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构建新的历史叙事，首先需要有对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理解，只有基于对特殊性的深刻理解，才能把握其在普遍性当中的结构性地位，那么，中国历史的根本特殊性在哪里呢?本书认为，它体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两点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几乎中国历史的所有运动逻辑，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所有切入点，都在对这两点的把握里面了所谓轴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
这个时候出现的中国文明，或许曾受到过其他文明的激发，并且在后续的年代中吸纳了很多其他文明的精神资源。但其内核中一些原生性的东西，作为基本识别要素，始终存在。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其普世主义取向，绝不自圈于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对应地，轴心文明不会设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担纲，它所关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获得普遍传播，轴心文明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中天然地有着普遍主义的冲动。
在古代，它将自己理解为世界本身：在现代，它只有通过普遍主义才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单纯的民族主义理念无法提供足够的精神容量，以支撑起它的精神世界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过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载体，但东亚的轴心文明却一直有中华帝国作为其政治载体，并由此衍生系列历史效应，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
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超大规模首先体现在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与财富上，其规模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第一个千禧年过后，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级取的资源超过了任何地方性势力的抗拒能力，此后中国再无长时期的分裂现象出现，于是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其延续性的根基并不仅仅在于其文明的韧性，更在于超大规模所带来的军事。
说得更准确点，一个庞大政治体的自我维持，与轴心文明的与财政逻辑存续，是两个独立的逻辑，并不能相互解释，但是相互有需求，这个文明在其覆盖区域内始终可以找到一个独大强国作为其载体该强国则始终可以该文明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而在其他文明区域内，由于没有这种超大规模，没有足够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资源，因此能够压制各种地方性力量的独大强国就很难持续存在；也因此，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强国，便不会以文明作为自己的根本身份标志。以免混同于其他国家中国轴心文明的担纲者在古代的流转，最终必会落在起自农牧过渡地带的人群身上，过渡地带分布在长城沿线及东北。
因为只有这个群体同时熟稔农耕与游牧两种体系的秩序奥秘，能够带来超越于农一牧之上的多元治理，使长城南北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统帝国的内部均衡关系。
他们对中原的理解能力使其能够调动中原的庞大财富，这是纯粹的草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他们的草原身份使其拥有超越于中原的广阔视野，有能力统治儒家文化无法直接整合的庞大非中原疆域，这是纯粹的中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因此，这个群体能构建起庞大的多元复合帝国，使得轴心文明所构想的“天下”，外化为一个现实的帝国秩序。
这种多元复合帝国也带来了中国的另一重超大规模性，即地理上的超大规模性和帝国内部秩序上的超级复杂性，这两个意义上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中国在现代转型时面临的任务变得极为复杂在担纲者的流转过程中。
中国历史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变迁的主动要素，或说自变量，来源于社会分工最为复杂的中原地区相对于非中原地区而言，因其分工的复杂性，内部各种社会要素的均衡关系更为易变，每一次出现有历史意义的技术跃迁，都会给中原带来新的经济资源，并打破此前诸种社会要素的均衡关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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