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利用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1861年1月11日，爱新觉罗·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重用洋务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1895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历时35年的洋务运动破产。

洋务运动使中国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等逐渐发展起来，在客观上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但由于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再加上其内部的腐败和外国势力的挤压，致使中国没有走上富强之路。

事件背景：国内背景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内外交困，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这样一部分人被称为洋务派。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遗憾的是，处于传统国家和农业文明体系下的中国在面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现代国家和工业文明的英国的挑战时显得不堪一击。首先，在军事上，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英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思维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战场上，仍旧以大刀长矛和骑兵为主的清帝国的精锐部队尽管作战勇敢，但面对强大的炮火则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对外作战连连失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对清帝国造成了严重的阴影。在经济贸易领域，由于工业文明下的大机器生产，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使得西方的工业产品和加工后的农产品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生产成本都远远优越于传统农耕文明下的小门小户的小农经济所生产出的产品，因此，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大国的地位和国际贸易上的优势渐渐丧失，经济发展遭到了新兴经济模式的严峻挑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因为清政府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填补了外国侵略者的肚子，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奕䜣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为剿灭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

国际背景

从15世纪开始，世界的大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和手工业者经过长期劳动，积累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农业得到发展。纺织、冶金等开始出现机器。不仅提高了产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还分化出各种不同的阶层。在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至洋务运动发生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初步完成，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就外部而言，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了殖民战争的狂潮，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为在全球范围内打造自己的日不落帝国的殖民体系，亚洲自然而然成为了英国殖民扩张的目标，英国在成功地占领印度后将下一个目标瞄准了中国。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发动了对中国的殖民战争。1856年又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时，北方的沙俄，西方的法国、美国等国也开始侵犯中国，中国一时间遭遇了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

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整体化和近代化。讲究统一的世界市场，分散、落后的国家不可避免地纳入整体中。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专制，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洋务运动试图走近代化的道理，在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下，中国比较被动的卷入。当时中国没有经过长期的积累，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世界大势是分不开的。

主要内容

1.以“自强”为旗号，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建成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其中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是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除此以外，还有福州船政局、天津机械制造厂等一系列军用工业生产厂。

2.以“求富”为旗号，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邮政、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如在上海创办的最大的民用企业是“轮船招商局”。同时推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3.创办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1862年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

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求富”。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中体西用”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师夷制夷”和“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

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以“本”“辅”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从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是《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

1896年四月，他在《匡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西学”，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中西学问”对于社会，对于一个政权，对于统治者来说，本来都是“用”，沈寿康在此以“体”“用”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这种主次之分，是“为华人计”。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因此，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因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风行数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务派思想家，不断地举起这面旗帜，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

运动派别

19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便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当时中国正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大起义冲击着满清王朝的颓垣残壁。可以说“内忧外患”一同并至，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

洋务派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中央代表人物为恭亲王奕䜣和文祥，地方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湘淮集团，此外还有崇厚、沈葆桢、刘坤一、唐廷枢、张謇等。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轮船、火车、机器、枪炮、报刊、学校等，打出“自强”和“求富”的旗帜。认为要富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必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甚至社会政治学，因此提倡兴“西学”、提倡“洋务”、办军工厂，生产新式武器、迠立新式军队，达到“自强”目的。

为了解决军用工业的原料、资金、运输问题，进而大力兴办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达到求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目的。

事件过程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

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与原有保守势力有冲突的慈禧登上了统治的中心，为了能够坐稳统治地位，她对洋务派采取了扶植的政策，洋务派登上清朝的政治舞台后，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了一些军队他们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为国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北洋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尽管最后北洋海军失败了，但是它毕竟曾经是中国可以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在世界海军史上都占踞了一席之地，并且在培养北洋海军的过程中，还带动了一系列的近代事业发展。

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能源、钢铁等工业与之配套。同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也必须发展民族经济，与洋人“商战”、“争利”。于是，他们提出了求富的口号，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了。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还将业务发展到外国，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
以后，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等行业相继出现。轻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中国近代纺织业、自来水厂、发电厂、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

事件成果：新式企业

①洋务企业采用西方技术和设备进行生产，属于近代企业。

②洋务派前期创办的军事工业，经费由清政府调拨，产品分配给军队使用，管理方式是封建衙门式的。虽然这些企业采用机器生产，但本质上属于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官办企业。

③洋务派后期创办的民用工业，投资大多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产品主要作为商品投放市场，管理上采取劳动雇佣制所以其本质上属于带有封建因素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江南制造总局

同治四年（1865）五月，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大型新式军用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亦称“上海机器局”、“沪局”。江南制造总局所造枪炮弹药，无论在量或质上堪称可观，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沪局已产各种前膛枪7000余支，各种后膛枪约5万支。至光绪二十一年，共生产劈山炮及各种西式大炮300尊左右。80年代末以前，主要生产黑色火药，此后即改制栗色火药和无烟火药。到光绪二十一年，共产各种火药450余万磅，各种炮弹130余万发，此外还有地雷和水雷1000余具。

金陵机器制造局

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苏州洋炮局亦随其迁往南京，经过扩充，改称金陵机器制造局，简称“金陵机器局”、“宁局”。宁局自动工建厂到投入生产，仅用1年多时间。到同治八年（1869）已能制造大炮、炮车、炮弹、枪弹及多种军用物资，但数量较少。从同治十二年起逐渐扩建，最大的一次扩建是在中法战争结束后。一年可以造出后膛枪180支、后膛炮48尊、各项炮弹65800颗，各种枪的子弹131500粒。

福州船政局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办起中国第一个、也是洋务派所办唯一的近代化专业造船厂，称福州船政局，或称马尾船政局，一般简称为“闽局”或“闽厂”。同治八年（1869），生产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至同治十三年，共造轮船15艘。鉴于中国匠徒已能自行制造轮船，福州船政局首任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按约期辞退洋员。在中国技术人员的努力下，造船技术和质量日渐提高。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华工自行设计制造木胁兵船9艘、铁胁兵船9艘、钢胁兵船6艘，共用银430万两。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朝已拥有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4支力量不等的舰队，其中闽局制造的船只占着很大比例。

天津机器制造局

同治六年（1867），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办“军火机器局”，后改称“天津机器制造局”，简称“天津机器局”、“津局”。这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兵工厂，有“洋军火之总汇”之称。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后，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由于李鸿章有办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的经验，在他的主持下发展很快。李鸿章称其为“北洋水陆各军取给之源”。

光绪元年，在人力没有增加1倍的情况下，军火生产数量比前两年多3至4倍，其他方面的生产也是这样。从同治九年至光绪八年，共造各式洋火药610万磅，枪弹1600余万发，炮弹40余万枚，铜帽近3亿颗，各种地雷、水雷约3000具。

湖北枪炮厂

从70年代起至80年代末，各省地方当局几乎都办起新式军工企业，但规模都较小，惟有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0）创办的湖北枪炮厂比较突出，是新式军事工业中设备最新、规模最大的兵工厂。

湖北枪炮厂自光绪十六年（1890）筹办兴建，到光绪二十年耗时4年多才建成。该厂建成后，仅就产品质量而言，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所制造的枪炮，均采用德国技术，且数量也可观，枪月产50支，炮月产8尊。枪弹最大产量每月造130万颗，平时维持60万颗。炮弹每月造7000颗。当时较先进的无烟火药，其产量也很大，最大产量每月达600磅，经常维持200磅。可是，湖北枪炮厂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却没有发挥其作用。

编练新军：训练新式陆军

编练新军从京营八旗兵开始。1861年底，俄国赠送给清政府第一批洋枪，京营八旗派少数官兵向俄国人学习演放之法。第二年，首批八旗京兵赴天津接受西法训练。1864年，总理神机营事务的奕譞在北京设立“威远”对，练习洋枪洋炮和阵列。1866年，总理大臣奕訢等在直隶组建“练军”，共15000人。除了八旗兵，地方兵也开始使用洋枪洋炮，编练新军。1862年，上海的淮军开始装备洋枪洋炮，并雇用洋人担任教习；至1865年，使用洋枪人数达到三四万人，炮队四营。左宗棠所部的湘军也开始装备洋枪，至1867年，使用洋枪的比例达到六成。

筹建新式海军

清政府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筹设新式海军。从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福建水师开始，至1894年，清政府已拥有舰船六七十艘，分别建成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其中势力最强的为李鸿章控制的北洋水师，共有舰船二十余艘，包括铁甲舰两艘，及巡洋舰、鱼雷艇等比较先进的船只。其次是由湘系控制的南洋水师，有五艘巡洋舰；舰船多是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的产品。

民用企业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兴办军工的基础上，又大力发展民用企业。至1894年，大约举办了20多个民用企业，涉及航运、采矿、冶炼、纺织、电讯、铁路等行业。比较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

航运业与上海轮船招商局

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委托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具体筹办轮船招商事宜。经短暂运作，同年底，轮船招商局正式于上海组建。在那样一个艰难的环境里，李鸿章等人竭力支持招商局与外轮公司竞争，很快就使招商局在与外轮的对抗中立稳了根基。轮船招商局除设总局于上海外，还在天津、牛庄（今营口）、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设立分局，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基础。

轮船招商局自身虽然缺陷很多，但其业绩可称斐然。营运仅3年，即使中国的钱更少的流入洋商的口袋，大约有一千三百余万两。至光绪十三年（1887），中国商民享受到了航运运费降价的好处，外商的航运的运费收入也大量减少，航运的权力也大多被收回。

采矿业与开平矿务局

随着新式军事工业的次第兴建，煤、铁需求日益增大，而洋商往往挟货居奇，高价出售，这使洋务派认识到，自采煤、铁以免受洋人牵制，已刻不容缓。在洋务派的推动下，光绪元年（1875），清廷准许开采煤、铁。此后的20年间，采矿业发展很快，计有煤矿16座，铜矿8座，金矿6座，银矿、铅矿各4座，铁矿2座，共有40座之多。这些矿产的开采，在经营方式上多以官督商办为主。开平矿务局，又称开平煤矿，是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于光绪四年（1878）筹建的，系官督商办。两年后投产，主要使用机器开采，日产煤至五六百吨之多，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产量已逾25万余吨。

电信业与电报总局

70年代后期，自架电线之议忽又鹊起。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再奏架设电线之事，并建议设线经费先由淮军饷项内拨款开办，此议获得清廷的批准。同年九月，李鸿章设电报总局于天津，委盛宣怀为总办。中国近代电信事业由此诞生。电报总局开办后，首先架设天津至上海的干线，继而又贯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省延至广州，开通运营后影响极大。此后，长江线、广梧线、广九线和汉渝线等干线相继架成，并逐渐伸至边远地区，至光绪二十年（1894），基本上形成全国规模的电信网。

上海机器织布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与1878年开始筹建，由于负责人几经变动，进展十分缓慢，至1890年才开始投产。因能享受税费的优惠，所以投产后获利颇丰。1893年10月，因失火全厂付之一炬。同年11月，李鸿章派盛宣怀负责恢复织布局。1894年9月，在原址重新设立的华盛纺织总厂开始投产。

冶炼业与湖北铁政局

80年代以后，随着军工企业、民用企业的发展与海军的创建，钢铁需求量日见增大，自办冶炼业已成当务之急。光绪十六年（1890），贵州青溪铁厂建成投产，开创了近代中国专业冶炼的先河。但由于钢铁冶炼耗费成本太高，洋务派真正办成的只有2处冶炼企业，除了青溪铁厂外就是湖北铁政局。

湖北铁政局是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0）创办的。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时就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湖北铁政局成立后，张之洞正式开始将他的“自强”蓝图付诸实施。值得注意的是，湖北铁政局集采铁、掘煤、冶炼于一体，可称为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此湖北铁政局成为规模最大的新式民用重工业。

隶属于湖北铁政局的汉阳铁厂于光绪十七年（1891）动工兴建，至光绪十九年基本竣工，共建成大小工厂10个。光绪二十年，汉阳铁厂正式开炉炼铁，所产生铁除内销外，还外售美国、日本等国。炼铁所用铁矿，均来自铁政局隶下的湖北大冶铁矿；所用煤炭也大部分来自张之洞于光绪十七年开办的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

文化教育：开办新式学堂

清政府为了适应中外交涉和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于1862 年在总理衙门内附设了同文馆，次年又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 年在广州也设同文馆。开办这些学校旨在培训外语人才。为了适应建设近代化工业的需要，洋务派还举办了以学习外国科学技术为主的各类学堂。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新式学校。专习“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1862年创建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创建的上海方言馆，1864年创建的广州同文馆，1893年创建的湖北自强馆。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1867年创建的马尾船政学堂，1869年创建的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1879年创建的天津电报学堂，1881年创建的天津水师学堂，1882年创建的上海电报学堂，1886年创建的天津军备学堂，1886年创建的广东陆师学堂，1887年创建的广东水师学堂，1892年创建的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1893年创建的天津军医学堂，1895年创建的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陆军学堂，等等。

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需用英文书写，所以清政府急需翻译人才。1862年，恭亲王奕訢上《奏设同文馆折》，主张设立同文馆，京师同文馆由此创建。第二年，李鸿章也奏请建立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于是，上海和广州分别于1863年和1864年建立同文馆。同文馆开设的课程有英文、数学、科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等。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同文馆一度解散。第二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

马尾船政学堂

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1866年，左宗棠在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请求在船政局内设置学堂。第二年，学堂开办，分为前后两学堂。前学堂注重法文，专习舰船制造，课程包括：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以及机械学；此外，还进行船体建造、机器制造与操纵的实践教育。后学堂注重英文，专习管轮驾驶，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前后学堂学制都为五年，学成后成绩优异者派往英法两国留学。据沈葆桢于1872年、1873年上奏朝廷的奏章中报告，学堂共有学生300余人。

天津水师学堂

天津水师学堂是由李鸿章于1881年创建。该学堂突破了就近招收学生的办法，规定13岁至17岁的良家子弟都可报考。这使天津水师学堂成为了全国性学校。

派遣留学生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来改变清政府落后面貌是洋务派发起留学运动的最初目的。洋务时期的留学教育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次：留美幼童和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即1872—1875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了四期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7—1897年先后派出四批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留学。

1872年8月11日，三十名幼童自上海驶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留学生活。这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之事被誉为“中华创始之举，亦古来未有之事”。1877年，在沈葆桢、李鸿章等官员的积极倡导下，从船政局和船政学堂选出的33人踏上了赴欧留学的旅途。1881年，由李鸿章主张、船政局又选出10人分赴英、法、德留学。1886年北洋水师等校的10名学生又去了欧洲。

翻译书籍

在洋务运动存续的35年里，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以及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是当时翻译西方的中心。译书经历了由单纯的西方科技著作和书籍，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著作并重，甚至后者略占上风的过程。

京师同文馆曾翻译西书36种。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中国第一部国际法中译本：惠顿的《万国公法》（1864年）；第一部外交学中译本：马登的《星柖指掌》（1876年）；第一部经济学中译本：福赛特的《富国策》（1860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是晚清翻译西方著作数量最多，成绩最著的机构，它罗列了众多的学者译家和一些外籍传教士。
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及近代中国报刊和出版机构的出现，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和传统文化的坚冰，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

架设电报

主线：1886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接展至珲春陆线；1887 年因郑州黄河决口“筹办工赈事宜”，由山东济宁设电线至开封；1888年，因广东官线业已造至南雄州，商线乃由江西九江设至赣州以达庾岭入南雄相接，使官报得以灵通；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冲要”，乃由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年又添设襄阳至 老河口电线；1895年由西安起接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使西北电线得有两线传递，庶无阻隔之虞。”
南洋水师

支线：1884年添设的天津至京城，山东掖县之沙河至胶州电线；1898年所设胶州至青岛电线，湖北武昌至大冶、大冶至九江之线，“又因汉口上游北岸线杆年年被水淹损，阻误要报，添设南岸一线以备不虞”；1891年徐州至台庄线和1892年安庆至芦州线；1898年“以备黄河之害”而设的济南至济宁线，“以备运河之害”而设的徐州至宿迁线等等。
作用：电报主要是为了商业经济发展上的需要。另外，在西北、东北、西南以及朝鲜所设约占总量30%的官线，也同商局电线一样，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修建铁路

自从1825年英国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条铁路之后，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于是欧美各国接踵而起纷纷效法，在短短十余年间铁路建设即有长足进展。处于封建末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一惊人的新生事物之后，也深深为之吸引。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考略》等书都对铁路作了初步介绍。而洪仁玕则于1859年在其所著《资政新篇》中，最早提出了要在神州大地之上修建铁路的具体建议。他说：中国各省应当皆有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无病焉”。

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鸿章建议兴建苏州至上海的铁路，被拒。次年（1863年），又有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议兴修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六条干线铁路，亦被拒。同治四年（1865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以作为样品引起国人关注，但不几天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掉。光绪六年（1880年），怡和洋行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引起官员一致反对，终于借口压死一个士兵，以28万两白银买下拆毁，投入海中。

后来由于日本侵华意图日益显露，光绪七年（1881年）才建成从唐山到胥各庄全长22里，用于捡煤的铁路，但不许用火车头，而用驴子和马拖着车厢在铁路上走。

外交改革

在外交上，首先是设立了外交机构。1861年，在北京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中国专设外交机构的开始。1866年、1870年先后设立的南北洋通商大臣是清朝设立的最重要的区域性、专门性外交机构。其次是设立了外交使节和驻外机构。至1885年，清朝廷已经向英、法等12个国家派遣了外交常驻使节。各国也纷纷在中国建立使馆，派驻外交使节。

创办报刊

近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报刊几乎都创办于洋务运动时期，如：《万国公报》《申报》《格致汇编》《字林西报》等。

《万国公报》

其前身是《教会新报》，创办于1868 年，由基督教美国南方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主编。
1874 年9月办报宗旨改为：突出政治性和文化性，大力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变革史，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力图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它以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所好的言论，采用赠阅的手段，在政界和知识分子中拥有相当多的读者。

《申报》

该报由英国商人美查等人于1871 年创办，具有较浓商业色彩。它的办报方针是：力图使自己的风格、立场、内容和言论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以期扩大发行量，获取盈利。

《格致汇编》

该报以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常识为主要内容的科普杂志，1876 年在上海由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创办。所刊登的内容，一是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二是工艺技术，三是科技人物传记。

《字林西报》

其前身是《北华捷报》，与英国驻上海外事机关和上海租界当局有密切联系，编辑人员大多在中国从事外交、经济、传教和文化活动，是一份近代影响面最广的英文报纸。

运动结局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不宣而战的日本宣战，“甲午战争”爆发。至1895年3月，在淮军、湘军相继惨败后，“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终。此战中，北洋舰队在统帅丁汝昌自杀殉国后，洋员浩威盗用丁汝昌名义，向日军投降，北洋舰队尚存的11艘战舰和刘公岛炮台及大量弹药皆归日军之手。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甲午战争是对洋务运动的一次检验，由于战争的失败，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给中国社会的多个方面带来的变化与影响是巨大的。

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仍在继续，主要体现在军事、工商业、教育和政治等方面。军事上，洋务派通过对甲午战争的反思，致力于重建海军、编练新军、整顿军事教育。工商业方面，洋务派提出“恤商惠工”的方针，扶植民用企业的发展。甲午战争后，民用工业取代了军事工业的主体地位，商办企业也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教育方面，洋务教育走向多元化，建立了各式学堂；洋务派还改革科举制度，将中国政史和西洋政艺加入考试，为彻底取消科举制奠定了基础；此外，派遣留学生的规模也较站前有所扩大。政治方面，洋务派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的政治主张，广泛推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教育等政策。

事件影响

洋务运动是迈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在当时复杂的中国社会环境下， 要想完全实现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洋务运动自身存在封建性和腐朽性等局限特征， 但是这次运动学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的经验及最后失败的教训给后世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中国近代化跨出了第一步。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 其他志士发现了此次洋务运动的弊端， 并且积极寻找解决办法， 进而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政治层面

洋务运动促进了旧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洋务运动孕育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使无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扩大，这两个阶级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并随着社会潮流的推进而不断壮大，为新政权的产生和旧王朝的瓦解做了深厚的铺垫。洋务派的失败直接推动了戊戌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开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经济层面

洋务运动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 50 年间，中国总共创办了 300 多家近代企业，资本额达 1.2亿元；这些企业的创办，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此外，洋务派创办这些企业还打破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经济越来越严重的渗透，是对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与保护。

军事层面

开启了近代强军目标的先河。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 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 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如安庆内军械所， 江南制造总局， 福州船政局， 天津机器制造局，生产大量武器， 子弹， 火药， 为军队提供了许多先进武器装备， 进而建设国防， 中国军事实力也大大提高。即使在洋务运动的军事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贪污腐败问题，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外国侵略， 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

文化层面

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早期的思想解放。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洋务派创建了许多新式学堂，用来传授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此外，还派遣大量留学生远赴海外学习，培养现代化人才，使洋务运动的推进有人才保障。这对当时的洋务运动乃至此后中国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当时社会的潮流，很多人逐渐更加关注新式学问，潜移默化地学习西学，民心和民智逐渐开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开启。

性质探究

洋务运动是一场由失败的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领导的自救运动。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这样评价这一阶段的“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积极作用

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出现了暂时的“中外修好”的和局，清政府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开明人士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而采取了一系列“自强”“求富”的措施，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维护封建统治，但这一运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

1.洋务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2.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
3.洋务运动打开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
4.洋务运动促使了国防的近代化。

历史局限

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虽然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由于他们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根本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极力反对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进行任何形式的变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国的藩篱中自认为有所新创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终也没能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出“自强”、“中兴”。相反，在列强侵略势力的进攻下，这些封建思想的卫道者们所举行的“壮举”迅速归于失败。

事件评价

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评价洋务运动：“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洋务派“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图末也。”

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评价洋务运动：“（洋务派）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其封建统治。”

学者徐泰来在《洋务运动新论》一书中说：洋务运动的主要历史作用，就在于它首先开始“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并且还开始为新生产方式的建立开了一个头。因此，我认为洋务运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

学者郭大松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评价洋务运动：综观整个洋务运动，既有镇压人民反抗，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反动、消极作用，又有促进中国社会发展，抵御外来侵略的进步、积极作用。

清史专家李治亭认为：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这场洋务运动是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的产物。

学者王立新认为：一百年前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积极影响是不可抹杀的。但是作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一场自救运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其历史局限性。

《中国近代史纲要》一书中评价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是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中上层官僚，其主要内容是学习外国工业制造技术，宗旨为自强求富、挽救清朝危机。

学者赵党留认为：，洋务运动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它实现了自己的首要目标，开启了中国的军事、文教和经济近代化进程，在提升国力、军力和反对外来侵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者刘俐宏认为：洋务运动是由中国统治阶级中具有开明意识的精英发动的一次自救运动，一次自发的改革尝试，它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力量，无法承担起挽救中国的重任，还是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