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作者对这类观点有自己的补充。尽管普特南和克里普克强调意义的多样性并不能影响指称的稳定性，但并不能否定意义的存在。至少我们为了理解和使用词语，需要在认知和知识上了解词汇的“内含”。
如此说来，普特南的话应该改为“词义要么不决定其所指（词语所代表的事物），要么就不再人的头脑当中”。也就是说，在头脑中，以意义的方式存在的词语，不能影响所指。而在头脑之外，所指代表的词义具有独立性。许多哲学家将含义理解为“广义”与“狭义”之分。其中狭义类似我们常说的意义，如定义，概念结构，使用方式，描述性语句等。而广义的意义，指的是使用者之外，世界的事实，包含词语的发明者，其他使用者构成的语言社群。
看似矛盾的狭义和广义，头脑与现实，并不经常构成矛盾的关键在于，两者大多时候还是匹配的。尽管哲学家的思想实验会引导人们思考很多原则性的问题和极端的情况，但现实情况中人们大多时候并不面临这种矛盾，因此也就无需考虑。另外，整个人类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也保证了意义和指称的稳定连接。
词汇随着人们认识的变化，其意义也在不断修整。如生物种类的定义，行星的含义等，都表明人们认识发展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直觉不断修正的过程。有时一些词义上的悖论现象，也只是不同直觉的冲突罢了。使用时的意义，与使用者之外的共同体，或是世界中对应事物的存在，都有可能相互冲突。
据此，克里普克的“命名语义学”推导出一个怪诞的结论——存在后天必然知识。（出现在其《命名与必然性》之中）通常，先验的知识以内省、逻辑、理性思维为代表，是必然的知识，即只要一个正常人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而后天的知识，以认识事物的经验知识为代表，都是偶然的知识，即事物并不是非此不可，具有这样的性质只是一种巧合。
但克里普克认为，知识不仅是后天的，而且是必然的。因为一旦一个知识被确证之后，它就再也不会变化，成为必然的。而结合前面的论述，一旦一句语言中的词汇确定，它的意义就已经确定，因此这句话究竟是真是假也就等于确定了。知识的必然性，其实与名词指称的必然性是同一个问题。
指称的独立性使得语言、名词与人们的思想更加生疏。人们可以畅谈并不了解的事情却不会被证明为错。这种不被证伪带来的语言放纵甚至堪比隐喻的奇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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