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被问及留学理由，“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作中日友好的桥梁。”是标准而又万能的回答。
我也说过同样的话。但一入学，便忘了。为什么来日本已经不重要，因为已经来了。如何交上房租，如何解决吃穿，如何取得学分才是最重要的。
如鲁迅所说：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
山形不像东京，留学生少得可怜，我便显得金贵，勉勉强强可以算“胶菜”或者“龙舌兰”。
免除学费的申请顺利通过，第一年又获得了每月五万日元的奖学金。打一份工维持生计，紧紧巴巴但并不囧，何况我是喜欢学习的。
但不免课上犯困，尤其听菊地先生的经济学课。菊地先生是个即将退休的老教授，西装革履，领带很花。上课从不跟学生互动，习惯对着教室里的荧光灯讲话。上他课的人，打瞌睡的多。日本学生打瞌睡很有功夫，只是微微低下头，身子不动，看起来像静默。那天，大家的“静默”进入最佳状态，突然前方讲台传来一个声音。
先抑后扬，很响，很长，很熟悉。这声音是在菊地教授转身往白板上写字的时候发出来的，确切地说是从他的身体里面传出来的。
看周围的同学，也都被这个声音叫醒，大家瞪大了眼睛对视，又一齐看向教授，见他不再讲话背对着我们，便会意了。大家低下头，抿着嘴唇，眼睛却在笑。过了一会儿，教授也终于转身，继续讲经济学。
下课后教授一走，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跟同学们交流一下那个声音，可是他们却背起包跟我说再见。日本人的这种文明令我消化不良，感觉没什么趣味，便往图书馆去，却在走廊里迎面碰上松田先生。
她见我一喜，抢在前面说“你好。”又请我去她研究室喝茶。我对她早有感激，便说“谢谢。”跟在她身后走。她那天穿着裤子，不见脚脖子，但两腿明显很粗。突然明白她为什么总穿裙子了，长裙可以掩盖不足，但她又没有一定的高度，真是难。这样想着，又发现她走路的姿势不是很正常，有点儿跛脚，好像哪儿疼。那天是阴天，要下雨的感觉。
松田先生的研究室不大，书和资料被堆到地板上，却有一张空着的桌子和几个小圆凳。她问我喝什么，乌龙茶？红茶？普洱茶？茉莉花茶？咖啡？我惊讶她什么都有，便回答什么都可以。她给我泡了一杯红茶，我又后悔，因为红茶是我最不喜欢的。
“你很苗条，不用减肥，是不是喝了普洱茶？你们云南省的普洱茶？”她轻柔地问。
我觉得好笑，不知道如何回答，想她备有普洱茶，是想减肥。
我端起她泡好的红茶，喝了一口，却突然想起菊地先生，想起那个声音，扑哧一声把茶喷出来。松田先生慌忙道歉，又迅速递给我抽纸，以为是烫着我了。我摇头擦嘴也道歉，忍不住说出菊地先生在课堂上出的“事故”，“教授竟然上课放屁。”我强调了一下。
松田先生也扑哧一声笑了。她咯咯地，露出前排几个小而白的牙齿。我也终于放开笑，没想到她却说：
“金桑，女孩子是不说“屁”这个单词的，要说‘おなら’（音：奥呐啦）的。”她边说边抽出一张纸，把两个单词写在纸上。然后给我讲解。
日语是复杂的，敬语，简体语不用说了，还分女性用语，男性用语等等，真是事事儿的。但是我收获颇大，庆幸跟先生分享这个“屁”，不，是“奥呐啦”。
“以后日语方面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她说，脸上认真的表情让我感动和感激。
“那我写的报告希望先生帮忙看看。”我马上请求。
她答应了。我又激动起来，像有了保障。离开先生研究室时，竟然在门口看到一个拐杖，颜色和设计都很女性化。谁用拐杖？我想。但是没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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