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 旗
入冬后，乡间的人们便开始忙活和张罗着过新年的准备工作，那就是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或淘米蒸豆包。
提起杀年猪的事儿，我先多说几句。在我的记忆中，并不是每户社员家家都能杀上一头猪的。有的家过年时能够杀头猪；有的家却没有杀上猪。
许多社员家不能杀年猪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把自家唯一的一头肥猪卖给公社生猪收购站了。
那时候，每个公社都设有生猪收购站，每年都有生猪的收购任务，收上来的猪，由县上统一计划分配，来供应给城镇居民。在收购生猪前，收购站的人员先到各个生产队的每个社员家，去预定收购任务份额。当确定了某个社员家，在今年能卖一头生猪后，工作人员便做了登记入册，这就等于双方签定了“供需合同”一样。当收购季节一到，这户社员必须按约定去上交生猪。
这么一来，有的社员家把肥猪卖了，过年就无猪可杀，只能去杀年猪人家去买猪肉了。
在我的印象中，我家是每两年才杀一回年猪的，而没有杀年猪的那年，一定是把肥猪卖给收购站了，过年吃猪肉就靠买了。
也许有人会疑问：为何不养两头肥猪？到时候卖给收购站一头，自家过年杀一头，卖猪得了钱，杀猪吃了肉，这样两全其美该多好哇！
其实，谁家都是这么想的。可为啥光想不做呢？如果把现在流行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话，用来解释当年这个问题，人们就明白了。
因为，生产队分给的囗粮都有限数，每家的自留地一半多用于种植蔬菜，所以，每户社员都舍不得用精食饲喂猪，只能用糠麸。更主要的因素是：那个时候，养育肥猪是靠它自然生长的，一头肥猪出栏，需要喂养两年才行！但是，也不可否认，也有个别家境殷实的社员，每年既能卖上一头肥猪，过年又能杀上一头肥猪。人家这才是“鱼和熊掌”全得了！
还是说说我自己家吧。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十二月末的一天下午。我和母亲围坐在炕桌前，在包大黄米粘豆包。通常的程序是，每包完一盖帘，就放在外面冻上。再把冻完的生豆包，放进仓房的小缸里存放，以备现蒸现吃。如果想让火炕再热乎一些，每天可以多蒸两锅豆包，也放到外面冻好存放。
包粘豆包的活儿，其实是很腻歪人的。想快点完活，就是参与的人越多越好。可我家现在却仅有我和母亲两个人在干。
因为我二嫂上午抱着我大侄回县城去了，她说要回娘家过元旦。包豆包的活儿，与她无缘了。
临走时，母亲给她拿了一大块猪肉（我家今年杀猪了！）和两只白条鸡，还有十个大鹅蛋。只因她嫌东西多了太沉，要不，我母亲还让她等着蒸好一锅粘包带上呢。
我二嫂带的东西，整整塞满了一个大帆布手提包。如果让她一个人抱着孩子，再拎手提包，还得走好几里路去长途客运站点，这是很艰难的，必须有人去送她。
我二哥不在家（大学还没放寒假），只有我当仁不让地去送她了。
幸亏家里有一辆白山牌自行车。我用它驮着大提包，我二嫂抱着我大侄，我们顶着小西北风，快步地朝长途客运站点走去。
送走二嫂回来，我刚进屋，母亲就招呼我快来包豆包。我心里很不情愿，但是没招哇，自家的活儿，多一人多一份力量，早包完早利索呀。
“你二嫂上车了？”母亲问我。
“嗯哪。”我带着小情绪，“人家都快到家了！我看她就是借由子回家躲避劳动……”
“你住嘴吧！”母亲瞪了我一眼，“快洗手去，包豆包！”
我刚要坐在炕沿上，外面就传来狗叫声。
“有人来了，快去看狗去。”母亲对我说。
我到外面一看，只见院门外站着一个头系蓝色围巾的中年女人。我马上认出来了，她是我们大队小学校的李老师。
“李老师好！”我向她打招呼之后，立即让李老师赶紧进屋，是因外面很冷的。
“哎呀，这不是李玉秋李老师吗？这大冷的天，快坐炉子旁烤烤火。”李老师一进屋，我母亲就热情的招呼她坐在火炉旁。
只所以我和母亲这么熟悉李老师，主要是她和我二嫂是同事。
“大婶，宋老师呢？（我二嫂姓宋）”李老师一坐下就说，“我找她有点事儿。”
“她今天回县城娘家了。”母亲问道，“找她什么事？”
李老师略微犹豫了一下，说道：“哦 —— 其实也没啥大事儿。这不是快过年了嘛，我来看看宋老师手头宽敞不宽敞，就是找她还借我的钱……”
“怎么？她借了你的钱？！借多少哇？”母亲有些惊讶了。
“也没借多少钱。还是在十一国庆节放假的时候，她跟我借了十二块钱，说是过节给家里买东西用。当时她说好了，等发十一月份工资时就还。”李老师说。
“给家里过节买东西？”听到李老师这句话后，我和母亲面面相觑，心里都在划魂（疑惑不解）：一是我二嫂国庆节放假时没回娘家，二是她根本没买什么过节用的东西。
“我心思她十一月开支时会还我的，可是……十二月份的工资都开完了，宋老师也一直没有跟我提还钱的事儿……”李老师边说边流露出很无奈的表情。
“是呀，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借钱时说好了的，到时候却不还，都拖欠人家两个多月了……有点太那个了！再说，家里也没花过她的钱啊！”听母亲的口气，好像生气了。
“大婶，就这样吧，等宋老师回来，我再找她吧。”李老师说着站起身，准备告辞了。
“李老师，你等一下。”母亲马上叫住了她。
我看见母亲下了地，去外屋洗掉了手上的面渣子，然后从裤兜里掏出个手绢包，从包里找出来了十二元钱，递给了李老师。
“这，这不太合适吧？”李老师推辞着不接钱。
“我们是一家人，我替她还了。快过年了，不能欠人家的钱。”母亲很坚决的说。
“大婶，那我走了，有空到我家串门吧。”李老师接过钱，很客气的向我们告辞。
送走了李老师，我看见母亲进屋后，脸上挂满了不悦之色。
你心里很明白，母亲是在生二嫂的气。
“你说说，你二嫂的工资都花到哪里去了？！”母亲突然向我问道。
“我哪知道哇。”我当时还是一个半大小子呢，根本没有花钱的概念，更不懂成年人对待钱的态度。只能用这句话回答母亲了。
可是，母亲继续用百思不得其解的口吻在向我发问，“你说说，你二嫂自从住进咱们家后，她给家里花过一分钱吗？！咱家吃粮吃菜吃肉吃蛋，几乎不用花钱。能花钱的地方，就是去供销社买点油盐酱醋，那还是用咱家卖猪崽子卖鸡蛋的钱。我真是弄不明白，你二嫂的工资到底花到哪里去了？你大侄现在他还吃着奶呢，啥东西都吃不了！你二嫂的钱到干啥花了？！”
母亲越是这样向我发着疑问，我越是更加发懵。
因为，仅仅在暑假时，我给二嫂卖粮钱 ，至今我都没弄清楚——她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可现在，明明她从没给家里花一分钱，也不见她买过什么衣物，可还以“给家里买东西”的名义去借别人的钱 ，而且迟迟不愿还钱……
我二嫂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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