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塞林格的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问世以来享有盛誉。它促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争相阅读,创造了每年25万册的畅销纪录。
这本书定义了美国当代文化。人们把他的名字与莎士比亚、贝多芬相提并论,认为他是美国历史上超越海明威的文学家。但是塞林格在创作这部书的时候,并不想让它成为一部畅销书。
1961年,塞林格的画像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他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成功。然而,正在他登上文学顶峰的时候,作为一部伟大巨著的作者,他却消失了。1965年,塞林格不再出版任何一部著作。他的后半生过着隐居生活,尽管每天都坚持写作,但几乎不出版自己的作品。他几次遇到精神危机,不得不通过求助印度教和佛教的灵修来获得内心的宁静。
“你真的给开除了!真的!”老菲苾说着,还在我的腿上打了一拳。(《麦田里的守望者》第21章)
1919年,塞林格出生在一个犹太富商的家庭,他父亲从事食品生意赚了大钱,希望儿子继承父业。但他不喜欢做生意,倒是对文学创作很有灵感,梦想着自己成为一个作家。塞林格的母亲是天主教徒,慈祥和蔼,她鼓励儿子追寻自己的作家梦。
小时候的塞林格顽皮好动,父亲认为塞林格缺乏教养,应当严加管教。因此在几次退学之后,把他送进了以严苛闻名的瓦莱弗格军事学校(Valley Forge Military Academy),希望他能够改邪归正。但塞林格不以为然,《麦田里的守望者》最初的故事雏形,就是塞林格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出来的。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到美国。此时拥有一个作家梦的塞林格梦想着能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文章。当他的一部短篇小说终于得到著名杂志《纽约客》的认可时,却由于美国加入“二战”盟军而束之高阁。
和平与正义之战的口号鼓舞着每一个美国青年人。他们怀着伸张正义、保家卫国的梦想,纷纷参军,同样投笔从戎的还有塞林格。他于1942年正式参军。他渴望进入战壕,渴望建功立业。
美国安逸舒适的环境让年轻人觉得不满足,他们梦想着更宏大的事业,更广阔的天地,更雄心勃勃的使命。而参军入伍、奔赴欧洲战场,对于塞林格一样的青年人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
我哥哥D.B.在军队里呆了他妈的四年。他也参加了战争——还参加了进攻欧洲大陆什么的——可我真觉得他痛恨军队比痛恨战争还厉害。……他说他待的军队简直跟纳粹军队一样,全都是些杂种。(《麦田里的守望者》第18章)
战争成就了塞林格,但同时也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他。参加二战,让塞林格的生命被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
1944年,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它从根本上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走势,迫使纳粹德国提前无条件投降。但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所说:“诺曼底战场是战争领域所曾出现过的最大屠宰场。”对于塞林格来说,这又是他从军以来第一次面对命运审判的战争。
战机坡道降落,塞林格随着其他士兵冲下来,迎面就是齐腰深的冰冷海水,有时是巨大的海浪。周围是发动机的轰鸣和炸向天空的尸体。眨眼间,身边的士兵就被狙击手射中,一命呜呼。这样一场严酷的战争,根本来不及你有招架之功。
对于一个刚有点实战经验的普通的战士,看到了周围的一切,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随之生命就结束了。塞林格随身背着武器、必要的补给,还有前六章已经写完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是他神秘的护身符,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那是他在无数个不眠之夜打着手电筒写下的。
战斗之后,他像其他的幸存者们面无表情地瘫坐那里,感叹战斗的结束。但登陆的这一天只是厮杀的开始。塞林格作为盟军第四师战士,奉命进入贺根森林作战。
这场战役是美国陆军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德军利用天然的地形优势,企图将美军彻底歼灭在森林里。这里只有参天的树木,能见度极低。这是一片屠宰场、一架绞肉机。巨大的恐惧笼罩着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每个美军士兵都希望能爬进头盔里保命。
这是诺曼底登陆过程中最为残酷的一场战争。四、五个小时过去,二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三十多幸存者。盟军每攻占8000平方米的领地,就牺牲20至30名士兵。每一场战斗结束之后,身边活着的士兵有的胳膊没有了,有的被打断了半条腿。
当他们被抬上担架的时候,他们会笑出声来,因为他们知道终于可以回家了。在这样的恐惧下,塞林格唯一能做的事是像其他士兵一样,紧紧抱着身边的大树,向上帝祈祷能够活下去。
德军遭遇盟军猛攻之后挂起白旗表示投降。正当美国士兵怀着诚意派军官接受投降时,却猝不及防遭到对方的猛烈攻击。美军对这种背信弃义深恶痛绝,于是便以双倍火力攻击,决心对德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除了枪炮的洗礼,更骇人听闻的是德国纳粹留下的病人集中营(Krankenlager)。大战之后,塞林格和战友们无意之间踏进了这片集中营。突然间,他们像走进了一片墓地之中,周围一片死寂,德国人为了防止传染病的大面积扩散,把大量感染流行病的俘虏锁进小小的营房里,然后把这些人们活活烧死。
成片的尸体,累累的白骨,偶尔在尸体中间还能听见骇人的声音……到处都在诉说着人类曾经对同类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到处都在刺激着一个正常人的神经。作为亲历者,塞林格这样说:“无论你活多久,你永远都无法把这种人肉的味道从你的鼻孔里面呼出去!”
这是战争留下的创痕,是对人性的亵渎。这创痕也在这些二战老兵身上留下了终身无法磨灭的记忆。二百多天过去了,战争终于结束了,世界终于暂时不再有战火、死亡、杀戮和毁灭。塞林格完好无损地走到了战争胜利的那一天。但他的精神世界早已崩溃。
1945年5月,塞林格突发精神崩溃,被送往纽伦堡医院,接受精神康复治疗。显然对于他来说,战争中人们的道德沦丧和人性泯灭让他无法理解。从医院康复后,或许是想弄清楚战争凶残的真相,塞林格申请延长他的服役时间,作为美军反纳粹计划的成员,参与追捕和清缴隐藏在法国的纳粹组织和非法黑市交易、审讯纳粹罪犯。
可以说,这场惨烈的战争摧毁了塞林格作为一个正常年轻人的所有信念、梦想和憧憬。多年之后塞林格写道:“你最好离幻想远一点,你只能写一些你知道的东西。战火不会燃烧到文字里。”
要是他们光是让你去送死什么的,那倒也不太坏,问题是你得在军队里呆他妈的那么久。这是最大的问题。(《麦田里的守望者》第18章)
塞林格所在的部队开进曾被德军占领的法国村庄,为了肃清所有的可疑人员,将德军的残余势力彻底消灭干净,美军成立了反间谍部队,萨林格和其他三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组成了反间谍小分队,深入乡村进行反间谍活动。在此期间,塞林格和他的小分队成员成了好朋友,他们将自己的小分队命名为“四剑客”。
作为情报人员,“四剑客”可以比其他普通战士享有更多行动上的自由。他们摸清了村庄中的所有细节,了解了每一条小巷、每一个通道、德军在当地设置的每一个火力点。他们的工作为美军获取了大量情报,避免了军队的进一步伤亡。
另一方面,他们能够深入了解法国当地平民的实际情况,了解战争对他们来说真正意味着什么。在闲暇时间,塞林格的所有精力几乎都倾注在构思《麦田里的守望者》。战友们也会和她讨论其中的情节发展。他们甚至在塞林格写作时为他拍摄了照片。在接下来的65年时间里,塞林格和这三位战友持续通信,从未间断。
1944年8月,英美联军涌入巴黎,和巴黎市民热烈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塞林格也加入了狂欢的队伍,。
我对D.B.有一点不很了解,他那么痛恨战争,却在今年夏天让我阅读《永别了,武器》这样的小说。他说这本书写得好极了。就是这一点我不能理解。(《麦田里的守望者》第18章)
战争间隙,塞林格写下了大量诗歌。他把这些诗歌寄给当时《纽约客》的诗歌编辑,可惜《纽约客》的编辑并不认为塞林格写得好。
二战解放后,塞林格又将他的全副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并一心希望得到美国当时的文学泰斗海明威的认可。他鼓起勇气将自己的作品手稿寄给海明威。这位享有盛誉的作家在读完塞林格作品手稿之后,对他表现出慷慨的褒奖和鼓励。天才作家的肯定,更让塞林格喜出望外,他更坚定了他的文学家之梦。
1948年1月,塞林格的一部短篇小说《香蕉鱼的完美一天》发表在《纽约客》上,讲述一个二战老兵回到家,接受不了眼前的一切,结果开枪自杀的故事。这部小说使《纽约客》最终认可了塞林格的才华,一时间纽约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塞林格和他的作品。
三年以后,塞林格经过慎重的选择,把《麦田里的守望者》交给了《纽约客》一位和他一样性格古怪、偏执的编辑。这位编辑承诺塞林格做到一字不改地出版。
之前塞林格还去找过另外一家著名出版商,那人认为塞林格小说中的主人公霍尔顿就是一个疯子,要求他重写。塞林格听罢,立刻开始抽泣,狂奔到出版社楼下仓皇离开了。
他很清楚,霍尔顿这个主人公形象是以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为原型而创作的。说霍尔顿是疯子,正好戳到了他早年求学和参军的经历。这种评论无异于人格的侮辱。
一方面,塞林格希望被人了解和认可,希望他天才的文学创作能够被广泛认可和喜爱。因此,他绝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隐者。他愿意出现在任何一个公众场合与人们交往。他愿意到欧洲去旅行,愿意在集市上同人们交谈,愿意和朋友们在酒吧聊天、打牌。
而另一方面,他不喜欢被声名所累,不喜欢成为封面人物,不希望被打扰。他始终认为自己有权主宰自己的作品,他谨慎地创作和修改他作品中的任何一个词、一个句子,甚至是一个标点符号。不希望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承认他个人和作品主人公之间的关联。
我可以对天发誓,换了我当钢琴家或是演员或是其他什么,这帮傻瓜如果把我看成极了不起,我反而会不高兴。我甚至不愿他们给我鼓掌。他们总是为不该鼓掌的东西鼓掌。换了我当钢琴家,我宁可在混账壁橱里演奏。(《麦田里的守望者》第12章)
塞林格极其厌恶出版活动。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之后,人们热烈地讨论这本书,但塞林格却停止了任何作品的出版。一些书商将他四十年代出版的一些短篇小说整理成两卷本的小说集,在旧金山等地的二手书店行销。
塞林格知道后,马上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负责报道犯罪新闻的著名女记者蕾西·福斯伯格(Lacey Fosburgh)。他告诉《纽约时报》,这些盗版书商未经他本人的允许,发表这些未经整理的不成熟作品,让他深感不安。《纽约时报》发表了他电话访谈的内容,市面上所有这一类盗版书籍在很短时间内就绝迹了。
这样一位时刻关注外界消息的作家,我们很难将其与隐士联系起来。他很清楚个人创作的意义,不信任任何编辑对他作品的修改,哪怕只是一个逗号,他也认为是不可容忍的篡改。塞林格的创作追求是精益求精的,他以创作不朽的文学作品为自己的使命。
1953年,塞林格为了躲避公众的关注,来到纽约温莎中学(Winsor High School)担任高中辅导老师。他对学生非常和蔼,从不斥责他们,还经常带他们到户外做游戏、喝冷饮。学生们都衷心地喜欢和爱戴他,把他当做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知道他创作了一部挺有名的小说,但没有人会追着问他是不是要写续集。这样的环境让塞林格觉得十分自然舒畅。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学生叫雪莉(Shirlie Blaney)的学生以向学校报社投稿为由,向他提问一些小说创作的问题。塞林格和她约定采访内容只限于在学校的校报上传播。当雪莉问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不是作者的自传时,塞林格真诚地回答说自己的童年和书中男孩的童年相似,写作这本书让他感觉得到了解脱。
令塞林格没想到的是,采访之后,这些信息被雪莉以高价卖给了当地一家报纸。等塞林格知道的时候,他的这些创作心结已经被全美国人民知道了。他觉得自己被无耻的学生出卖,隐私权被侵犯了。盛怒之下他辞去了学校的职务,在自己住的房子周围竖起了高高的围墙。
对于塞林格来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让他成为经典著作的作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王,成为青春期少年的代言人,成为都市男女的精神宝典。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那著作花费了他多少时间、经历和呕心沥血。
他趴在军校宿舍的床上写它,打着手电筒写它,蹲在法国乡村的小路边写它。他背着它在大西洋的海水中求生,背着它在枪林弹雨中逃亡,背着它在精神崩溃的边缘苦苦煎熬。这部小说不是写了三年,也不是写了十年,而是写了足足三十年。
很多人都希望塞林格写霍尔顿故事的续集。但是对于塞林格来说,故事已经结束,他必须如释重负,他必须奋力前行。
很多人都觉得塞林格应该出来给人们讲讲自己和霍尔顿的关联,讲讲霍尔顿的精神危机怎样才能化解,霍尔顿如何才能长大成人。塞林格认为,读者有义务自己去解读故事,自己去化解危机,而不是等着写书的人去把现成的答案拱手相送。
稍晚时候,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已死”的观点,即当作品被公开发表的一刹那,作者就已经宣告死亡。塞林格是清醒的,他从公众视野中的退出,正说明了他清楚地知道一部好书的真正意义在何处。
可是说起来,这景色看了也有点叫人泄气,因为你老会嘀咕着所有这些姑娘将来会有他妈的什么遭遇。我是说在他们离开中学或大学以后。你可以料到她们绝大多数都会嫁给无聊的男人。(《麦田里的守望者》第17章)
塞林格的爱情是充满戏剧性的,他的爱情故事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部好莱坞浪漫电影中的桥段。
1941年,塞林格爱上了十六岁的好莱坞演员乌娜·奥尼尔。她是那一年纽约上流社会的焦点。乌娜·奥尼尔的父亲是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母亲是美国当红女作家艾格尼丝·博尔顿。
乌娜继承了父亲和母亲的天才的智慧、善解人意,更被称为“集美国半个世纪美貌于一身”的外表,这些都让塞林格倾心不已。对于乌娜来说,这个爱好写作的、具有迷人的棕色眼睛和高大身材的文学青年也令她倾心。两人很快沉浸在热恋中。
进入军营之后的塞林格想念着自己的心上人。他给乌娜写了很多热情洋溢的信。而乌娜也给他写回信。一个在前线浴血奋战,一个在国内等候心上人,恋爱中的通信总是甜蜜的、精彩的、充满眷恋的。塞林格甚至把乌娜的照片拿给自己的战友炫耀,充满自豪地说告诉他们:“这是我女朋友。”
然而,这样的通信往来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44年,25岁的塞林格和战友准备参加盟军在欧洲战场的战斗,却在报纸上读到自己的心上人已经嫁给了大她36岁的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塞林格发现他在所有人面前被羞辱了。他的初恋就这样被毁了。在此后的生命中,塞林格再也没有相信过长久的爱情。
令人费解的是,据说塞林格后来又同一位纳粹党成员Sylvia相爱并结婚,于1946年双双回到美国。塞林格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去见了他的家人和战友。结果,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告结束,塞林格提起离婚诉讼,并且宣称对方欺骗了他。
当时并没有人知道塞林格妻子的纳粹党员身份。很多年后,人们发现了这一桩婚事。评论界始终无法理解塞林格这样的选择。要知道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刻,一个美国犹太人和一个德国纳粹党员结婚不仅是惊世骇俗的,而且是会遭到军事法庭审判的。
1949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度假胜地戴托纳海滩(Daytona Beach),一个少女正在拥挤的海岸边上捧读《呼啸山庄》,这时候旁边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不停地问他:“希斯克利夫怎么样了?”希斯克利夫是《呼啸山庄》的主人公。她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塞林格。少女名叫琴·米勒(Jean Miller)。
此时的塞林格裹着厚厚的绒布浴巾,和旁边那些晒得黝黑的度假狂欢者比起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的塞林格已经无法融入眼前这个世界,无法畅快淋漓地享受度假时光。
这种现象在美国老兵身上十分常见,被称作“退伍军人综合征”。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害怕受到惊扰的灵魂,在一个孤岛上独自疗伤。琴像一阵清风,走进了她的生活。
塞林格告诉她自己是个作家,曾经在《纽约客》上发表过小说。他告诉她那是他最好的成就。他们在海边呆了挺久。最后塞林格问琴:“你多大?”琴回答说她十四岁了。塞林格的脸明显抽搐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告诉琴,他三十岁了,刚满三十岁。
以后的十多天,塞林格每天都来到海滩和琴聊天。他的右耳在战争中听力严重受损,他每次都用左耳凑近这个轻声细语的小姑娘,认真倾听她说的每一句话。这个身材颀长、长相英俊的男人渐渐赢得了琴的好感。
当琴和塞林格在一起的时候,感觉他就是他亲切的护送者,他让琴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这两个相差十六岁的人毫无障碍地亲密交谈着,在晃悠悠的桥墩下一起吃爆米花和冰激凌,有时他们把手中的爆米花喂给停靠在桥墩旁的海鸥。塞林格还会冷不丁来一个侧手翻……
跟这个小姑娘在一起,塞林格找到了久违的快乐感觉。谁能不说这是一段浪漫的忘年恋呢?时间过得真快,分离的日子到来了。塞林格告诉琴,他想和她吻别,但感情却无法让自己这么做。他马上去找琴的妈妈,并且希望娶琴为妻。当时的琴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塞林格和琴的妈妈约定等她长大一点再来找她。
不久之后,热恋之中的塞林格以琴·米勒为原型创作了一部小说《For Esme - with Love and Squalor》,并于1950年发表在《纽约客》上。塞林格时常给琴通信,这个时候塞林格准备将《麦田里的守望者》写完,并且告诉琴要试着写出一部好书,而不仅仅是畅销书。
四年之后,琴上大学了。塞林格约她到纽约来玩。一路上两人交谈甚欢,但是塞林格和琴始终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琴希望和他像任何一对男女朋友那样交往,但塞林格不希望她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分别之际,琴希望塞林格能够多陪自己一个下午,可是塞林格粗暴地拒绝了,从此之后塞林格再也没有联系过她。
不久,塞林格在纽约的一个聚会上认识了美丽的克莱尔·道格拉斯(Claire Douglas)。这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她有着清秀脱俗的五官,平整简洁的发型,高雅不俗的谈吐,正像她酒杯中的红酒那样醇厚甘甜。塞林格与对方一见钟情,两人很快确定恋爱关系。
克莱尔的早年生活十分不幸,她从小失去双亲,先后八次被寄养在不同的家庭中。从五岁开始,她就读于修道院寄宿学校。然而她的个性却十分和善温柔,聪明可人。
1955年2月,塞林格和克莱尔在美国佛蒙特州登记结婚。同时,塞林格还创作了短篇小说《Franny》作为送给妻子的新婚礼物。小说中的女主人公Franny就是以克莱尔为原型塑造出来的。这年年底,克莱尔为塞林格生下一女。
可从此以后,塞林格认为青春美丽的克莱尔变成了一个已婚的母亲。他渐渐与妻子疏远。在距离寓所不远的地方,塞林格建造了一座只属于自己的方形地堡。他时常走进去将大门锁起来,然后在里面一呆就是一周或几周时间。
地堡里面有他的办公桌,他用来写作的打字机。他在四面墙上安装了很多钩子,然后把写好的便签分门别类地钉在钩子上。他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这间地堡,克莱尔也不允许。对于他来说,这是他的圣地。在这里,接连诞生了一系列塞林格出版的著作。它们都是描写叫做格拉斯家庭(Glass Family)和这个家庭七个孩子的。这七个孩子全部都是早熟的天才。
而克莱尔为他生的一对儿女从小就对自己的父亲很陌生,他们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克莱尔对这个丈夫十分失望。经历了多年的孤独、失望、隐忍的日子之后,克莱尔终于忍无可忍,离开了塞林格。
塞林格在恋爱和短暂的婚姻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立独行,即使年过半百仍然风度翩翩,在精神上吸引众多年轻女孩的爱慕。对于那些年轻的女孩来说,塞林格就像一个精神导师,引导她们走向精神的圣殿。然而他又极度厌倦恋人的衰老,极度恐惧生活的责任。这让他很难能专一而认真地对待感情。
或许他前半生经历的历史巨变和人生转折太多也太过突然,导致他无法容忍生活中一丝一毫的变化。他不喜欢自己的意志被人左右,更别说是对生活妥协。一旦他的私人时间和空间、尤其是他工作的精力被恋人夺走,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恋人,抛弃爱与陪伴。
因此,他只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偶像,无法走出精神的圣殿。任何平凡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都是假模假式的成年人表演。或许,孤独写作是他解救精神困境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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