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妮和11个“没眼人”，在黑暗中聆听光明

亚妮和11个“没眼人”，在黑暗中聆听光明

文/越女争锋

亚妮，一名享有国务院津贴的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第一个用个人名字命名的《亚妮专访》的栏目制片人，集主持、编导于一身的全能型电视节目主持人。可她却为了记录11个盲艺人的故事，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告别荧屏，孤身走进太行山，不但和他们同吃同住同流浪，还为此倾家荡产。崔永元说：“中国不缺明星，也不缺女主持人，缺的是亚妮这样的人！” 2018年6月，记录11个盲艺人的电影《没眼人》正式进入后期剪辑阶段，因为亚妮，他们从卖唱的流浪者变成了左权县的一张文化名片，电影里的故事，现实中的故事，都成了传奇,

太行山深处，邂逅11个“没眼人”

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办的《没眼人》一书的新书首发式上，一群盲艺人在说唱吹打，他们中间站在一个女人，她正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她是《没眼人》一书的作者—亚妮。从她进入太行山的那一刻，她和他们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亚妮，1958年出生在浙江宁波，父亲何守先是《宁波日报》的总编辑。从小，亚妮受父亲的影响，对新闻工作有一份偏爱。1979年，亚妮从浙大新闻系毕业后，进入了浙江电视台。1998年，她凭借多年来自然、鲜活、即兴的主持风格斩获了第三届中国广播电视“金话筒”奖金奖。两年后，浙江卫视推出了一档用亚妮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化专访电视节目《亚妮专访》，该栏目采用纪实风格，广泛关注社会文化变迁，节目收视名列前茅，成为浙江卫视的黄金主持栏目。

2002年，亚妮在“中国首届原生态南北民歌擂台赛”担任主持人。在比赛中，一个羊倌吸引了亚妮的注意，他穿着羊皮袄手执羊鞭，一上场其他选手就讥笑不已，可等他开唱后，赛场上立刻鸦雀无声，观众和选手们都被他歌唱的左权民歌给征服了。之后，羊倌直接跳过初赛和复赛，荣获擂台赛的冠军—歌王奖。

赛事结束后，亚妮觉得羊倌是个不错的新闻素材，就想拍摄羊倌歌王背后的故事。于是，亚妮带着摄影组来到了羊倌歌王的家乡--山西左权县红都村。她本以为羊倌歌王得了国家级的奖项，全村肯定会以他为荣。哪知，在采访羊倌歌王的父亲时，父亲竟不屑地说：“他要是歌王，那全村就个个都是歌王了。”这话不由让亚妮和摄影师大为惊讶。

几天下来，亚妮拍摄了关于羊倌歌王的纪录片《进城记》。但她通过这几天的拍摄，发现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招之即歌，大有水平与羊倌歌王难分伯仲者。她决定在这里多待几天，看还能不能有意外的收获。

有一天，亚妮在村子里走动时，耳朵像受到了一次洗礼。她循着歌声来到了村里祠堂的古戏台上，发现有11个衣衫不整的盲眼男人席地而坐正在专心致志地吹着唢呐、敲打着各种乐器，仰头向天而歌，那歌声似神曲不参任何杂质，柔情而绵长，显得山高水阔，他们那么阳光灿烂地歌唱和外表的脏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亚妮驻足聆听着，听完一曲，她虽听不懂歌词，可不由湿了眼睛，强烈的职业敏感性，她知道这群人才是真正的歌王。

次日，亚妮就向村民打听这11个盲艺人。在村民那，亚妮了解到了断片残章，有的说他们是没眼人，有的说他们是八路军，有的说他们都是光棍……11个盲艺人的神秘愈发激起了亚妮探究他们的欲望，她打电话给中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的主任田青，田青诧异地问：“你是怎么找到他们的，我还以为他们只是个传说呢？”

原来，这11个盲艺人俗称“没眼人”，曾是抗战时期一支抗日队伍的编外情报员，他们70年来以流浪为生行走于茫茫太行山，那些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辽州小调，完整的曲牌曲目和原生的演唱方式，就保全在这支“没眼人”的队伍里。

田青的讲述把亚妮的思绪拉回到了多年前。那时，她刚来浙江电视台，在一次外出采访时，接触了一个叫王安江的人，他用37年把苗族老艺人代代相传的说唱变成八本苗族英雄史诗，上面有字，外人看不懂，王安江唱，外人听不懂。后来，王安江去世，他的儿子在葬礼上把八本苗族英雄史诗付之一炬，因为这样的史诗是要和说唱的艺人绑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传唱者的继承，史诗就等同废纸。这件事让亚妮心痛不已，而 “没眼人”让当年的那份痛楚又袭上亚妮的心头，她知道“没眼人”说唱的歌曲没有文字，没有曲谱，完全由一个盲人传唱给另一个盲人，这些歌曲极有可能随着一个盲人的去世而就此长埋地下。如果不为这11个“没眼人”做点什么的话，他们就会是第二个王安江。但是，她那么有名那么红，如果要记录这群“没眼人”，那么她就得放弃所有的光鲜亮丽，跟着他们去流浪卖唱，她纠结不已。

之后数年间，亚妮多次往返于太行山和杭州，她在村民那陆续听到了越来越多关于11个盲艺人的故事，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就是一部传奇，而纪录片没法做那么多的还原，进入他们拍摄他们的念头强烈涌上亚妮的心头。

向天而歌，眼没了，心就亮了

2006年，浙江电视台改版，亚妮主动提出了停办《亚妮专访》这个栏目，她要挺进太行山，把这些底层盲艺人的生活给拍摄记录下来。有同事语重心长地劝她：“你现在的事业如日中天，如果你离开了，多年后观众就可能不记得你了，为了一群盲人值得吗？”亚妮沉思了一阵后，坚定地说：“如果我不去记录他们，他们和这个非物质遗产辽州小调就会被历史湮灭，是不是很可惜？”

亚妮为了真正走进“没眼人”的生活，她把15岁的女儿托付了给父母，准备了简单的行囊，打算跟“没眼人”卖唱流浪。拍摄初，村民们打趣亚妮：“你来拍摄，是不是有很多钱可以拿呀？”亚妮费了很大劲作解释才得到村民的认可。可是，跟“没眼人”同吃同住的日子让亚妮极不适应，尤其晚上他们雷鸣般的呼噜声让亚妮不得安睡，她暗自责怪自己干嘛放着杭州优渥的生活不过，来这里遭罪呢？

可第二天亚妮醒来后，有个女人来为11个“没眼人”送茶水，女人前脚刚迈进大门就直嚷嚷起来：“你们都没眼，点什么灯呀？”亚妮这才回头一看，发现了悬在坑上那盏亮着的灯。原来，这盏小小的灯是他们为她而点的，她不由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山间感到一阵暖意，坚定了留下来的意愿。

在深入接触中，亚妮被这群“没眼人”的纯真友好的故事所震撼。77岁的屎蛋是11个“没眼人”中最年长的一个，因为唱酸曲，他在文革时期被打成了“反革命”，只能靠给人做保爹和卖唱为生。在太行山深处有一个习俗，但凡生了男孩，为了好养都要给孩子找一个保爹。保爹一定要残疾而且得是“陈”姓（寓意“成活”）或“刘”姓（寓意“留根”），因此屎蛋眼瞎又姓陈，成了保爹的最佳人选，他前前后后做了23个保儿的保爹。保爹不但有钱拿，还可以睡保儿的娘。按说，有23个保儿的屎蛋该有很多女人，可他却只睡过一个女人，女人叫二梅，是保儿多福的娘。

认识二梅，是多年前屎蛋为二梅丈夫去世的一场唱上。那场唱还没唱完，二梅就上吊了，幸亏及时发现才被救下，二梅哭泣道：“在这山里，我一个女人还带一个遗腹子怎么过，还不如死了算了。”二梅字字泣血，触动了屎蛋的心扉。从那以后，屎蛋就隔三岔五来帮助二梅。遗腹子出生后，屎蛋做了保爹，但二梅穷到没钱给，就只好绣了一对鸳鸯肚兜作为答谢，这对肚兜让从小流离失所的屎蛋感到了温暖，他就决意从此不走山卖唱，好好跟二梅过日子了。可出乎意料的是，才过数月，二梅竟疯了，赤裸着身子在村子里乱跑，屎蛋最后没法忍受了，把所有的家当都留给了二梅，重回到“没眼人”的队伍走山卖唱。

2009年，年迈的屎蛋病重，“没眼人”的另一人七天告诉亚妮，在山里，送终是头等大事，屎蛋对二梅的儿子多福视为己出，让多福来送终一直是屎蛋的心愿。于是，在征求了屎蛋的意见后，他们一行人担着屎蛋，挑了个黄道吉日踏上了前往多福家的路。

二梅坐在自家门口，老得像截枯木，旁边站着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男人一见到屎蛋就破口大骂，这么多年了，害他娘疯了还不够，还要来催死吗？可无论这男人怎么打骂，屎蛋都纹丝不动，只问了一句：“她，还好吗？”说话间，屎蛋使出吃奶的劲从胸口掏出一个布袋，塞到男人的手中，却被男人狠狠一甩。原来是袋里是钱，在那个“没眼人”一年的收入只有几十元的年代里，屎蛋竟存了两千八百六十四块七毛，地上几分几毛，一元两元等，零散分布着，甚至还有一些市面上已经消失了的纸币，这是屎蛋毕生的积蓄呀。疯了的二梅仍面无表情地坐着，男人拉起她走进屋子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没眼人”只好排成队，手搭在前一人的肩膀上，踉踉跄跄地走回来。

屎蛋活了77年，却真正为自己活的只有21年，其他的几十年他都为二梅活了，直至他生命垂危之际，仍为她所思所想。在漫长的拍摄中，11个“没眼人”有3个相继离世，他们分别是为二梅痴情一生而无悔的屎蛋、想掐死瞎眼儿子又狠不下心的念念、凭一己之力养活全家6个瞎子却毫无怨言的肉三。他们有着浓到化不开的故事，让亚妮惊心到流泪，而让亚妮最难过的是，肉三在临死前，握着她的手，遗憾地说：“我怕是等不到你的电影了……”亚妮清醒地意识到原来这群“没眼人”是如此期待着这部电影，她发誓一定要拍好电影，如此才不辜负这群眼没了，心却亮了的人。

倾尽所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014年7月，亚妮的父亲病重去世。亚妮在殡仪馆里为父亲守灵，脑海里飘着“没眼人”的歌。想当年拍摄之初，父亲用多年积攒的20万元稿费来支持她，嘱咐她正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要有始有终，可她为了拍摄《没眼人》这部电影，在父亲生命的最后10来年间鲜少陪伴，忆及往事，亚妮痛哭不已。7天后，“没眼人”得知亚妮的父亲去世，他们朝着宁波方向，在院子里整整唱了一天，希望风儿和云儿能把他们的歌声带给亚妮的父亲。

有志者事竟成。在历经10多年来的拍摄后，2016年7月2日，亚妮带着记载了盲人生活和历史的《没眼人》一书出现在北京，在北京大学举行的首发式上，亚妮动情地对前往采访的媒体说：“很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了。但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激动处，往事一幕幕浮现，亚妮热泪盈眶。

当年，亚妮被11个“没眼人”的歌声所震撼，决定深入太行山去拍摄他们。但是，她是浙江卫视的当家主持人，负责着一部关于中国外交的纪录片，该片是和各国大使馆以及中央机构报备了。如果去拍《没眼人》，这部中国外交纪录片的进度势必受到影响。在亚妮苦闷之际，她遇到了崔永元，一番倾吐后，崔永元果断地叫亚妮安心去拍《没眼人》，手头的工作他替她接手了。

拍摄前期，剧组由一个香港摄影团队和大陆一流的创作团队组成，可在亚妮才完成了拍摄《没眼人》的筹备工作时，发现自己带来的36万元的科研经费和180万的存款已所剩无几，她变得坐立不安，只好一遍遍地打电话，飞往多地一遍遍地向朋友们讲述“没眼人”的故事。为了筹钱，亚妮去“走穴”表演赚外快，不管是老板的生日，还是年轻人的婚礼，不管是市里，还是村里，只要有钱赚，亚妮就前往主持节目。最后，亚妮甚至贱卖了在海南三亚度假区的房子，买价500多万的房子她以300多万出手，只为了尽快拿到现金来继续跟拍电影。由于山区环境的艰苦，摄影师总是来了又走，找不到摄影师的时候，亚妮自己扛起机子，双脚站在齐胸深的河水中拍摄。那时候，连亚妮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可心里始终有个声音在告诉她：“你要挺住。”

亚妮的坚持让圈内人感动。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曾推出过《大宅门》、《天下粮仓》的央视著名制片人俞胜利在看了5个小时的《没眼人》电影版后，一口允诺亚妮他分文不要来当这部电影的总制片人。同时，俞胜利还向亚妮推介了苏聪来完成《没眼人》影片的音乐版本。亚妮一听“苏聪”两个字，忙推辞道：“这苏聪是中国最早获得奥斯卡奖的作曲家，他的作曲价格是个天文数字啊，这怎么请得起？”哪知，几天后，苏聪主动找到亚妮，告诉她：“你不用在意钱，这个音乐我接了。”就这样，没支付任何定金苏聪投入了音乐制作中，无论是在德国录制音效，还是在俄罗斯用国家交响乐团来录制交响乐，苏聪都对制作一丝不苟，费用只字未提。演员王刚参演了电影却分文不取，在电影制作后期，导演贾樟柯也无偿担任了影片的艺术指导……

2017年初冬，亚妮带“没眼人”来北京天安门“看”国旗升起，这是他们共同的心愿，但要把画面给记录下来太难了，因为天安门不允许随便拍摄。无奈，亚妮只好求助当年采访过的一位浙江籍老将军，在听完“没眼人”的故事后，老将军毅然陪同亚妮进京，在他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拍摄工作。“没眼人”笔直地站立着，深情地抚摸着国旗，聚精会神地听亚妮给他们讲述整个升旗仪式。

2018年6月，电影《没眼人》进入最后的制作，不日将上映。这部电影没有一个小鲜肉，没有任何奢华的背景，只有动人心魄的歌曲和故事，它关乎情，关于爱，关于革命。当被媒体媒体问及为什么要倾家荡产来拍这样一部电影时，亚妮一脸幸福地说道：“我只是想留下那些被称为非遗的歌，让更多人看一眼洒在那片生命原生态土地上的阳光，感受一下那种尚未污染的快乐和自由，毕竟我们现代人远离的状态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