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会分散地看苏轼在各个领域的作为，这样就会觉得他这个人挺矛盾的。比如说，他在文学艺术上经常大胆提出创见，但是在政治上又是个保守派。而在青年学者杨治宜看来，苏轼的行为、爱好、成就，甚至他的人生观，背后有一套完整统一的思想，核心就一句话——艺术即修行。你可别小看这五个字，它就像一串代码，更新了中国文化的底层系统，此后1000年 来中国文化的面貌都随之改变。
很多重要的思想观念，都是因为反对时代主流观念做出的应激反应。苏轼倡导艺术即修行，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人觉得，诗词歌赋，或者琴棋书画这些艺术不是修行方式，因为它们不能让你获得知识。修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说得轻一点是提高自己，说得重一点就是彻悟，也就是获得真理。在儒家是成圣，在道教是成仙，在佛教就是成佛。
王安石和苏轼的争端在于科举考试怎么才能选贤任能。在北宋，普通学子学习的首要目的当然是考科举求功名，所以学习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考试政策的问题。王安石刚开始变法就拿科举开刀，取消了诗赋科，改成考看起来更实用的时务科。有点像今天公务员考试不会考写诗，要考申论。王安石觉得写诗是艺术创作，对实际工作没什么帮助，就该取消。他这么做是看到了科举的局限——考的跟用的根本是两回事。
苏轼专门写了一篇奏折跟王安石唱反调，理由就三个字：没必要。苏轼觉得，教育改革是系统问题，除非王安石能把教育体制和选拔渠道都改了，否则只改考试科目，注定收效甚微。而且，时务科也是写文章，跟写诗作赋没有本质区别，都不能证明实际工作能力，也都可以展现综合思维能力，所以改科目只是瞎折腾。历史似乎证明苏轼是对的，王安石小修小补的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
程颐开创的程朱理学在后来的一千年中逐渐成了中国思想的主流，后来科举考试确实取消了考诗赋，参考书也是理学规定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而理学家跟王安石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也一样反对学诗词歌赋和琴棋书画。
理学家认为，真理就在圣贤书里，读圣贤书就能获得真理，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所以，理学家眼中学习的正路只有一条，就是读圣贤书，然后依照圣人的标准磨炼品行。写诗、画画这些艺术手段不仅没用，还可能有害。当整个社会都接受理学的时候，理学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理学家把人生的目的局限在一条路上，读圣贤书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所以在晚明严格遵守理学规范的士大夫家里，夫妻之间甚至连话都不多讲一句，可以说连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了；而对于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来说，做到理学家眼中的圣人太难了，有些人干脆就放弃了。晚明社会的另一面是奢靡淫乱之风盛行。
苏轼和禅宗的共同点是承认认知和语言有局限。既然靠语言没办法彻悟，那就得借助其他方法，这就是佛教中方便法门的意思。这个道理其实不复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能直接达到目的，就采取迂回战术。作者用现代心理学的观点做了解释。比如静坐，因为意识不完全受控制，所以人其实很难不起杂念。直接告诉自己“集中意念吧，集中意念吧”，不仅没用，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心里更乱了。但是，通过一些模式化的动作，集中意念就会相对简单一点。作者认为，这种模式化的动作，就可以理解成方便法门。
如果说诗歌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揭示真理，正是因为它采用了艺术的表达方式，更新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伟大的艺术表达并不是一次性的，它会成为一种共识。比如说，屈原用植物来比喻人的品格，后来就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今天觉得竹子有君子品格，菊花象征高洁，都是这种思维的延续。所以说，伟大的表达会改变人的思维。学习写诗，就是通过磨炼表达来磨炼思维。其他的艺术，像音乐、绘画，也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艺术能成为修行方式的原因。
苏轼还开创了文人画的传统，这也跟艺术即修行这个观念有关。因为修行的终点是相同的，学书法不只是要把字写好，学画画也不只是为了画得好看，更重要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领悟，接近真理。既然终点相同，过程就应该就是相通的，这样一来，艺术技巧也应该是相通的。所以苏轼会说书画同源，就是说应该用书法的技巧来画画。这种画就叫文人画。苏轼提出这个观点之后，中国绘画史的方向彻底变了，像《清明上河图》那样写实的风格后来中几乎看不到了。之后1000年的中国绘画史，主体就是文人画的历史。
苏轼有一首诗叫《咏怪石》。一开始，诗人嫌石头没用，打算扔掉石头，石头只好为自己辩护。辩护的基本观点就是庄子说的无用之用。石头说，自己有无用之用，还嘲笑其他的石兄石弟，说他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有用武之地，就得伤残破碎，但自己却不需要。在庄子那里，这种无用之用是审美价值。但是苏轼觉得这还不够。他讲了四个古代石头的神奇故事，就是想说明石头有灵性、有道德追求，而且可以跟人沟通。比如说，在秦始皇驾崩之后，人们想把一块石头运过去给秦始皇修建陵墓，但是不管人们想什么办法都搬不动这块石头。你看，这是一块有自我意识、有个性的石头，他在主动表达自己的道德判断。
把石头当成知己，通过石头来表达自我，绝对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在这个问题上，苏轼功不可没。他用艺术的表达重新阐释了人和石的关系，让石头成了中国文化里独特的一种可以承载意义的容器。苏轼晚年，一直在案头摆着一块叫仇池的石头。在他眼中，这块石头既可以象征传说中的仙山，也可以象征他永远回不去的故乡，当然，更可以象征永恒时空。自然界中的石头在苏轼那里，变成了人类世界的镜像。
苏轼也写了一首《形影神》，他跟陶渊明一样，一人分饰三角，让形影神对话，同时，他也是在假装自己在跟陶渊明对话。在这种复杂的设定中，苏轼想要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苏轼笔下的形认为，人生最大的恐惧就是未知，包括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一点，就是形影相随。你身后的名声，会被你生前的所作所为影响。但是，影不太瞧得起形，形所知有限，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死后漫长的时间中会发生什么。比如说，你以为你做了一件好事后人就会夸赞你，其实不一定，人们也可能因此骂你，王安石不就是这样吗。后人可能会从你完全想不到的角度解释你、理解你。这时候，神跳出来调节影和形的矛盾。某种意义上说，苏轼接受了陶渊明的结论。他也认为，有限的形没办法计较无限的影。但是，苏轼又把结论向前推进了一步。陶渊明的意思是既然管不了那么多，那就该干嘛干嘛。那苏轼呢？他要积极地投身于现在，有点像类似我们说“活在当下”的意思。也就是说，该干什么还是要仔细想清楚的。
喜欢苏轼的人多，误解他的人也多，我们今天的解读是不是一种误读，其实也很难说。或者，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的解读。我们顺着苏轼的思路去理解他的想法，正像他把陶渊明当作方便法门参悟人生，我们也是把苏轼当成方便法门去思考一些问题。
我们的结论就是，艺术即修行这个观念像一组代码给中国文化做了系统升级。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开拓了艺术的版图，打通了技巧的边界，让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都能成为审美的对象。因为这个观念，苏轼才能在几乎所有重要的艺术门类中都做出重要的贡献。这个观念也让他获得了个体人生的圆满。即便是身处常人看来非常悲惨的境遇，苏轼依然用诗把悲苦的晚年变成了流动的美好瞬间。安贫乐道从他开始，成了一种真切的内在感受，铭刻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这就是我们觉得苏轼可亲可爱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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