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在《新唐书》中将他列入奸臣行列，但是他却不同于一般的奸臣，首先列传中没有记载他多少贪污受贿之事，他晚年生活奢靡，所得大都是皇帝的赏赐，相反他还有比较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对待政务也还算小心谨慎，在他任宰相的19年里，虽然唐玄宗日趋腐化，但唐朝的政局总体上还算平稳，李林甫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可是仍要把他列入奸臣行列，因为他另外一面很可怕，李林甫是个不折不扣的政客，他的眼里只有自己的权位，并且由于出身和文化水平都不高，他格外的敏感多疑，只要他感觉谁对其官位构成威胁，不管是明显地还是潜在的，他都会想尽办法构陷。他嫉贤妒能，热衷于背后下黑手，但是在人前却是一团和气，时人称其“口有蜜，腹有剑”。他对唐玄宗千依百顺，别的大臣对唐玄宗的决定提出反对意见时，他不论对错都暗地里支持皇帝，让皇帝乾纲独断，这样皇帝逐渐就只信任他一个人，而朝臣也因畏惧李林甫没人敢向皇帝进谏，高高在上的玄宗皇帝听不到忠言，更加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朝政日趋腐败。这是李林甫最大危害之处，他严重破坏了政治生态，造成朝局万马齐喑，朝中人才严重流失，加速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进程，比如其设计害死了皇甫惟明和王忠嗣，为日后安禄山在节度使中独自坐大提供了机会，对安史之乱的形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李林甫品格底下，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时人能看的明白，身为一代明主的唐玄宗自然也能看的明白，他之所以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因为他需要李林甫这样人。李林甫出现在历史舞台也绝不是偶然，而是封建制度演变的必然产物。
开元初年唐玄宗锐意进取，需要治国干才，于是才有“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绂、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的盛况。到了开元末年，大唐的繁华景象令他飘飘然，他失去了青年时的开拓求治精神，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人，既能帮他处理日益厌倦的繁杂政务，也能压制朝臣，让他们不要乱上奏章干扰他的梨园生活，但作为曾经的明君，此时尚未完全昏聩，所以他需要将政务托付给一个绝不会拂逆自己但又有能力胜任的人，而李林甫正好符合这个条件，所以他予以重用，至于李林甫构陷朝臣之事，并未给他本人造成直接危害，相反他觉得李林甫不会结党造反，用起来更加放心。于是，李林甫就在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中央设置三公九卿的官僚体系，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为百官之长，当皇帝因故不能正常理政时，全权委托给一位贤相，国家照常运转，比如后主刘禅，虽然平庸，但在诸葛亮的辅助下蜀汉仍能维持三足鼎立。不过有诸葛之才的丞相固然不多，有诸葛之德的更是凤毛麟角，大凡丞相掌握了国家实权都对皇位产生觊觎之心，从王莽篡汉开始，到隋文帝取代北周政权，中国朝代更迭莫不是丞相取代弱主，所以隋文帝为了限制相权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度，宰相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正副长官都是宰相，到了唐朝官员只要获得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就可以入阁办事成为宰相，宰相的群体进一步扩大。这样一来，宰相的权力被分割，再难对君权构成威胁。李林甫和他儿子的一番对话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他儿子说他一位奉承皇帝打压百官，一旦玄宗皇帝殡天，新君恐难容他。李林甫的回答颇显无奈，他对此心知肚明，但他没办法，因为当今皇帝要他这么做，不这么做等不到新君继位他就被收拾了。这段对话充分说明哪怕李林甫奸焰滔天，可在唐朝的制度下，皇帝随时都能收拾他。
只是宰相人数增多，彼此间的争斗也随之增加，就好比原本院子里只养着一条狼狗，现在放入一群，它们自然会为了争夺主人丢的几块肉而相互撕咬。唐朝宰相之间的倾轧并非从李林甫开始，早在唐太宗晚年堪称贤相的褚遂良就曾用卑鄙手段害死同为宰相的刘自，开元初年同是贤相的姚崇和张说也矛盾重重，以致姚崇临死都要设法防备张说。这一切也正是皇帝乐于看到的，这样他可以居中裁决，巩固自己的权力。只是随着宰相间争斗的日益加剧，斗争手段也会日益丰富，最终会有一个人总结前人经验，最终成为集大成者脱引而出，李林甫就是这个人。最后“口蜜腹剑”也没有随着李林甫埋进棺材，它在李林甫之后已经变成一种人生哲学融入千千万万的大小封建官员的血液中，翻看宋元明清以来的历史，表里不一、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官员哪能胜数！因为“口蜜腹剑”本就不是李林甫一个人发明的，它是封建君臣之道的必然产物，只要滋生它的土壤没有改变，它自然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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