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二〇：生而戒惧

《传习录》一二〇：生而戒惧

正之问曰：“戒惧是己所不知时工夫，慎独是己所独知时工夫，此说如何？”

先生曰：“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见君子而后厌然’。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界头。于此一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诚。古人许多诚身的功夫，精神命脉，全体只在此处，真是莫见莫显，无时无处，无终无始，只是此个工夫。今若又分戒惧为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离，亦有间断。既戒惧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谁戒惧？如此见解，便要流入断灭禅定。”

曰：“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则独知之地，更无无念时邪？”

曰：“戒惧亦是念。戒惧之念，无时可息。若戒惧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聩，便已流入恶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无念，即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在这里，同王阳明探讨戒惧、慎独的是黄宏纲。黄宏纲，字正之，号洛存，江西雩县人，在江西赣州追随王阳明求学，官至刑部主事。

黄宏纲问：“戒慎敬畏是自己纤毫不知时的功夫，慎其独是只有自己知晓而他人不知时的功夫，对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阳明先生说：“这只是同一个功夫，没有遇到事情时固然是一个人知晓，遇到事情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是自己一个人知晓。人如果不在只有自己知晓的情况下做功夫，而只在旁人知晓的情况下用功，便是虚伪做假，就是《大学》中所说的‘见君子而后厌然’——见到君子便掩饰起自己的不善。这只有自己知晓的所在便是诚意萌芽的地方。这里不论善念、恶念，都没有虚假。一对百对，一错百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的源头所在。能在此立定心志、站稳脚跟，便是正本清源，便是诚意的确立。古人有许多诚身的功夫，其精神命脉之根本，全都只在这个地方。莫见莫显、无时无处、无终无始，都只是这个功夫而已。现在如果又把‘戒慎恐惧’分出来看作是自己所不知晓时的功夫，就会使功夫支离破碎，中间也就有了间断。既然有戒慎恐惧在，就是已经知晓了。自己如果并不知晓，那又是谁在戒慎恐惧呢？持有这样的见解，便要沦入断灭禅定之流去了。”

黄宏纲问：“不管善念恶念，都没有虚假，那么，只有自己知晓的所在，就没有无念的时候了吗？”

阳明先生说：“戒慎敬畏也是念。戒慎敬畏的念头，从来不会中断，如果戒慎敬畏的念头稍有放松，人不是昏聩糊涂，就是已陷入恶念。从早上到晚上，从年少到年老，如果要摒绝念头，就相当于舍弃知觉。这样不是在昏睡中，便是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

生而为人，什么是伴随作为生命体的人的一生的。隐隐然，王阳明给了一个答案——戒慎恐惧。圣贤正视、放大戒慎恐惧，表现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天下之忧而忧”，愚与不肖者懵懵懂懂、浑然不知，忽略戒慎恐惧，表现为“无知者无畏”、“狎大人，侮大人，侮圣人之言”。

“戒慎恐惧”出自《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君子因为道的“不可须臾离也”而生戒慎恐惧之心。在《论语》中，君子的戒慎恐惧表现为“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一句话，根本还是敬畏于道，戒慎恐惧于与道相违、背道而驰。

《中庸》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再怎么隐蔽也没有最终不被发现的，再怎么细微也没有最终不显露出来的，所以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也会非常谨慎。黄宏纲认为存在一种自己也不知晓的“隐”与“微”，这个时候起作用的是戒慎恐惧，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人所不知但自己知晓的“隐”与“微”，这个时候才是“慎独”该启动的时候。

其实，不独黄宏纲有这样的认知，明末大儒刘宗周讲性体、心体也是这样的意思。他认为从性体看来，则是“莫见莫显，是思虑未起，鬼神莫知也”。从心体看来，则是“十目十手，是思虑既起吾心独知时也”。与此同时，刘宗周认为性体可以在心体中看出。

向上追溯，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人家承认自己的认知边界，实际上也承认了人在相应时空内的认知边界。对于认知边界以外的存在，要心怀戒慎敬畏，比如“祭如在”、“畏天命”，比如“敬鬼神而远之”。对于认知边界内的存在，更要心怀戒慎敬畏，比如“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与此同时，老人家还有意识回避认知边界以外存在的话题。比如“子不语怪力乱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到了王阳明这里，经历了“出入佛老，归本孔孟”，为避免学者陷入“段灭禅定”，干脆发挥“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一切戒慎恐惧都是自己有知的，认定只要人的生命存在，便必然伴随着知觉，便须臾也离不开戒慎恐惧之念。正是戒慎恐惧的须臾不离，才使得人在人之为人的路上不断精进、向上，才让人有了“学为圣贤”的生物可能。

人之为人，生而戒惧。放弃戒惧，也就意味着放弃人生。孟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实在是大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