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福泽谕吉自1872年开始陆续写成的17篇文章，其中所述种种，很像今日某国之情况。
1，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
2，政府，人民各守本分
3，社会地位由德行决定，德行来自于学识，所以要学各种学问，主要是经世济用的实学
4，只有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国家才能独立。否则闭关锁国时当然没问题，一旦和高大的外国人接触，就会卑躬屈膝。
5，政府，底层人民不适合引导国家，中间阶层应该是主力，而且不该去做官，应投身各行各业。
6，人民要积极制定法律，守法，积极监督政府，非暴力，要据理力争。遇到政府的恶，三种办法: 服从，革命，改良。第一种违反人的本分，丧失人的义务和权利；第二种以暴易暴，弊大于利 ；第三种应该坚持到底，直到政府改正。
7，转述美国人威兰德《道德学》身心自由的观点，由:（1）身体（2）智慧（3）欲望（4）理性（5）志向，控制得当就可以自我的独立。同时不可妨碍他人运用的这五个因素的界限，即自我权利和他人权利要互不妨碍。如妨碍，就是一人身体住着他人意志，何其荒谬。进而可知，数千年来统治者即是想把他们的名分想法植入底层百姓身体中。进而，反对女子的三从四德，反对纳妾。能看出这段至少是在婚姻问题是上提倡男女平等，甚至以孟子“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态度，批评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认为是简直是罪人之言。再有，认为孝敬老人是应该的，但二十四孝简直是迂腐可笑。婆婆对儿媳妇，也应该将心比心。
8，一个人如果只关注个人生活，那和蚂蚁没区别了，还必须尽到社会的义务。
9,名分之说是把个人家庭里的父子关系，硬套到社会关系中的陌生人之间，父母官一切说了算，下面人无事可做就变着法作假索贿，专制制度下产生了大量的伪君子。易中天先生有类似的说法，不知道是不是从这里来的。
10，推崇演说，认为演说是履行表达自己意见权利的重要练习。学者的职责之一就是指导这些见识很低的民众们提高。
11，人生和国家都要有更高的目标，不要目光短浅。
12，不能怨尤。无论是个人还是国民，言论和行动被妨碍而不自由的人，就容易产生这种情绪。
13，要保持怀疑。不可轻信圣贤，也不可怀疑过度。不能把西方的一切直接拿来就用，不符合国情，要保持谨慎怀疑。对西方的弊端，也要拒之门外。作为中坚力量的学者责无旁贷，要多读书，多接触事物，自然就知道信疑的标准了。
14,物质上要独立。也不要因为物质和金钱，影响精神的独立。
15，思想和行动要一致。理想过高，缺乏实际行动的人，有时会被人厌弃而陷于孤立。想要批评轻视别人时，要换位思考。
16，人望。信任一个人，可以用事物来衡量，能委托他办一毛钱的事，还是一块钱的事。一省之长，必须有一省人民的信赖，否则就要被无止境地怀疑。对大企业也是一样，老百姓靠信任他们才买东西。要保持和颜悦色，要多交朋友，不要迂腐。
最后还有作者化名写的一篇文章，反击《劝学篇》发表后的一些社会人士批评。争议主要是: 要遵守国法不能动用私刑，要根据社会文明程度和情况来确定什么是义举什么是狂夫，还举例子某义士在中国元朝侵略日本时斩杀元使就是义举，在明智维新时斩杀俄英使者就是狂夫。最后反击了某些人批评他有不尊重天皇制度的倾向，想要基督教和共和的观点。
篇尾还有1983年国内编辑的一段评价，说什么福泽的文章推动了历史，但因为属于资产阶级，所以不彻底云云。比如福泽反对社会上高低贵贱这类名分，却提倡百姓安守本分，自我矛盾。其实福泽说的是每个社会单元要完成自己的社会义务，但各单元之间不应该有天然的高下之分。再有编辑指责福泽不该号召人民一味守法，万一是统治者的恶法呢？其实福泽在前几个篇章说了人民应该积极参与法律制定。编辑又说，福泽承认人人平等，却承认由于才智财富等原因造成的不同，这点实际福泽也是对的。人人平等仅限于社会契约的权利义务，而每个人高低胖瘦，努力懒惰等方面不能相同，所以在私人财产等方面不同是正常的结果。反倒是编辑，都1983年了，见识反倒不如一个1876年的人。说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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