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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道德经》成书,伯阳甫《德经》在先,老聃《道经》在后

考据:《道德经》成书,伯阳甫《德经》在先,老聃《道经》在后

作者: 朱玉林 | 来源:发表于2022-08-22 17:35 被阅读0次

    考据:《道德经》成书,伯阳甫《德经》在先,老聃《道经》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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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先秦诸子百家中,以老子最为神秘。确实是这样,在现存先秦的文献中,老子并没有留下什么确切的事迹。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了老聃、老莱子和太史儋三位老子的候选人。这说明司马迁也不能够确定。那么,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老子?《道德经》到底出自哪一位老子之手呢?

    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外国留学生导师胡孚琛考据:《道德经》伯阳甫《德经》在先,老聃《道经》在后。

    郭店楚墓《老子》竹简本出,和今《老子》传世本文字相差甚多。

    饶宗颐先生认为竹简本乃儒生所记《老子》的节本,而一些学者则认为竹简本乃老聃所著《老子》初本。

    今本《老子》乃太史儋所著,反而更坐实了清人汪中的猜测。

    又有美籍学者何炳棣院士在2000年11月《燕京学报》撰《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竟从司马谈、迁身世及所记老子后裔世谱入手,论证《老子》著于《孙子兵法》之后,老子即为太史儋。然而揆诸《史记》多篇史料,孔子问礼于老聃其言不虚,老聃、老莱子、太史儋本为三人,史料证据也非止一处。

    司马迁毕竟没有直书“太史儋之子名宗”“太史儋著书上下篇”,何炳棣院士的考据巧则巧矣,眼下也不过似清人汪中的一种“推测”而已!

    盖老子之道学,乃史官历代相传的学术,《道德经》中提到古之圣人,凡二十六见,“强梁者书初本的始作俑者,当是《史记•周本纪》、《国语•周语》、《国语•郑语》里记载的西周史官伯阳甫(或曰“伯阳父”)。

    伯阳甫于周幽王时为太史,可以“登春台”“享太牢”,《道德经》中的文字描述,以史实证之,如“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等,亦不晚于周幽王之时。

    其实,《列仙传》《老子铭》《老子音义》皆谓老子“字伯阳”,《索隐》司马贞注“有本字伯阳”“老子号伯阳父”,可见唐本《史记》有老子字伯阳号伯阳父之说。

    《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唐固曰:“伯阳甫,周柱下史老子也。”《吕氏春秋•重言》注云:“老聃学于无为而贵道德,周史伯阳也,三川竭,知周将亡,孔子师之。”

    这样,我们就不难扫清老子其人其书上的疑云。

    原来《道德经》之初本,作于西周幽王时之太史伯阳甫,由史官承传下来,垂二百载至老聃形成道论,以道的高境界和大视野对史伯的德论重新解释和发挥,亦有注文窜入其中,而成今本《道德经》。

    实际上,研究老子的文字史料,还有东汉边韶的《老子铭》和王阜的《老子圣母碑》,由这些资料看出,秦汉时老子已被神化,成为道的化身。

    当时人眼中的老子,已把老聃和西周的伯阳甫合为一人,但将伯阳甫的《德经》在先,老聃的《道经》在后,边韶为历史学家,曾编《东观汉记》,时任老子故里苦县的陈国之相,奉汉桓帝之诏撰《老子铭》,其史学价值不亚于二百年前司马迁的《老子传》。

    由此可知,《道德经》之初本以《德经》为主始作俑者为西周末太史伯阳甫,至老聃提出道论,西出关时完成通行本《道德经》五千余言,一直被历代史官流传,太史儋乃其一道学传人耳。

    据胡孚琛研究,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西元前551年),老子比孔子年长50岁左右,约生于周定王七年、楚庄王十四年(西元前600年)左右。

    根据周代世卿世禄制度,老子的祖辈应为史官,通晓周代各国古文字,老子至周为守藏室之史,盖在楚子问鼎之后,楚共王之时。

    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盖周景王十四年、楚灵王十年之事。

    至周敬王四年(西元前516年),王子朝之乱,老子离周而去。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未闻道,往见老子,乃周敬王二十年、楚昭王十六年(西元前500年)之事。

    《史记》记载老子二百余岁,盖自西周史官伯阳父始,《道德经》的《德经》应是伯阳父所著。后传到老子,又著《道经》,此为《道德经》著作之缘起。言老子百六十余岁,此即《道德经》成书之老子也。

    今天历史又出现惊人的重复,国人只知有孔子,不知有老子,仅将孔子的儒学文化当成中华文明的品牌。

    然而欧美等西方的政治家对老子《道德经》《孙子兵法》皆耳熟能详,而儒学君权专制主义的等级制度和忠臣、孝子、烈女、节妇的伦理观念却难以被民主宪政国家的人民所接受。

    在中华文明中,只有道学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只有道学文明的恢宏气度才能培养出21世纪的时代英雄。

    道学是与时偕行的文化,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新道学同时也是全人类价值观的文化根基,创新道学文化的使命是海内外学者共同的文化大业。

    《道德经》中蕴藏着解决全人类发展问题的深邃智慧。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能在全世界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在人类的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的文化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崛起”首先应是“文化崛起”,经济起飞同时要有“文化起飞”。

    老子的道学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对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老子是中国的哲学之父,也是世界的哲学之父。老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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