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冲突。这其实也是曹操、刘备、诸葛亮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
曹操杀边让、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废廖立，都是这一矛盾冲突的表现。那么，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为什么都与士族或者名士有矛盾、有冲突呢？
什么是士族。
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
在汉代，一个人要想通过正规途径做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是士人；
第二，必须通晓经学；
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
士在周代，原本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到了汉代，则变成了最高一级的平民。
平民又分四种，即士农工商。士，就是士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农民务农，工民做工，商民经商，士民读书。士以读书为业，其实也就是从事脑力劳动。
一个家族，如果以读书做官为职业，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读书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读书为业的，差不多也都世代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
所谓“士族”，就是由于世代读书做官，而从平民阶级中分化、产生出来的特殊阶层。
他们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
族为什么能垄断仕途呢？
因为一个人既然是有条件读书的，又做了官，他们的子孙后代自然也比别人更有条件读书，更有条件做官。即便读书人多起来了，祖辈、父辈做过官的人，同别的读书人竞争，总要容易些。
第二，一个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荐权，可以推荐别人做官。推荐什么人呢？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人，还有一种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读书人。这些人做官机会较少，一旦被推荐，一般都会感恩报恩，甚至与推荐人在政治上发生从属关系，情感上发生父子关系，成为他们的“非血缘关系家族成员”。
第三，享有推荐权的人还可以互相推荐，也就是我推荐你的人，你推荐我的人。这种“投桃报李”的做法也是官场的“潜规则”，人人心知肚明，往往不用讨价还价便能默契地进行。最后是推荐权和做官权都被大大小小的士族瓜分。
士族为什么能够控制舆论呢？
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由于读书才做官，由于做官才成其为士族的，当然最有学问最有文化。因此，作为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领袖，士族便不难团结一大批文化人，这就是名士和太学生
大体上是名士依傍士族，士族借重名士，太学生则成为他们的拥趸。
所谓“名士”，就是现代的“意见领袖”或者“公众人物”。这些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发表意见，褒贬人物，议论时政。这种意见，当时就叫做“清议”。清议的影响力很大，杀伤力也很强。一个人，如果被清议所褒扬，就身价百倍；如果为清议所不齿，就臭不可闻。清议的力量这样大，发表清议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边，还有太学生作为呼应，士族当然就控制了舆论。
士族掌握了做官权，就控制了仕途；掌握了发言权，就控制了舆论。有了这两个条件，他们就不难成为豪强。
东汉原本就是由豪强（主要是南阳豪强）建立的政权。主宰这个王朝的，也一直是豪强，比如外戚、宦官、大商人。他们也都是大地主。
士族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当然是建立一个由本阶级掌握的政权。至少，也要在这个政权中处于掌控地位。
这就难免与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发生矛盾冲突。因为三国之主均非士族，也没打算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
先说曹魏
曹操的做法是法家寒族方式的
曹操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知道，他的不信天命，厉行法治，抑制兼并，破格用人，提倡节俭，不慕虚名，哪一条不是冲着士族来的？尤其是他那个“唯才是举”，简直就是挖士族的祖坟！
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的抵制，也受尽了名士的讥讽。
他的办法是有选择地杀人
曹操阵营中也有许多士族，因为曹操也知道，有些时候还是要用他们的。 曹操与士族、名士，就处于一种相互利用又相互警惕的关系之中。
因此，他身边的名士比其他人都多，被他杀掉的也比别人多。
后来， 曹丕接受了陈群的建议，下令实施。又没过多久，曹丕在中原士族的拥戴下当了皇帝，帝国这栋房子（这时只有大半栋）从姓刘的手上正式“过户”给了姓曹的。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
曹丕接受陈群的建议，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士族障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毋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终于灭亡的根本原因。
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权和刘备采取了与曹操不同的建国路线和战略方针
如果说，曹操是逆流而上，那么，孙权和刘备，则一个是顺势而为，一个是绕道而行。顺势而为的是孙权。这就是“江东化”，亦即“本土化”。
单单依靠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东吴就永远是一个飘忽的政权。因此，孙权只能“江东化”，也必须“江东化”。于是，他毅然将一部分政权和一部分兵权，分别交给了顾雍和陆逊。
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和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
“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孙吴政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孙权害怕的。这就使得孙权内心分裂，心理变态，作风刚愎，作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
>> 刘备其实是一个“不具有明确战略思想的随波逐流的人”。好在刘备聪明。他一直盯着曹操，然后反着来（刘备曾经对庞统说“每与操反，事乃可成”）
曹操既然逆流而上，刘备就来个绕道而行，尽量避免与士族发生正面冲突。
《三国志·先主传》曾高度评价刘备入蜀以后的人事安排，说董和、黄权、李严是刘璋的旧部，吴壹、费观是刘璋的姻亲，彭羕曾受刘璋的排斥，刘巴则为自己所忌恨，却都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上（皆处之显任），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其器能），结果是“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三国当中，蜀汉为什么又最先灭亡？
也有三个原因
第一，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是依法治国。依法，就不能“依人”；法治，就不是“人治”。这就和士族阶级的理想、理念相悖。士族是要“依人”，是要搞“人治”的。
第二，蜀汉不但是一个“非士族政权”，而且是一个“外来政权”。这就不可能不与本土士族（益州士族）发生矛盾
诸葛亮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也都不是益州人士。非但如此，蜀汉政权还想方设法从益州豪强、士族身上榨取钱财，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又针对所谓“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情况，制定许多有针对性的法律，来镇压他们的反抗。由此可见，益州士族实际上被底层化和边缘化。他们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与蜀汉政权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对立面”。
第三，诸葛亮过高地估计了他政治理想的号召力。他不知道（也许真不知道，也许装作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当年的曹魏，“兴复汉室”也早就成为过时的口号。
对于士族地主阶级来说，实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东汉还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兴复汉室”？反倒是坚持汉代制度的蜀汉，完全没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会真正支持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略。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来“解放”他们，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我们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因此，他们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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