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给母亲打电话得知,母亲的老同事、老朋友何姨去世了,而且祸不单行,何姨的老伴陈叔也在两周后走了。何姨的去世我没有意外,她患老年痴呆症已经好多年,可陈叔身体一向很好,竟然也突然就走了。何姨和陈叔一辈子和睦恩爱,尤其是何姨患老年痴呆症后,陈叔就成了专职保姆。他们一辈子的相亲相爱,比《金婚》电视剧里那老两口子要经典的多。不过,据说这样的夫妻有一个去世的话,另一个会紧随其后。看来此言不虚。
母亲在电话里说,最近她一直闹心,似对何姨和陈叔的去世有预感,很后悔这段时间没有去何姨家看看,于是就埋怨何姨的独生子毛毛为啥不事先通知她。毛毛则说,这都是陈叔的意思。母亲接着又说,你陈叔这人,一辈子不愿意麻烦人,从来都是为别人着想。原来何姨去世的时候,陈叔特意叮嘱毛毛,不让他告诉我母亲和两个赵姨,怕她们年龄大了来参加葬礼会触景生情伤了身体。母亲的那些老朋友中,很多人都是这样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很少有自我为中心的人。
何姨比我母亲大几岁,去世的前几年就一直为老年痴呆症所困,都是陈叔不离左右地照顾着。他们的独生子毛毛为了方便照顾他们,在一栋楼里买了两个单元,楼上楼下住着。何姨生病期间,我每次回去都会陪母亲去看何姨,感觉她的病情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母亲和何姨还有我的两个赵姨都是在沈阳解放后不久参加工作的,两个赵姨稍微晚点。何姨来自老解放区辽南地区,出身大户人家,有文化,温尔文雅,是她们当中的老大姐。何姨和我母亲一样,也是天生助人为乐,热情好客的那种人。
母亲与这些老同事之所以成为了一辈子的朋友,是因为她们在世界观形成期受的是一样的教育,有着一样的价值观,一样的新旧社会体验,更主要的是有着一样的人品。而且这些他们都保持一生没有变。
陈叔去世后的一天,母亲在沈阳的《晚晴报》上看到一条新闻,表彰几位老人去世后捐赠器官。母亲在名单里看到陈叔的名字,就打电话给毛毛核实,得到毛毛的证实,那确实是陈叔。他生前就签署了器官捐赠遗嘱,去世后把眼角膜捐了出去。
大赵姨自从五十年代末与母亲分开之后,一直在一家国营企业做财务工作,一辈子都是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因为总是知足,则从不跟单位讨价还价,也不与同事斤斤计较。退休在家后还是像以前一样,省吃俭用,严于律己,不占公家一点便宜。大赵姨的一个儿子在市法院工作,单位给配了工作用车,可赵姨从来不坐儿子的公车,还时常教育儿子要公私分明,不能占国家便宜。现在我们常说的是坚守底线,而那代人常说的是坚持原则。
其实我父亲也是这样的人,农民出身的他,虽然一天农活也没干过,却遗传了农民的朴实和死心眼。严打时期,父亲新单位的一个同事来家里找父亲,想让父亲找他在高法的一个老同志走后门,将他被抓起来的儿子给轻判点。父亲虽然跟这个同事关系不错,但一听说这事,父亲很惊讶地说:这种事怎么可以走后门啊!你我都是党员,怎么能这么没原则呢。我知道父亲那个老同志是高法里的一个庭长,我估计如果我父亲真的去找他,没准也会得到同样的回话。这种原则性在很多人眼里并不认为是一种觉悟,而是迂腐僵化的老古董。可我却看到,那个时代的教育是怎样影响了父母那代人的一生。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一辈子的朋友也是人的一大福报。孔子讲,德不孤,必有邻。有一辈子朋友的人一定是不那么自我的人。
小赵姨身材瘦小,可精力非常旺盛,与母亲就像亲姐妹一样。我们家是三兄弟,小赵姨家是三姐妹,年龄也相仿。在粮食定量的时期,我们家经常出现粮食不够的境况,而小赵姨总是接济我们,说她们家三个姑娘吃的少,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母亲以前很少说自己年青时的事,说也是说和我父亲有关的事。我母亲年青时的事很多都是两个赵姨告诉我的。有一次我跟小赵姨聊天,说起过去她总资助我们家粮票的事。小赵姨则说,那算什么事啊,你妈妈以前对我的照顾才多呢。
原来小赵姨参加工作比我母亲晚,她家在外地,年龄又小,刚到单位时人生地不熟,遇到问题都不知道找谁解决。母亲看小赵姨晚上没地睡,只能在办公桌上凑合,就去找领导解决小赵姨的宿舍和单人床。那时的领导还没开始腐败,大家的心思都在工作上,对生活上的事也不太在意,因此领导就忽视了小赵姨的困难。经母亲要求后,领导很快就解决了小赵姨的宿舍和必要的生活用品。沈阳刚解放的时候,共产党接受了很多无主的房产,母亲工作的地方就是一个叫盛昌号的做搪瓷器皿的商业楼房,所以房子并不缺。这件事对母亲来说是举手之劳,所以早就忘了,可小赵姨却一直记在心上。小赵姨和我讲了很多母亲的往事,言谈之间对母亲的感情溢于言表。小赵姨说,你母亲可能干了,我们的户口关系,粮食关系什么的都是你母亲办下来的。你母亲说话办事干净利索,风风火火,十八岁就一个人去农村创办供销社。逢年过节,你母亲都要给我们这些家在外地的同志带好吃的,还经常请我们去你姥姥家吃饭。小赵姨讲的这些我从来没听母亲讲过后,这引起我对母亲年青时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兴趣,以至于后来与母亲谈话总是围绕她年青时的事。
母亲八十多了,可记忆力似乎并没有衰退,她对年青时的事记得尤其清楚。母亲说,生我的时候,她一点经验都没有,我父亲出差不在家(我记忆里父亲是经常出差不在家),都快生了才往医院走,是大赵姨陪她一起去的医院。大赵姨那时还没结婚,对生孩子的事也是毫无经验。两个人一边走还一边说笑,不知道随时可能把我生在半路上。那年沈阳的冬天非常寒冷,大雪纷飞,母亲在大赵姨的搀扶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小河沿的医大二院走,一路上跟头把式没少摔。到了医院都快半夜了,值班大夫给母亲检查后,吓了一跳,说你走这么远的路也不怕把孩子生在半路上,太危险了!所幸,我不是个性急的人,第二天早晨我才呱呱坠地。
沈阳刚解放的时候还是供给制,革命队伍里的人生活简单,思想也简单,共产主义的氛围浓厚,制度塑造的人性也与现在完全不同。大家都把单位当作自己的大家庭,相亲相爱,尤其很多没有结婚的年青人。母亲在单位的人缘很好,与大家相处的和睦融洽,我想这和母亲热情好客的个性有关,也和当时单位的同志们都很简单纯朴有关。简单的人在一起总是很容易相处的。
母亲告诉我,何姨这个人非常好,大度,聪慧,与人为善。我与毛毛同年而生,曾在一个托儿所呆过。母亲说,我那时经常欺负毛毛,总是爬到他身上把他当马骑,还时常把毛毛弄哭,每次见到我这样,母亲就气的把我一把拉开并呵斥我,而何姨却总是拦着母亲说,小孩子你管他干嘛。平时何姨要是给毛毛买什么好吃的,一定会给我带上一份。母亲还说,困难时期,何姨没少帮我们家,工业券,布票,粮票都没少给。
母亲和这些老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过十几年,可他们却成了一辈子的朋友,平时总是相互惦记,经常来往,亲如姐妹。与母亲在一个单位工作到退休的张姨,就如同我的亲姨一样,活着的时候几乎天天来我们家,不管我们家有什么事,只要需要帮忙她一定到。父亲的几个老朋友也是一样地亲如家人,许大爷家在海城,在盘锦五七干校期间,每次回家都要在沈阳转车,因为火车发车时刻的原因,每次到沈阳转车都要在在我家住一晚,母亲总是拿出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来招待许大爷,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好吃的,母亲就拿钱让我去饭店买俩菜,打点酒。
如今母亲已经老了,和母亲同辈的老人都走的差不多了,母亲成了我的表兄弟姐妹和亲如兄弟姐妹的老邻居们唯一可尽孝的老人。我的几个表妹成了我们家的保姆,一有空就来收拾卫生。母亲自己能做饭,不愿意吃别人做的饭。所以做饭这事别人想帮也帮不上。邻居二姐只要在沈阳就一定来看母亲,每年都给母亲买一件贴心小棉袄。邻居吴姨的女儿,成了母亲的干女儿,我们的家妹,每次回国,不管呆几天,必定来看望母亲。在国外的那些小邻居们,父母朋友的孩子们,每次回国都来看望母亲,买这买那。每次见面母亲都是老一套磕: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啥都不缺啊,你们可千万别再买东西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小时候吃苦受累的母亲到了晚年变得生活安逸,对自己当下的生活是非常知足。其实对待生死,母亲也早已看开,不止一次告诉我,如果她到了弥留之际,不让我们做无谓的抢救。母亲常说,我这一辈子已经知足了,活得也足够长了。我走了,你们也不要悲伤,我也没什么遗憾的。
陈丹青讲过一个故事,说他有一次委托自己一个八零后的学生帮他寻找母亲在北京的一个老朋友。学生花了不少时间,跑了很多地方,最后没找到。陈丹青感觉很过意不去,就向这个女学生表示感谢。没想到这个女学生却说:感谢什么啊,我很高兴做这件事,我也很好奇,你母亲都八十多岁了还惦记年青时的老朋友,这种感情让我难以想象。我们现在好像都没有什么朋友。言谈之间似对那种一辈子的友情很是向往,也很想探究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
父母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都有一辈子的朋友,不知道儿子这一代孩子是否能拥有一辈子的朋友。也许有,都在微信朋友圈里吧。
网上曾有个段子,说一辈子的朋友必须具备所列条件中的两个:1、睡过同一张床;2、相识至少3~5年;3、穿过对方的衣服;4、吵过嘴 干过仗 但依然很铁儿;5、一起哭过笑过;6、家里人都知道TA的名字;7、彼此羡慕对方;8、都喜欢拿对方开玩笑;9、难受伤心的时候第一个想和对方倾诉。
可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两个人要成为一辈子的朋友,除了共同的价值观外,最重要的是人品要在一个水平上。和一个人品不靠谱的人相处要比和一个观点不同的人相处更难。
前些年看过一个电视剧---《五湖四海》,是根据演员傅彪和此剧导演两人父亲的真实经历改编的。讲的是一个留学归国的国民党军医和一个解放军连长,这两个不同经历,不同出身,不同信仰,不同教育背景的人,而且一个曾是另一个的俘虏,却成了一辈子的朋友的故事。我想,虽然他们有那么多的不同,但却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之处,那就是正直,坦诚的人品。
2016年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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