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山鸿兄读而有感,感发为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与当下流行的诗人主动约写诗评,其中的意味大不相同。是为真批评,真兄弟。
[山鸿,诗人,同门师弟]
山鸿:诗学与儒学的一次成功互访:读《我的孔子》
不同的人,内心里有不同的孔子。
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有如下的感叹:“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我难道是葫芦吗?哪能挂着不让人吃呢?”。
在《我的孔子.挂在藤蔓上的》一诗中,诗人向以鲜写出了如下的诗句:“心怀天下的人/却被天下高高挂起”。
无独有偶,2009年第八期的《星星诗刊》上,有一个叫山鸿的家伙在一首《曾经,在名山胸怀天下》的诗作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天下已经忘了他/而他偶尔还在想起天下”。
在此,先把我和向以鲜同出一个师门这个渊源放在一边,应该可以看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和两千多年后的向以鲜、山鸿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学人境遇和精神图谱(包含暗区)是那么地高度一致。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宋人唐庚要喟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了。
《论语》中有三个故事读来令人凄然:子见南子、受辱阳货、佛肸召见。
南子,卫灵公夫人,据《左传》《史记》记载,当时她把持卫国朝政,行为淫荡。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派人对孔子说:“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小君愿见”,孔子见之。事后,弟子们产生怀疑,认为其中关系暧昧,如政治上“走后门”之类。在《论语.雍也》中,是这样记载的: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如果我做错了,天厌弃我吧!天厌弃我吧!”想想孔子当着弟子面对天发誓时的窘态、再想想孔子在南子府中“北面稽首”的情状:“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及弟子在卫国前后居住了一月有余,其间,曾跟随卫灵公和南子的车乘招摇过市,直至自以为丑,方才离开卫国。
自以为丑,方才离开。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一直存疑,渴望圣贤明君,即使瓜田李下也在所不辞,纵然大圣先知的孔子在这个节点上也一再不能免俗。在《论语.阳货》中有如下记载:
“佛肸召,子欲往。”
佛肸是晋国大夫范氏的家臣,任中牟的行政长官,晋国赵简子攻打范氏,包围了中牟,佛肸据城抵抗,在当时这是一种反叛行为。所以子路要问:从前我从老师那里听说过,亲身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佛肸据中牟反叛,您要前往,为什么呢?让我们看看孔子怎样回答?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是的,我说过这句话。可是,不是说坚固的东西怎么磨也磨不薄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怎么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葫芦吗?哪能挂着不让人吃呢?”正如本文开篇的引用,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失落和暗区一以贯之,而轻易的妥协和变通,这个毛病看来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子见南子的时候,表示不悦的是子路;子欲往中牟的时候,表达不解的还是子路。这个身强力壮的子路啊,有些时候他比圣贤还要圣贤。
多年前读禅宗,发现当中有好多公案,那也是禅宗中最有趣的部分,让人产生遐思和脑洞大开的部分。在儒学、或者孔学中,其实也有大量的公案存在。前边说的“子见南子”“佛肸召见”“受辱阳货”以及“子畏于匡”“望吴门马”“适卫击磬”“执御执射争”“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等桥段应该就是这样的公案。遗憾的是几千年下来,立足于用、单向归一的穿凿附议已经基本扼杀了这些儒学思想的多向性和活力,这是儒学的重大损失、也折射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思想活力的丧失。
向以鲜在《我的孔子》的写作过程中显然洞悉这一点:这些公案给了他笔下更多的腾挪空间,就此着力,诗意如泉如涌。以《南子的玉振》一诗为例,诗人在还原彼时场景、摹写南子“搅动血与泪/漫漫长夜/搅动男人的痛苦/也搅动/圣人的孤高”的美貌之后,是这样发问的:
现在南子将刀柄
豁然趟过来
圣人如何接招
圣人接招的套路——两千多年来,不绝如缕的后学先进向孔子学习的动机莫过如此。在此存疑发问的人应该也有,但我只在《我的孔子》中才看到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孔子》不仅是一本诗集,更是一次机会:对儒学的一次盘诘和重新发现。
纯粹从诗学的角度看:中国新诗是在五四新文化“打倒孔家店”的声音中硬生生弄出的一个东西,经百年发展,倒也充满生机和活力。但也是乱象重生:“下半身”“梨花体”“鸟体诗”“截句”......多么勇敢的中国诗人,殊不料孔子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勇而无礼则乱”、“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夫子所言的“礼”理解为“汉语的传统与法度”、“义”理解为“知识分子的情怀与大义”——新诗百年乱象,无不缘于其失礼失义的出现节点与发展路径,汉语诗歌必须沿着此路有所回归、否则必将“失之于野”、迷之于乱。
子若不登泰山
泰山必来眼底
——摘自《头上峰壑》
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向以鲜《我的孔子》是新诗百年之际汉语诗学和儒学的一次互访、更是当代诗歌对汉语传统的一次温故和吐新。
在此,我说到了汉语诗歌的传统。当代汉语诗歌、基本上是从学习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诗开始的,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和后工业时代的猝然到来同步的,当代诗人的诗歌实践经历了由外到内、从表达到呈现、从抒情到冷痛的变化;后工业时代全新的社会生活是当代诗人得到的机会,它支持了这种变化,并使这种变化成为可能。
然而,我看到了不好的景象:一些诗人在绣花,写出了一堆绮丽无骨的垃圾并得到了叫好;而另一些诗人、在对当下生活的处理过程中,显示出了足够的敏感、锋利、急智,但最终所呈现出的作品却朴素有余、美感不足。“质胜文,则野”,往野路子上写的人不在少数,并且为了博取眼球,甚至不惜牺牲写作的伦理的诗人也大有人在。
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最大机会依然是依据当下后封建、后现代混杂交织的社会形态所带给我们个体的不同经验、借鉴多年来西学的手段、对古代诗歌传统的现代化。诞生于农耕时代的汉语诗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营养和传统,轻易地无视和丢掉这些传统,不智、且损失巨大;在关照当下生活的时候、重拾中国人传统的心里图谱作为参照、在文字呈现的过程中,除了隐喻、解构、象征、反讽,还有通感、回文、赋、比、兴手段的可以使用——汉语读者太熟悉这些手段、以致成为了大众的审美心里图谱,对这部分传统的找回也是重新赢得遗失的汉语诗歌读者的路径,在这里,有写作者和阅读者的最大公共区域,也有汉语诗歌的机会和最大利益。
站在这个角度,审视向以鲜近几年的诗歌写作,其对于当下的启示意义在于:在古今交汇的这个点上、他找到了这样一种自由,可以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淀和学养、可以自由地使用当代诗歌写作和母语传统双重的经验和手段,轻重自如,深浅皆便——《我的孔子》的轻盈和厚重就来自于这里。
最后,提醒有心人读一下向以鲜的两首诗:《柳树下的铁匠》和《拾孩子》,这两首诗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是汉语诗学传统里至今鲜活的部分。
[2016.8.13-9.2]
中国首部绣像本现代长诗《我的孔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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