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确，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古代武术不仅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独特的理论、技术、功法，也形成了一套与武术密切相关的道德体系。
武术在中华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由于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在当今世界众多的体育项目中，武术是个最富哲理的运动，有其五彩缤纷的文化内涵。从武术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文化形态的形式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古典哲学是武术的思想渊源
中国古典哲学的范畴很大，包罗了许多传统思想及学说流派，影响较大者有道家哲学、周易学说、五行学说、太极哲理以及孙子哲学等几个方面。我们将从古典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方面来探讨武术的思想渊源。
古典哲学的本体论
我国古典哲学的本体论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它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气”是“道”的体现，并以“气”的聚散来解释生命的形成，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在古代武术理论中，“气”被视为武术的原力与本根，是武术生命的精微所在。武术 的种种外在形态，如武术功能、神韵、绝技等，均为“气”的演化与体现。由于生命的盛衰变化都是“气”作用的结果，人体“气”的质量好坏决定着生命状态的优劣，因而“气”也被视为武术养生的理论基点。
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点也是本体论的范畴。所谓“天人合一”，既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统一。武术是人体的运动，要达到武术的目的，练武实践必须顺应自然，效仿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达到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寻求发展。
武术的认识论基础
“知行合一”是武术的认识论基础，是武术发展的重要机制。所谓“知行合一”就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的认识首先是切身体悟，进而指导实践，认知与实践是统一的，一致的。这一理论在武术中的表述经常是“学以致用”、“直觉体悟”。中国武术是在一定的社会需要下而产生的，学以致用正是演练武术的宗旨。而武术的意境、神韵等又很难用言语表达，这就要求学者用直觉去领悟体验、进而把握。这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思维的特点。
武术战略思想的基本原则
“反者道之动”的方法论构成了武术战略思想的基本原则。其意思是说，对立的事物向其反面转化是运动的规律。也就是说，刚能克柔，柔也能克刚，强能胜弱，弱也能胜强。因而，中国武术便要求技击必须符合刚柔相济、阴阳和谐等原则。
中国古典哲学对武术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他如基于周易哲学的武术阴阳观，以阴阳八卦化生观念为理论基础的八卦掌，以五行学说为理论思想原则的形意拳，以太极哲理为精髓的太极拳，以及以孙子哲学为指导思想的武术技击战术观等，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典哲学是武术的思想渊源。
二、浓郁的武德观念是武术文化的重要内涵
所谓武德，即武术道德，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所应有的道德品质。
武德的理论很丰富，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萌芽、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上最早的、带有条款性的武德记载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这是对诸侯用兵道德的要求。在武德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直居于封建社会正统地位的儒家仁学逐渐形成了传统武德的主要内容。孔孟仁学的基本思想是以仁慈、忠厚、善良和爱心来待人接物，处理一切人际关系。武德的仁学中心首先表现在练武与修身的统一，习武既是人生品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要求习武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与宏大的胸怀和气魄。其次，武德的仁学中心还体现在武技的运用上。武术的本质是技击，技击必然内含着残酷与暴力。然而武术的仁德精神却要求以制取对方为主，尽量避免杀人取命。以武会友，更是讲究点到为止，以“礼”来规范行为。武术的抱拳礼就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武术礼节，当代武术本着为和平与友谊服务的宗旨，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右手握拳，寓意尚武；左手掩拳，寓意崇德，以武会友；左掌四指并拢，寓意四海武林团结奋进；屈左手拇指，寓意虚心求教，永不自大；两臂屈圆，寓意天下武林是一家。
重诚诺，守信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侠义英雄是武林人物崇尚的美德与人生追求，见义勇为是武林中人显示自我存在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侠之大者乃国家民族之观念。在武德内涵深层最宝贵的是爱国情节。在历史长河中，像荆轲、关羽、岳飞、戚继光、秋瑾等一颗颗闪耀的明星，正是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紧紧地连在一起才铸就了永恒。今天，我们同样应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为中华民族之兴旺繁荣而奉献毕生。
传统的武德精微而博大，源远而流长，但在长期封建伦理思想的影响下，自然带有相当的封建色彩，如“争正宗排异己”、“师命不可违”、“传男不传女”、“为哥儿们义气卖命”等。去其糟粕，其优秀的精华应得到充分肯定与继承。进入现代体育领域的武术运动当然要遵循奥林匹克精神和现代科学文明，使武术充分体现现代体育文明和体育道德。我们提倡的现代武德要把习武同弘扬祖国文化联系起来，培养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形成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忠诚党的武术教育事业，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的武德思想。要求习武者树立理想，为国争光；爱国爱民，见义勇为；尊师爱生，团结互助；修身养性，遵纪守法；文明礼貌，举止端庄，自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三、内家拳对道教文化的传承
内家拳是依据道家和道教哲学及易理建立起来的。其理论技法与道家和道教的本体论、人生论、方法论、认识论以及内丹、养生、医学等有内在的密切关系，是道家和道教文化与武术结合的产物。
因此，可以说，“内家”这一概念的根本内涵不是别的，正是道与武的结合。其特点是：以道为体，以武为用；由武证道，道武合一。相对于少林拳等“外家”拳种拳派，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内家三大拳具有更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文化内涵，它们都不再是较为单纯的技击格斗术，而是力图将道家和道教的传统信仰、精神、理论融会于拳理拳技之中，将其改革成为一种既能满足武术技击这一根本价值，同时又兼具悟道、内练、养生、怡情等道家与道教文化特有价值取向的新武术流派。
由此可见，道教内练文化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为此，内家拳的一系列训练方法和战略原则，都必须服从这一最高的追求。所谓以武演道、以武证道，只是把内家拳作为修道最基础的功夫，它的作用主要是作为修炼内丹功夫的筑基功，是为最基础的练气的功夫。内家拳的走架（武术套路）、站桩无不都是在练气。太极拳的行家都知道，太极拳的走架是活步桩，是为练气，应越慢越好，越柔越好，这样才能出功夫，炼出内劲；反之，打得快了，就失去了练气的意义，更出不了功夫。
从源头上说，中国武术无论外家还是内家，都是源自民间，都是民间武术的进步与升华。中国武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有一定的宗教皈依。比如少林武术，明显归附于佛家文化。佛教文化来自印度，原始佛教并没有武术的内容，而直到原始佛教与中国文化结合，产生了禅宗以后，佛教文化才和原本产生于民间的武术有了亲缘关系。少林武术提出拳禅合一，把佛教的禅定与武术结合起来，一方面，提高了武术的地位，使之具有相当的文化意义，一方面，又由于佛教的修行方法提高了武术训练的心理因素。
以内家拳所代表的道家与道教文化，更是把拳术提高到一个空前未有的地位。拳术不仅仅是赳赳武夫所为，而且也为许多文化人所向往。近代的许多内家拳大师其实本身就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素养。如陈式太极拳的创始人陈王庭、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形意拳大师郭云深、王芗斋等，不仅有相当高的悟性，而且有相当深入的理论素养。这就说明，中国武术在道和武的结合中，其品质也得到了深层次的改造，它所体现的哲学精神与文化内涵也是中国武术的魅力所在。
四、内家拳的最终目的——以武证道
由于内家拳皈依到道家内丹术的性命修炼体系，因此，它必然以修道得道作为最终目的。换句话说，道门的武功，只是修道者们以武演道，以武证道的手段。流传到民间的内家拳，尽管是以武功的形式出现，但只要沿着它的修炼系统深入下去，必然会要以得道为最终目的。
那么，什么是道，道教所说的得道又是一种什么状态？老子《道德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从老子的话中可以看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而且是天地万物之母。换句话说，道是万物生发的根本。所谓求道得道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返本归根，或者说是回归到本源上去。道教发源于先秦的巫术和神仙术。古人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只有修成了神仙才能长生久视，所谓得道的直接意义那就是成仙。明代伍守阳的《金仙论证》还把神仙分为五等，如鬼仙、人仙、地仙、天仙、金仙。五等神仙各为不同的境界，鬼仙、人仙、地仙并没有脱离人世轮回，只是可以延长寿命，只有天仙和金仙才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道教内丹派还有一部重要著作《性命圭旨》，其中有一段话概括了道的特性：“夫道也者，位天地、育万物曰道，揭日月生五行曰道，多于恒河沙数曰道，孤则独无一侣曰道，直入鸿蒙而远归溟滓曰道，善集造化而颉超凡圣曰道，目下机境未兆而突尔灵通曰道，居幽暗而极高明曰道，细入刹尘曰道，大包天地曰道，从无入有曰道，作佛成仙曰道……佛经五千四十八卷也说不到了处，《中庸》三十三章也说不到穷处，《道德》五千余言也说不到极处。道也者，果何谓也？一言以定之曰：气也”。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道既是万物之母，是天地宇宙生发的根据，同时也是我们人身须臾不可离的元气。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武术，从刚猛尚力的外家拳发展以静制动尚柔的内家拳，从专一用于实战的武术，发展到以练气养气为宗的武功，从养生延年发展到性命双修、直入大道，就是因为从元气到大道，这其中有着必然的联系。
从元气逐渐演化成得道，实际上这是道教内丹派修炼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再具体地解释，就是内丹派“炼精化气，练气化神，炼神还虚，还虚合道”的修炼程序。
初习武之人，一开始学了几手总想找机会试试手，这时如果没有师傅管教很容易惹是生非，随着功夫的深入，往往涵养越来越深，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与人动手，特别是练到高深境界的名师，愈练定力愈深，内在涵养愈深。这一点内家拳更为突出，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与人比武较技了，而是修养自己的性命。达到这种境界的武师，性情温和，待人谦虚，与人为善，同时又具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往往那种好勇斗狠者，恰恰是武功水平一般的人。
中国武术一旦与佛道文化融合，也就有了一种特殊的魅力，或者说它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智慧。通过内在心性的修炼，越是功夫深，那么，内在的智慧越是洞明广大，而且，种种外在的功能越是不可估量。
五、武术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武术与传统的文学艺术也具有密切的关系。武术所独有的外在形式美与内在精神美为文学艺术的创造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例如，武侠文学就是在独特的武术影响下产生的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学形式。而武侠文学对正义与真理追求的渲染对武林人物性格的塑造同样产生了积极作用。
（一）武侠精神的由来
《吕氏春秋》中有一则鲁莽勇士的故事：话说齐国有两个勇士，一住城东，一住城西。一天，两人不期而遇，于是坐在一起喝酒。喝了一会儿，一人要去买肉下酒，另一人止住他，说，你我身上有的是肉，还买什么肉。于是两人抽出刀来，在自己身上割肉下酒，至死而止。这两个勇士给人的感觉，一是悲壮，一是鲁莽，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武侠形象，尽管有点夸张，却十分生动地反映出这类人物的风貌：他们性格豪爽，有着过人的勇敢，视死如归。
南朝的王筠也写了一首名为《侠客篇》的诗，诗曰：
侠客趋名利，剑气坐相矜。
黄金涂鞘尾，白玉饰钩膺。
晨驰逸广陌，日暮返平陵。
举鞭向赵李，与君方代兴。
诗中的游侠，仗剑南北，来去迅速，装饰豪华，意气风发，无疑诗人对这个侠客的风神是极为心仪的。
武侠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有勇气，更重要是有“侠”的品质，这一点，《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概括得比较准确。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分析起来，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讲信，重承诺，言必信，行必果；二是重义，为朋友所托，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就是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所流传的侠的精神。直接继承了春秋时的墨子门徒的品质，同时也是儒家精神的内容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争雄天下，竞争日益激烈，斗争日趋复杂，各国无不注意网罗有特殊技艺的人才，出现了养士之风。如齐庄公、晋国的公卿栾盈、楚国的权臣白公胜、吴公子光等都是春秋时养士的名流。战国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四大公子，都曾养士数千人，而不避生死的武侠更是他们刻意搜寻的人才。王公贵族们“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武侠常被委以常人不能的任务，成为政治斗争的特殊工具。
《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秦国灭了韩、魏后，又欲吞并小小的安陵，诡称欲以五百里换安陵，安陵君不同意，派唐且见秦王。秦王骄横地威胁唐且说，先生知道天子发怒吗？一旦天子发起怒来，就会有百万具尸体横陈，流血千里。唐且沉静地回答道，大王可曾听说过布衣之士发怒？秦王轻蔑地回答说，不过是扔了帽子光着脚，呼天抢地而己。唐且说，错了。你说的那是懦夫发怒，而真正的布衣之士一旦动怒，横尸不过两具，流血不过五步，但是天下人将裹素致哀，就像今天这样。说着就挺剑而起，秦王顿时变色，陪罪道，先生请坐，我明白了，韩、魏灭亡而安陵却能以五十里之地保存下来，都是因为有先生啊。
古代武侠并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在做出惊世之举以前，多是混迹于市井中的无名小民。如战国时的朱亥是魏国都城大梁“市井鼓刀屠者”，聂政以屠狗为生，荆轲是一介游民。他们的抱负不同世俗，平时的言行举止也不同于常人，虽然社会地位低下，然而自尊自强，卓然傲立，平交王侯，不为权贵所屈。如贵为王弟的信陵君多次邀请区区屠户朱亥，朱亥却置之不理。
由于武侠可以承担重大使命，而且这些使命常关系到君王的身家性命、社稷国祚，权贵就是利用他们重气节轻性命的品质，降尊折节，对这些人礼遇有加，结为心腹。如吴公子光善待要离、专诸，以便让他们为自己登上王位行刺；魏国严仲子交结聂政以刺丞相侠累；燕太子丹为行刺秦王，尊荆轲为上卿，以山珍海味、车骑美女相待，而且每天亲自登门拜访。一旦武侠感到自己得到尊重和信任，便为知己者去赴汤蹈火，必要时不惜一死，以报知遇之恩。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武侠以生命为代价，为报“知己”在历史上写下了惊心动魄的篇章。
春秋战国时的武侠，给后人以深刻的影响，他们的人格品质为后世不断颂扬，为人们所景仰，他们的言行举止，成为许多后人模仿的榜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成为千古绝唱。
（二）文武双全的人格理想
文武双全是中国古人的人格理想，文人以武学为好，武人以儒侠为尊。古代一般有钱人家的孩子除了要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以外，还有专门的武术老师教授传统武术。风气所及，中国历史上出色的武术家往往也是出色的诗人和文学家，而以文学著名的士人往往也是武术“练家子”，或者对武术有浓厚的兴趣。这种文武交融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唐代的诗人李白（701—762年），其诗歌成就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有诗仙之称。不过，李白早年爱好的是学剑求道，他曾经在青城山和道士学剑，又在山东齐州领过道教的道箓，也就是正式成为道教的弟子。魏颢的《李翰林集·序》就说李白“少任侠，曾手刃数人”。李白的诗有许多也是以剑为题材的，这里，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如：“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谓”（《少年行》）；“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送羽林陶将军》）；“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高冠佩雄剑，长捐韩荆州”（《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等等。
如南宋的岳飞（1103－1142年），是历史上的抗金名将。岳飞小时受业于大武术家周侗，因此武功从小就有很高的造诣。岳飞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最高担任过南宋王朝的枢密副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并且他的弓马骑射以至枪棒武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岳飞的文学功底也相当不错，这里我们可以看看他写的《满江红》词：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无论是辞章还是词境都达到很高的境界，决不是一般水平能够写出来的。同时岳飞的书法成就也很高，从他所留下作品《前后出师表》可以看出，他的草书铁画银钩，酣畅沉雄，便转流行，任笔挥就，浑然天成，艺术成就是相当高的。
南宋还有一个著名的词人辛弃疾（1140一1207年），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与苏东坡齐名，历史上称为“苏辛词”，词风豪放，调境瑰奇。辛弃疾是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被金兵所占。他二十一岁参加耿京领导的抗金武装，为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1169年），奉耿京令南下归宋，宋高宗授以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后来返回山东，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杀害。他一怒之下，率领几十人连夜直奔金营，在数万人中活捉张安国南归。由此可见，辛弃疾武艺十分高强，他创作的词许多都是描写战争和武功的，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词中用许多具体的形象写出了战场的壮阔，并透露了词人对战场情思的留恋和回味。这种壮阔的战场场景以及豪迈而悲壮的情思，如果没有实际生活经历是不可能写得出来的。
（三）武侠的武功
武侠的格斗多为近战，一般都精于刀、剑或匕首等短兵器。如曹沫持匕首劫齐桓公，专诸以匕首刺吴王僚，荆轲以匕首刺秦王，聂政仗剑刺侠累。近距离的格斗，一招不精，便会失败。为了提高技艺，武侠们有游历天下，结交天下豪士，切磋技艺的传统。如荆轲曾去山西榆次，试图与剑技家盖聂论剑，又到赵国邯郸与著名剑侠鲁勾践比武。荆轲刺秦王没有成功，鲁勾践说剑术不精是他失败的原因。
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前期的武侠主要是以一诺千金、慷慨赴死的精神力量名垂青史，那么后期的武侠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则更多的是他们杰出的武技。这与武术和气功本身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武术和气功经过长期发展，在明清趋于成熟，武术和气功开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武侠提供了更加犀利的行侠手段。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著名的“江南大侠”江宁人甘凤池以其深厚的武功闻名天下。他客居京城时，山东济南的力士张大义慕名来访，一定要与甘凤池较量较量。张大义身高八尺，腿力过人，并且在脚趾上裹有铁片，气势汹汹地扑将过来。甘风池倚柱而立，以逸待劳，两人刚一交手，就听见张大义大叫一声，跌倒在地，血流了一靴子，解下靴子一看，铁片已经深深地嵌入脚趾中。
甘凤池不仅精于拳脚和剑法，武技高超，而且善导引服气之术，有布气的能力（即气功发放外气）。据《清史稿·甘凤池传》记载，甘凤池家乡一个姓谭的得了痨病，医治无效，甘凤池就在一个静室里，每天夜里与此人背靠背坐，四十九天后这人的病就治好了。他还有很强的硬功，“手握锡器，能使熔为汁，从指缝中流出”。（《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
还有更神的故事，说甘凤池在客居太仓县张家时，一日在酒宴上闲着玩，于百步之外以棉团做成小球遥击梅花树花朵，上下左右，棉球到处，梅花随之坠地，满座皆惊。这种野史的记载可能有夸张之处，但也多少反映了甘凤池的内功十分了得。
中国武术发展到明清，由于内家拳的发明，武侠们一般都达到了超常能力， 特别是中国武术中的点穴术更是神奇无比。《墨余记》记载了一个故事：明末清初时，上海武侠褚复生的家乡有一个外号叫“独骨”的地痞流氓，会武术，膀阔腰圆，力举千斤，仗着这些本事，在市场上横行霸道。商人不堪其扰，于是大家请褚复生为民除此一害。在一次酒宴上，两人见面。酒过两巡，“独骨”就跳起来，手舞足蹈，捋拳作势，夸耀自己的勇力。褚复生缓缓用筷子在他胸前轻点一下，轻声说道：“你不能坐下来说嘛？”“独骨”重新坐下，直到终席，一言不发。散席后，商人们问褚复生，为什么不与“独骨”交手，他们哪里知道，褚复生用筷子轻点“独骨”时，用了内功。第二天，“独骨”浑身变色，青如蓝靛，不治而亡。
《清史稿》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明末清初的武术家浙江人王来咸，以静制动，以点穴击人的内家功法非常高明。他与人搏击总是按照铜人经络图中标志的经络穴位，精确地点击对手的死穴、晕穴、哑穴等部位。有一次他与著名学者黄宗羲同游天童山，遇到一个不讲道理的和尚少焰。少焰臂力过人，对付四五个人不在话下，以为王来咸可欺。不料刚要接近王来咸，还未来得及施展他一身的蛮力，就被点中穴位，疼痛难禁，使不出半点力气。王来咸以自己高超的武技，行侠仗义，曾替人报仇，但是他为侠有很强的正义感，绝不充当无原则的职业杀手。有人以重金请他杀自己的弟弟，王来咸认为这样做无异于禽兽，因此，坚决拒绝这种不义之举。
（四）武侠与镖师
在下层社会以武为生的群体中，镖师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武林中许多大名鼎鼎的高手既是武侠又干过镖师。如山西祁县心意拳家戴文雄（1778－1873年），曾走镖北京、张家口和包头，留下赫赫名声；擅长昆仑派武功，人称“通臂猿”的胡七，也曾是著名的镖师；人称“京城大侠”的大刀王五是北京源顺镖局的镖师；沧州武英大枪刘德宽是北京永胜镖局的镖师；形意拳武术家李存义（1847－1921年）是万通镖局的镖师；秘宗拳的霍元甲、大成拳的创始人王芗斋也都做过镖师。这些武林高手往往是以保镖为生活手段，而以武功和侠义称誉于武林。
保镖业大约起源于唐宋，因为在古代交通运输非常不便，全靠人力和马车，于是路上的劫匪和强盗相当多，因此必须有保镖护镖，否则路上相当危险。《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那一段，实际上就是一段生动的劫镖的故事。济南知府梁中书为了给蔡京庆寿，将自己搜刮的民财委托武艺高强的青面兽杨志带领十多个军士送到汴京，但却在黄泥岗中了以晁盖为首的梁山好汉的计，喝了众好汉撒了蒙汗药的酒，生辰纲全部被劫走。杨志保镖当时并不是商业行为，他不过是梁中书手下一名军士，送生辰纲是梁中书交给他的任务。
明代随着商业的发展，保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明人徐士俊，写过明代镖师汪十四的故事。当时有许多商人去四川做买卖，过蜀道时，常被掠劫，饱受强盗之害。商人们听到河南新安汪十四，武功高强，善骑射，而且有燕赵侠风，于是恳请汪十四作保镖。汪答应了，于是和数百商人结伴同行，听到山上有弓弦声，汪就弯弓相向，与强盗的箭锋相触，自空中坠落。强盗们很怕他，便不敢对商旅下手。后来汪十四年龄大了，就回乡务农，想过过轻松日子。他一走，土匪又横行起来，商旅们又惨遭抢劫，不得已大家又来到汪十四门下，请他再次出山。于是汪十四又骑马挾弓，重新奔波在崇山峻岭之间。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的发展，南来北往的商旅越来越多，商业性的保镖也就作为一种职业出现了。最初是个体的，到清代初期，由个体逐渐发展到集体的，这就是镖局。镖局是专门护送来往客商及财物、以防途中被人抢劫的商业性机构。客商要求镖局保护的财物叫做镖，由镖局出镖师负责押送，因 此镖师叫保镖。一个镖局生意的好坏是看它能否安全地将自己保护的货物和人送往目的地。因此，镖局十分注意自己的信誉。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劫镖，镖局也就该倒闭了。因此，镖局的经营者，即镖头和局主都由武技高强、交流广泛、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武林高手担任。
镖局的镖师也有被人雇用去保卫达官显贵和富豪的人身安全，但是他们都签有合同，按时收费，不同于卫兵。
旧时北京城里就设有八大镖局，其中最著名的是京都会友镖局。这个镖局是清同治年间，由河北冀县的宋迈伦（1809－1893年），即江湖上素享盛名的“神拳宋老迈”创办的。宋迈伦精于三皇炮捶和大枪术，走镖数十年，从无闪失，后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他曾奋起杀敌，与侵略者战斗。
（五）武侠的文学形象
中国文学史上，以武侠为题材的作品占有相当的分量。唐代的传奇就有描写武侠的作品，如《红线女》、《虬髯客》、《聂隐娘》。明、清以至民国，武侠小说更是大量涌现，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除了情节引人入胜以外，同时也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武侠人物群像。
《三侠五义》
清代光绪年间刊出的石玉昆《三侠五义》以民间流传的北宋名臣包拯的破案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一群江湖侠客的故事。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包公在展昭、白玉堂等侠客的帮助下，受理民冤，神断疑案，同奸臣庞太师父子斗争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侠客们替朝廷剪除叛藩襄阳王党羽的经过。其中锦毛鼠白玉堂的形象十分鲜明，他有着强烈叛逆性格，身怀绝技却心高气傲、目空一切，最终由于自己的冲动和盲动而中了埋伏，惨死在铜网阵中。
《儿女英雄传》
在武侠名著《儿女英雄传》中，成功地描写了一个侠女形象，这就是侠女十三妹。十三妹本名何玉凤，出身于官宦家庭，因其父受害于权臣纪献唐，乃携寡母避居于青云峰，后从一道姑处学得绝世武功，于是驰骋江湖，千里独行，矢志报仇。在荒山能仁寺出手救了淮安知县的公子安骥及落难女子张玉凤，杀光了古庙中的凶僧，并由此演出一幕悲欢离合、最终大团圆的姻缘。十三妹既有千里独行侠的气质，同时也是知书达礼、忠孝节义的化身，作者把她描写成既有“儿女之情”，又有“英雄至性”的“人中龙凤”。实际上，何玉凤身上体现了儒家文化和墨家文化的人格理想，对后世的读书人影响很大。
吕四娘
晚清的笔记小说中还有一个与十三妹类似的女侠——吕四娘。如雁北老人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闻》、柴萼的《梵天庐巡录》、蔡东藩的《清史演义》、许指严的《十叶野闻》和孙剑秋的《吕四娘演义》等笔记、小说中有详细的交待。关于吕四娘的传说有多种多样，但故事的主体都是围绕着刺杀雍正皇帝、报父被杀之仇而展开。
史料中关于吕四娘的记载极少，后人只知道她是清代大儒吕留良的孙女。吕留良，字晚村，浙江石门人，雍正朝一特大文字狱的案主。呂四娘和甘凤池等人合称江南八杰。小说中描写的吕四娘是一个艳若桃李、冷如冰霜、庄重坚强、知书达礼、有恩必酬、有仇必报的豪侠之人，并且身怀绝技。比如《吕四娘演义》中的吕四娘打一套少林拳，无人能匹，她还会飞檐走壁、空中飞剑等。与何玉凤相比较，呂四娘的形象具有更多的神秘色彩，作品更突出了她的武功，而对于她的情感世界关注比较少，其文学形象缺乏立体感，也缺乏更多的传统文化内涵。
武侠文学中的剑侠
剑侠是中国武术文化中最有神秘色彩的人物，这些人大都是隐居深山，练气练剑，很少在江湖和社会上现身，偶然出现，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们如果认真一点，要追问剑侠是否确有其事，其功夫是否如此神奇，十有八九没有答案。原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陈撄宁先生曾经说，他曾经见过民间传说中的峨眉山剑侠梁海滨，并与他交流过练飞剑的口诀。据陈先生说连梁海滨都觉得他知道剑仙的隐修口诀十分难得。这大概是具体的记载，除此以外，有关剑仙的事迹基本上是民间的口头传说和武侠小说的描写。近代描写剑侠最为成功的是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
还珠楼主（1902—1961年），原名李善基，后名李寿民、重庆市长寿县人。他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祖上累代为官。李寿民先生的一生，历经曲折跌宕、极富传奇色彩，他七岁便登过峨眉、青城山，十岁时在他的塾师带领下再登峨眉、青城山。这位王姓塾师不是一个腐儒，他不仅对儒道释有很深的造诣，而且熟悉许多民间传说。他为李寿民导游，随处讲说掌故，如数家珍；他还带李寿民去见峨眉仙峰禅院一位精于功夫的和尚，使李寿民在幼时便学会了佛门的内功。由于有这样的生活基础，还珠楼主在以后的武侠作品中描写了众多的亦仙亦侠的武侠群像和大量瑰奇的场景和情节。有长卷之称的《蜀山剑侠传》最能体现还珠楼主武侠作品的特点，将胜境与神话融为一体，使还珠楼主的武侠之作进入了诗化的境界。这种境界绝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它需要作者具有极丰富的想像力，还珠楼主正具备这样的才能。随便举《蜀山剑侠传》中的一段为例：
来路天边现出大片乌金色的云光，势如潮涌正由东南方飞来，往适才妖人斗处，铺天盖地一般横断过去，其疾如电，飞得又低又广。二女一见，便认出是强仇黑手摩什的妖云，颇似发现自己踪迹仗着他乌金光幕飞行神速、展布又广，赶急追来搜索情景。……二人方自寻思，那乌金云光已然追出老远忽又由极远处飞将回来，势子比前更急，展布也更广大，天被遮黑了半边，似因扑空暴怒，光中发出极猛恶的厉啸。这时，来路上晴空万里，片云不生，皓月明星之下，只见天边乌云万丈，弥漫遥空，中夹千万点小金星，营雨流天，星驰电掣，向妖妇去路疾驰而过，晃眼只剩极小一片乌金色的云影，没入青曼杏霭之中，端的神速已极。
像这样有声有色的奇幻景象，在还珠楼主的作品中也很平常，并非罕见，无须专意搜寻；但是，这样的情境如果不具有神奇的想像力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并且这样的情境在当代中国武侠小说的其他作品中也不多见，这正是还珠楼主不同凡响之处。
当代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艺术成就与影响更是达到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金庸先生以历史长卷的写法，描写了众多性格各异的武侠群像，描写了瑰奇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武侠世界，以及众武侠缠绵细腻的儿女之情，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六、武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严格说来，中国宗教是一个复合体，是各种文化观念、伦理观念、社会观念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其中，由于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比其他任何宗教对武术的影响都要全面而深刻。从技术层面来看，道教的服气、行气、导引、吐纳之术直接为武术所借鉴；从精神与理论层面来看，道教无为、贵柔、主静等思想则指导着武术自身的理论建设和发展，太极拳等内家拳种的诞生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少林武术的显赫则表明武术与佛教之间也具有不解之缘。自东汉以来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不可能不对武术产生影响，如少林寺这块佛教圣地的相当稳定性、延续性及超世俗性与佛教徒不仅为少林武术创造了优美的外部环境，其佛教精神、教义、戒律等对武德、武纪等方面的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武术与其他宗教如原始宗教、民间宗教之间也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宗教对武术的影响既有表面的、一般性的影响，又有内在的、实质性的影响；既有思想、理论性的影响，又有实践、功能性的影响；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其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七、武术与传统医学之间的关系
武术与传统医学同属人体文化的范畴，它们有着共同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并在同一文化领域内相互融合、渗透，又共同丰富、发展。传统医学是在唯物主义元气论的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根本特点与优点就是它的整体综合观与阴阳辨证观，并进而提出“精、气、神”为人体“三宝”的观点，认为三者一体，互相依存。武术则将传统医学的这些理论完整地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逐渐形成了形神合一、内外兼修。内养性情、外练筋骨的养身思想和健身之道。另外，武术与传统医学的骨伤科也具有血肉相连的关系。不仅中医的理论指导着武术的养生与技击，如传统医学中的点穴、拿脉、解骨及救治偏差术等直接用于自卫与技击中，而且武术的某些功法也丰富了中医伤科的治疗技法，如中医伤科的“一指禅推拿”、“拍打疗法”等。武术与中医的结合，不仅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养生、功夫按摩、武术伤科、伤科针灸、运动医药、练功疗法、救治偏差、特种功夫等八大技术成果以及一大批有关的学术著述，而且这种历史结合必然有力地促进二者在今后的共同发展，成为走向世界、造福人类的主题曲。
八、武术与兵家也具有水乳交融的关系
武术与军事可谓同源之水、同本之木，这是由二者有着最本质的共同特征——攻防格斗技击术所决定的。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促进不仅表现在技击之术上，如兵家练兵多采用武术的练习内容，同时军事战争又促进了武术技术的提高，这种渗透与促进更多地则是反映在战略战术等基本理论上，如“知己知彼”、“兵之情主速”、“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战略战术思想，即使在当今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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