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耐的义务【下】
大自然赋予大地多样性，但人们却热衷于简化它。这样，人类亲手毁坏了自然界中业已存在的制约和平衡机制，大自然中的生物之所以维持在一定数量，就是因为它的存在。
大自然对每种生物适宜的栖息地都做了一定的限制。很明显，一种食麦昆虫在麦田的繁殖速度要比在套种其他作物的农田里快得多，因为这种昆虫不适应其他作物。
其他情况下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在上一代人或更久以前，美国大城镇的街道两旁都种上了榆树。
而现在，他们满怀希望所创造的美丽风景遭受着被完全毁灭的风险，因为某种由甲虫传播的疾病席卷了所有的榆树。如果栽上多种植物的话，甲虫就不可能泛滥成灾了。
现代昆虫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必须要放在地质学和人类历史的背景中思考: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生物从自己的领地不断蔓延至新的区域。
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在其最新著作《人侵生态学》中对世界性的大迁徙进行了研究和生动的描述。
在亿万年前的白垩纪，肆虐的海水切断了很多大陆桥，各种生物被困在埃尔顿所称的“巨大的独立自然保护区”内。它们与同类的伙伴被隔绝开来，慢慢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物种。
大约在1500万年以前，当一些大陆被重新连接后，这些物种开始迁移到新的地区。这一运动现在仍在进行，而且得到了人类的大力协助。
植物的进口是当今物种传播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总是一成不变地追随着植物迁徙。检疫手段虽然很新，但是并不完全有效。仅美国植物引进署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大约20万种植物。大约180种植物害虫，其中一半左右是意外地从国外带进来的，而大多数是搭植物的便车过来的。
在新的领地，由于它们缺乏天敌，入侵的动植物可能不受限制，因此会泛滥成灾。
所以，我们面临最麻烦的昆虫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入侵活动，不管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我们人类造成的，都可能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检疫和化学之战仅仅是花钱买时间玩。
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正如埃尔顿博士所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抑制某种动植物的新技术”;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掌握动物种群与环境的关系来“促进生态平衡，抑制昆虫的爆发，并且防止它们的入侵。”
很多必备知识触手可得，但我们不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雇他们来政府部门工作，却把他们的话当作耳旁风。我们任凭致命的化学药剂像下雨似的任意喷洒，仿佛别无他法。
事实上，只要提供机会，凭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很快发现很多其他办法。
我们是否被催眠了，失去了判断好坏的意志和能力，进而不得不接受低劣有害的东西呢?
用生态学家保罗·舍帕德的话来说，“我们刚把头探出水面就觉得心满意足，却不知环境的崩溃近在咫尺……为什么我们要对有毒的食物保持缄默，要忍受周围的孤寂，并纵容他人与并非真正敌人的‘老相识’开战，还要忍耐快要使人发疯的机器轰鸣?又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上呢?”
然而，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
创造一个无菌、无虫害的世界激起了一部分专家和大多数所谓管理机构的极大热情。
无论从哪方面看，那些忙着推广农药的人都在滥用权力。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尼利·蒂默说道,“负责监管的昆虫学家扮演着起诉人、法官和陪审、估税员、税务员和司法官员等多种角色，从而发号施令。”
我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使用化学杀虫剂。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竟然随意地把毒性很强和对生物影响巨大的化学药剂交给了那些对此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人们。
我们没有经过人们的同意，也没有告知他们其中的危害，就让这么多人接触到了这些毒药。
《权利法案》中没有规定:公民有权不受致命毒药的威胁，不管来自于个人，还是政府官员。这是因为，纵使我们的先辈们智慧过人，具有远见卓识，也无法预料这样的问题。
此外，还要强调，我们很少或从未调查化学药品对土壤、水、野生动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影响之前，就允许它们投入使用。
由于我们不够谨慎，对滋养万物的整个自然世界未能给予足够关切，将来，子孙可能不会原谅我们的所作所为。
人们对于威胁的实质认识有限。
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每个人只看到自己的问题，而意识不到或者不愿意把它放在更加宏观的层面。这也是一个工业主宰一切的时代，为了赚钱不计代价的风气到处盛行。
当人们抓住一些杀虫剂造成破坏的确凿证据而起来抗议时，政府就会给他们喂下镇定药丸儿，成分是一半真相一半谎言。我们迫切需要尽快结束这份虚假的承诺，不要再为丑恶的事实包裹糖衣。
灭虫人员所造成的危害正由公众承担。
只有在了解到事实的真相之后，人们才能而且必须做出决定是否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正如吉恩·罗斯坦德所言:“忍耐的义务给予了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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