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的复兴期:湘皋导引,魏源躬行
鸦片战争前后,湖南出现了一个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才群体,包括贺长龄、贺熙龄、魏源、邓显鹤、邹汉勋、严如煜等,学术上称为“经学主变派”。他们最早接受和宣传王夫之的学术思想,重经世,讲躬行,以追求“朴”、“实”的学风横扫理学的虚矫、汉学考据的琐碎、文章辞藻的浮华;他们的许多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敬天、法古、重农抑商发展到顺人、通今、本末并重,从拒“夷”发展到师“夷”以制“夷”。在他们的努力下,“湘学”呈现出复兴的态势。
在这个群体中,邓显鹤最早意识到王夫之思想的巨大价值。他是湖南新化人,曾任宁乡训导。工诗文,一生旁搜远揽,致力于湖南文献的编著。有《船山遗书》、《周子全书》、《资江耆旧集》、《楚宝增辑考异》等千余卷。他的编著和他所倡导的忠义气节,影响了近代诸多历史名人,如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梁启超称誉他是“湘学复兴导师”。客观上,他对重塑湖南学人的精神人格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夫之的著述和思想从产生到大行于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冷落湮没时期,直到近代,才奇迹般地受到世人重视,其间一个重要的转机,就是邓显鹤慧眼识珠,多方征求船山遗著,整理刊布了《船山遗书》。王夫之的著作录于《四库全书》仅六种,存目二种。至道光中叶,其遗书绝大部分没有刊刻,少数已刊出的也由于稀少,为人们所罕见。邓显鹤最早意识到王夫之著作的巨大价值,共刊布《船山遗书》十八种,一百五十卷,并编撰出第一份完整的《船山遗书目录》,使王夫之的思想成为风行全国的“显学”,光炳中华,泽被后代。
在这个群体中,魏源影响最大。他是湖南隆回人,五十一岁才进士及第。长期充当地方督抚的幕僚,道光七年(1827)入陶澍幕,经世才干得到发挥,成为海运、河工、盐政、币制改革的专家。因屡遭排斥,隐居著述,客死异乡。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编》等六百余卷。
他继承和发扬湘学重躬行的学风,反对离行之知。他的知行学说摆脱了纯伦理性色彩,包含着认识论的普遍意义。他尤其强调“变”,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应做到称古而不泥于古,与时俱进;但“变”的标准要遵循利民、便民的原则,否则就无需变革。
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让学问的研究成为社会改革的借鉴,即所谓经世致用。因而,在政治上,他提倡改革弊政,富国强兵。针对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此抵抗外来侵略。他为此提出了改革吏治、开通言路、吸收外资、振兴工业、提拔人才、开启民智、严禁鸦片和增强国防等一系列救世治国之道。在中国历史大转变的时代,他的这些进步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仍给人深刻的启迪。而作为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加快了当时中国复苏的步伐,成为引领中国走向复兴的指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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