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天灾的时期，以及和平时期，古埃及的农业区拥有千篇一律的风景。恶劣的环境和险峻的地形有时也能迫使人类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成果，但那样太艰苦了，大多数生活在环境恶劣、地形复杂地区的部落在尚未谈得上拥有文明之前，就已经消失。而古埃及早期的发展不需要与大自然抗衡，只需要顺其自然，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天时”和“地利”吧。只有一处来自大自然的馈赠，需要更多的“人和”才能进一步发挥“地利”的效用，那就是尼罗河。
古埃及已经是尼罗河馈赠的礼物了：被尼罗河冲蚀的两岸，土地十分肥沃；种植小麦、稻子和其它蔬菜都不在话下；亚麻和长绒棉可以用来支持纺织业。至于颇受古埃及人欢迎的水果——葡萄——那就不能在河岸种植了，相对干旱的丘陵或盆地比较适合。小麦是古埃及人的主食，产量之大，甚至在周边国家遭遇天灾的时候，足以喂饱邻国的逃难者，这让我想作一首打油诗：“春种一粒麦，夏收万颗籽。邻国有天灾，难民不饿死。”嗯？你觉得我这诗改得有问题？没问题，埃及只有春、夏两个季节。
不过，如果古埃及一直都是一个只有发达农业的国家，恐怕后来的神殿、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都不存在了，我们谈论古埃及时使用的就是更加平淡的语气，而不这么感到神往了。要多和周边地区交流，才能增加文化影响力；更何况众所周知，古埃及那些伟大的建筑和雕塑，都要依靠船运。不过，最早动身离开出生地的那些人，肯定想得不会那么远，仅仅是因为出生地的人口太多了，产生了迁徙需求而已。但即便是这样原始的需求，在公元前四千年以前也并不容易，由于生产力有限的缘故，若是地形条件不利，那么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架桥或挖隧道。
这个时候，尼罗河的恩惠就显现出来了，但是需要勤劳的古埃及人学会运用智慧，才能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他们必须学会造船。幸运的是，古埃及人在智慧上十分“早熟”，更何况对于河边的民族来说，造船就和鸭子游泳一样，是注定要学会的技能。这种智慧上的“人和”使得“天时”和“地利”的效用加倍：顺流而下的感觉真的十分“顺滑”，而逆流而上的感觉就和顺流而下一样好，只需要多设计一套帆。能够顺流而下无疑是尼罗河水流向的功劳，而能够毫无阻碍地逆流而上，则是充分利用季风的缘故。
如果尼罗河本身真的存在“人格”或者说“神格”的话，那么当古埃及人说：“向您致敬，哦，尼罗河！”的时候，尼罗河的反应恐怕是：“冷漠。”尼罗河只是顺应自己的意愿做它的事，并没有想要恩惠谁，所以，该泛滥时且泛滥。这就是人类的可怜之处了，若是有谁被淹死了，ta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一场葬礼、数场追悼会、可能会有的一些祭拜。但若是能够幸存下来的话，ta就会知道尼罗河发洪水前会有什么征兆，ta的知识会在下次发生洪灾时，让更多的人幸免于难，然后再次幸存的人又积累了经验。
知识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滚雪球似的积累出来的，所以在古埃及拥有文字之后的大部分时期里，有关尼罗河的运行规律，人们也总结得差不多了，古埃及人通常不会因为洪水而损失惨重。相对稳定的气候，让人们拥有相对稳定的生产力；当人口稳步增长后，人们的智慧便是大自然恩惠的放大器；这些都是古埃及能够产生伟大文明的基础。古埃及，生就一副“令人胡思乱想，肥沃而平坦，有利可图”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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