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生平之三。
曾国藩因太平天国起兵而组建湘军。
咸丰元年（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攻城之疾，大有燎原之势，清廷大惊，咸丰帝诏见群臣责问如何应对，曾国藩进言“今日急务，首在用人”，遂又推荐李堂阶、吴延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等五人，犹嫌不厉，再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这是一篇用词激烈忠心耿耿的谏文，奏折直指咸丰帝的过失，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再肃顺等人的委婉息怒下，咸丰数日后复阅，才心服而纳谏，并对其加以褒答。署刑部右侍郎。10月，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这两次加官是咸丰对曾国藩不怒而喜的一态度。种
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署吏部左侍郎。6月，委任曾国藩去江西省为乡试正考官，顺便给曾国藩放了二个月的假期。人有祸福旦夕，曾国藩去江西途中因母丧归家。为母守孝期间，太平天国起兵已出兵越过广西，兵峰已到湖南，晚清政府从各地调集八旗军、绿营官兵围剿太平军，可是腐朽的清军已不堪一战，刚起兵的太平军不过一两万人，却势如破竹，所到之处，百姓响应者颇多，人民是反抗死不反抗也是水深火热，不如试试推翻清廷的可能。为此，咸丰清府在八旗兵不力的情况下，加大各地兴办团练的命令，试图用各地的团练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在此之前，湘江已有各种团练军队，其中江忠源组织的楚勇就是湘军的前身之一，而清廷大办团练为曾国藩崛起提供了绝佳的土壤，也是晚清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千载难寻的机会，自此后，有了“无湘不成军”的说法，说明了湘军打仗的勇猛。 曾国藩本着程朱理学的儒家思想，“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在以曾国藩为主的湘军战场中，十多年的时间，曾国藩团结和推荐了几十个名士猛将，其中，胡林翼少有“经世志”，左宗棠“少负奇气，有大志，欲因时建非常之功”，“究心舆地、兵法，讨论国闻”，“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精通时务”。李鸿章更是曾国藩视为唯一衣钵的国之栋梁之才，更有曾国藩九弟曾国荃，在大哥的支持下，独领一军吉字营，北上东征，刀锋所向无所不能。这些晚清首领不仅互相交往，激辩时务，先天下之忧，取事夷之道治事夷之事，在他们身体力行之下，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曾国藩更是因剿灭太平天国而仕途顺利，青云直上，成为湖南士人乃至晚清末期翘楚才子争相结识的对象，影响很大。当然更多的是在当时的湖南形成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理学经世”群体，被后人称为湖湘经世派。 1852年 11月，清政府命令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亮基同办团练，曾国藩是清廷中央大员，张亮基是湖南军政一把手。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其家乡长沙衡阳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正式组建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期间曾国藩很巧妙的向清廷上书征用了还只是绿营都司的满洲镶黄旗人塔齐布。八月，曾国藩离开争议极大的长沙，转到更能说话算数的衡阳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 曾国藩几乎 每隔几天就到操场训话。在组建湘江时，另辟蹊径，启用一大批耕读之家的文人担任湘江指挥官，而这些自幼饱读诗书，深受湖湘学风熏染的军官，在尊奉程朱理学基础上、更加主张学以致用，所以，湘江在思想上就是一支与众不同的部队，打仗的根本在于胜在心而不在力。湘江很重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所以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同时，曾国藩很是理解当兵养家的后顾之忧，所以要向勇卒发高于绿营兵一倍的饷银，这样，当时的湖南籍招兵买马不出问题，高薪募兵，得胜重奖，兵勇个个如狼似虎。曾国藩也曾在银量不足的情况下，以保卫家乡的名义向乡绅摊派，但所得不多，后全部连本带利返还给乡绅。但最聪明的一出就是，曾国藩向咸丰帝求了几千张清朝最高学历“监生”的文凭和虚衔官职的空白任命状，然后明码标价出售，所获甚多，靠这种出售功名、卖官鬻爵的办法，曾国藩在咸丰四年（1854年）建成了一支人数达1.7万并装备有几百门洋炮的湘军。 最终训练出一支能征善战的霸蛮湘军，并在十年后一举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以至于湖南后来有句口头禅，用来问一些手上突然有了钱的人，“你去打南京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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