”。简单地说，就是把本属于自己的国君之位让给别人。我们知道，古代让国的故事有很多，只要沾上让国之名，就会被当世或后世人认为是贤德之人。比如孤竹国的王子伯夷和叔齐，比如周太王的儿子太伯和伯雍、吴国的王子季札等。
宋襄公名兹甫，是宋国国君宋桓公的次子，因为系正室所出，所以为嫡子。兹甫还有个庶兄叫目夷，因目夷的母亲只是地位一般的妾侍，因此为庶子。按照当时的继承体制，兹甫本应是继位之人。但他却在父亲面前恳求，说目夷比他仁义，要把太子之位让给庶兄目夷。
目夷知道后，坚决不肯接受太子之位，并说：“能够把国家让给我，这不就是最大的仁义吗？我再仁义，也赶不上弟弟啊！况且废嫡立庶，也不合制度啊”。为了躲避弟弟的让贤，目夷逃到了卫国。所以，兹甫的太子之位虽然没有让出去，但他“让国”的贤名却传播开来。后来，宋襄公即位后，任命目夷为丞相。
三
齐桓公死后，中原诸侯霸主之位空缺。宋襄公认为自己资格最老，便想效法齐桓公，会合诸侯，以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但他所走的路径却与齐国有所不同。齐国国力雄厚，经济发达，行的是尊王攘夷之道而称霸天下。宋国地处中原东南，为抗击南蛮和东夷第一线，国力不济，所以只能行外交手段，寄希望以仁义感化蛮夷。这虽然很不切实际，但也是无奈之举。
宋襄公十年，他广约曹、滕、君邾、鄫等东方小国会盟于曹国南鄙，共谋仁服东夷之策。没想到的是各国都非常不给面子，不来的不来，迟到的迟到，这让宋襄公有些出离愤怒了。等啊等，一直等到花儿也快谢了，却还有一个鄫国没到。没办法，曹南之会只得草草收场。
曹南之会结束后许久，鄫国代表团才悠哉悠哉走到曹国南边的邾国。鄫子为表弥补，要求单独与邾文公会盟。宋襄公却命令邾文公把鄫子给绑了，送到宋都东南的雎水河畔去祭神。说是以此仁义之举，来感服东夷。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宋襄公不是一个仁德君主吗，怎么能杀一个一国之君来祭神呢？如此仁义真是亘古未见。
其实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宋国原是殷商的后裔，宋襄公就常常自称“亡国之后”。而殷人尚鬼神，甚至崇尚到了一种离谱的地步。殷人祭祀鬼神，不仅用活牲献祭，而且还用活人献祭。他们认为人牲越尊贵，鬼神就越开心，越开心就越会庇佑后人。宋襄公就是这样一个活在过去活在梦中的老古董。
鄫国从商汤时期就是殷商的附属国，身为殷人遗民首领的宋襄公认为自己对鄫子有理所当然的生杀处置权。而所祭祀的雎水之神，就是宋人和东夷人共同信仰的重要神祗。东夷与殷人本是同源，宋襄公杀鄫子献祭，显然想重修殷商遗民与东夷部族的旧好，以求华夏蛮夷大和解。而宋国也可以借助东夷的力量，成为中原的霸主。
从这两则故事来看，宋襄公的性格似乎很矛盾。一面为兄弟让国，一面却又为了称霸用活人祭祀。后人分析认为，宋襄公从来就不是什么善茬。他所谓的让国，有可能是他自己导演、或者是他与宋桓公、目夷集体导演的一出掩人耳目的大戏。毛泽东同志在小学时写过一篇文章叫《宋襄公论》。他认为过让则伪，过谦则骄。兹甫明知这样违反了当时礼法和继承制度，却还要坚持让国，这明显是做给宋桓公和天下人看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博得“仁爱”的美名，是典型的沽名钓誉的假仁假义。
这样看来，他为称霸中原所实施的用鄫子祭神的“仁义”才是他的真面目。“仁义”的背后是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是血淋淋的鲜血和肮脏的东西。然而，时代终究变了，用过去的落后和残暴的手段来处理现在的事务，这种倒行逆施之举，只会是大失人心。
四
宋襄公十二年春，他得到了齐国和楚国的支持，又堂而皇之在鹿地会盟诸侯了。盟会上，宋襄公俨然以盟主自居，引起齐君和楚王的极端不满。后来，宋襄公没有经过齐国、楚国的同意，就约定于当年的秋天再次在盂地会合诸侯。丞相目夷劝谏说：“以小国之力会合诸侯，是祸患哪！”但宋襄公不听。
盂地会盟前，目夷劝宋襄公带上军队，以防有变。宋襄公却说：“是我自己提出来不带军队的，与楚人已约好，怎么能不守信用呢？“坚持不带军队赴会。
到了约定之日，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之君都来了，楚国事先埋伏好了军队。宋襄公和楚成王因为争当诸侯霸主而发生了争执，楚成王一怒之下把宋襄公抓了起来，并带回楚国囚禁了。后来，诸侯在亳地会盟时，在鲁僖公等多方调停下，楚国才把襄公释放了。
宋襄公回国后，听说郑国支持楚成王做诸侯霸主，就率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便派兵向宋国发起攻击。
宋襄公十三年冬，宋和楚在泓水边展开会战。楚军渡河还没有完毕，目夷说：“楚国兵多，我们兵少，趁他们还没有完全渡河，我们可以先发动攻击。”宋襄公不听从。楚国的部队已经全部渡河，但还没有列成阵势。目夷又说：“可以攻击了。”宋襄公说：”等他们布成阵势。“楚国人布成阵势了，宋国人才开始进攻。结果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大腿也受了伤。
宋军吃了败仗，宋国人都埋怨宋襄公不听目夷的意见。宋襄公却教训他们说：“君子不在人家艰难的时候去困窘他，不在人家没有布成阵势的时候击鼓攻击他。”目夷说：“战争以取胜为目的，还说什么君子之道！真的要按您所说的那样，那我们就去当奴隶服侍人家好了，何必还要打仗呢？”此后不到一年，宋襄公就因腿伤发作去世了。
宋襄公死守古代“不鼓不成列”的武士决斗式战法，硬是不肯乘敌“半渡”、“未陈”而攻之，结果身死为天下笑。以今天的观点看来确实很可笑，但你也别以为他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在那儿抽疯。他的那些战法明见于《司马法》，本来就是古代君子必需遵守的竞赛规则，是很符合正大光明的贵族精神的。
《司马法》据说是出自周文王的大司马姜太公之手。其中保留的一些古代战术原则，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争义不争利”等。这与宋、楚泓之战中所说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当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不鼓不成列”的精神是一致的。
它所反应的是西周及其以前的时代的战法。当时交战双方采用的都是大方阵作战，队形呆板笨重，转动不灵，只需一次攻击，胜负即已分清，保持队形严整的一方总能战胜队形不整的另一方。它所提倡的是一种以仁为本的战争观，战胜者只要求对方屈服，而不以争城争地为目的。
到了春秋时，由于诸侯兼并和争霸战争频发，这些战术和原则已成为过时落后的东西。宋襄公却墨守成规，抱着古代的教条奉为圭臬，能不败乎？所以，毛泽东把他讥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五
综上所述，宋襄公和堂吉诃德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就是都食古不化，喜欢用昨天的思维来处理今天的事；行为也相似，两者都荒诞不经，疯颠可笑；结果也差不多，都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但两者却也有着质的不同。堂吉诃德虽然滑稽，但他代表的是高度的道德原则，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对正义的的坚信和对爱情的忠贞等。因而他的行为虽然荒诞可笑但却不可憎。而宋襄公却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他的所有仁德的伪装都是为了他的野心服务的。所以他的仁爱是伪善的，血腥的，令人作呕的。
其实宋襄公从未真正做过霸主，他只是陶醉在一种虚幻的霸主光环里罢了。曹南之会，连几个弹丸小国都不肯鸟他。没奈何，他只好收起仁义的嘴脸，绑了滕国君主，把鄫子送去祭祀河神；鹿上会盟，齐孝公为何支持他？因为当年齐国内乱，就是宋襄公带兵护送他去临淄即位的，不好不给面子，所以只好打个哈哈，虚与委蛇。至于楚成王，本就是个枭雄，早就想入主中原。宋襄公既然请上门来，无异于打磕睡时有人送枕头，自然一拍即合。至于盂地会盟，楚成王是早有准备的，所以借霸主之争，将宋襄公一举拿下，囚禁了起来。
宋襄公想靠走外交路线成就霸主之位，从一开始的指导思想上就错了。春秋龙蛇争霸，一些弱小的国家通过走外交路线苟延残喘求生存，都要仰人鼻息，受尽窝囊气。何况想高居霸主之位，让大国听你颐指气使，这不是在做白日梦嘛！俗话说，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任何时代，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强大才是争霸的王道，此外没有任何捷径可循。
史学家班固在讨论春秋五霸人选之时说：“宋襄伐齐，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传》曰：‘虽文王之战不是过。’知其霸也。《春秋公羊传》也认为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大礼’。实乃君子，甚至可于周文王比肩。”言下之意，宋襄公是春秋时代的道德楷模，即便武功差一些，也足以名列五霸。至此方有些恍然，原来将宋襄公列为五霸，是为了提升春秋五霸的整体道德品位。宋襄公是霸主不错，但只不过是道德上的霸主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军法里有将仁德和战术揉合在一起案例，而后来的兵法则是从古代军法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现象，甚至与古代的战法完全相反。兵法以取胜为目的，剔除了所有虚头巴脑的东西，“兵行诡道”、“兵不厌诈”已经是春秋时期乃至后世的主流战略思想。《孙武兵法》、《吴起兵法》和《司马穰苴兵法》等讲究的都是力量对比，机遇捕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全靠”可行性研究“，根本无道德可言。
所有的战争都是残酷的。战场上“伏尸百万，流血飘杵”，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哪能掺杂半点仁义道德。当年重耳出奔，楚成王以诸侯之礼接待他，并问他“何以为报”。重耳说：“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请辟王三舍。”两军对垒，退让九十里就是最大的恩德了。像晋文公这样的仁德之人，也仅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怎么能完全用古代的军法来指导现在的战事呢？
“事易时移，变法宜矣”。宋襄公式的道德，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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