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与“生”

题目说的便有些狂妄。死生之事，古往今来，几人参得透，说得清，道得明？

李文星的离去 ，终究就是离去了，三顿饭两盏茶后，有几人依然怒斥执牛耳者、抨击传销组织？

世界上有光明便有黑暗、有正义便有邪恶、有美便有丑，自然有生便有死。即是自然界无法逆转的规则，生亦何欢，死亦何哀？

然而有些人哀的不是死亡的本身，而是死亡的方式。这种“哀”也是亘古流传下来，很难改变的。古人讲善终，就是寿终正寝，死得其所。这样的死亡方式是最为平和，最为向往的，多少居高位者制仕后寻一处安乐之所，赏诗饮酒，等待终结的一天到来。可是，死亡的方式也有多种，相对于善终的，就是死于非命这种离去的方式残忍，惊奇，使人心寒。更重要的是，非命的死往往使人与生前的“不堪”行为联系一起。古代统治者发明了车裂、凌迟等让人离去后也安生不下来的死法，无非出于两个目的：让死者在痛苦中悔悟犯过的错误；给死者的亲属连上赎罪的纽带。

但死了就是死了，对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来说，死亡似乎是最好的归宿，追究又能追究到哪里呢？人们对死法敏感，却很少对活法深究。庄子说“死生亦大矣”。既然死生都是大事，为什么纠结于结果的形式而不追求过程的曼妙。追求活法的人，却又大抵上又是些相对站得高吗，看得远，想得开的人。古代的帝王，追求长生，有了对权利的眷恋，安排好了死后的隐逸，自然对生的眷顾多于常人；古代的仁人，追求四海升平，愿意立下“忧乐天下”，“继往开来”的宏愿；古代的隐士，居于山林，隐于大道，能否看开世间的道理，恐怕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生的意义， 比死更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