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又一次在网上看到梁漱溟的书法，仍然感到十分惊艳。我几年前用手机收藏过一幅，结体儁拔、灵动，笔法苍劲而富有逸韵，从中可以揣摩到晋宋的行书风气，令人百看不厌。
我甚至认为，他的尺牍书法在民国文人里也可以列在翘楚的第一阵营。他们这样的大家有一种凛然傲骨，驾驭着博学和才子气，无论什么世道都在内心安然歆享文人世界。堪称法书的字迹毕竟遮掩不住，难免惊羡人间。
但这幅尺牍的几个“稿”字的写法几乎一样，缺少变化；几个“前”字结体都显得不很儁拔；“容”和“谈”字结构松弛了一些，除此以外全篇几无败笔，浓重的晋宋书帖痕迹洋溢其间。尤其书者最熟悉的款识部分纤毫没有失位，“溟”字写出神韵。
梁漱溟先生是文化大家，雅致的笔墨间似乎有种熟悉的风度。在书法来说，这样的风范神似晋宋风格的代表人物米芾，也像明末董其昌的苍劲手卷；既像清中期的梁同书，又像同一时期的梁巘（巘音演）。
二、在成都的杜甫草堂，有一长排建国后名士们抄录的杜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其中最惹人盘桓欣赏的，是赵朴初和范长江分别写于上世纪70和60年代的两幅。
七律正文有五十六个字，而从赵字款识和印章的大小看，这可能是写在“四尺单条（138*34cm）”上，而后非常精致地刻于“五尺单条（153*42cm）”规格的木匾。边缘被放宽，书作尤其显得雍容大气。
赵朴初书法得力于馆阁，结体永远儒雅老辣；尽管略大的字下笔稍重，但运笔时的提按、转折都十分清晰，衬托出赵字挺拔真诚的面貌；笔墨富于变化，气韵收敛而昂扬，令人回味无穷。
董其昌说：“东坡书笔俱重落，米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画禅室随笔》卷一）。意思是苏轼的行笔特点是重落，宋徽宗在召对米芾时，米评苏字为“画字”，即指落笔偏重而笔画略肥，时有放松之嫌。这无论对于“信指不信笔”（明李日华（字君实）语）的米芾，还是强调“转束处皆有主宰”的董思翁来说，都是要竭力避免的笔病，所以才会激烈直陈。
范长江这幅没有钤印，从末尾“扵北京”三个字左边隐约的一竖判断，这很可能是写在信笺上放大的。小字能写到这样大开大合的气魄，可以想见书者的法帖、学养功力以及气宇该是怎样地磊落。
范长江的书法很稀有，这一幅笔墨开张而激越，“米”味浓郁，别具风貌。虽然“漫”、“卷”、“春”、“青”、“作”这样的字也有结体不到处，“放”、“峡”、“北”字显得有“信笔”处，但杜甫草堂的范书仍是难得的佳作。儒雅与真诚达到如此境界，已经远远抛开普通的名家书作。
这在大文人当中是一种十分普遍的风格，在深厚的馆阁基础上运用自身绝佳的积学、见识和领悟，潜移默化中凭借轩昂的力道，使随身的翰墨本事超然入神，本能地指向晋宋。
三、我们曾经讨论过，文人书法具有相似的书卷气。只要字的结体接近，后天的积学和领悟会使它大概率趋同。
所以所谓的文人字包括相似的楷书功底，由馆阁体书法练就的审美价值取向（优雅、收敛、瘦劲、灵动）所指向的熟悉书卷气，和真诚昂扬的气宇——或激越或含蓄。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习碑还是习帖更多的文人，书法都有这样动人心魄的共性。
具体而言，文人字还体现在熟悉的笔墨技法。纵观大家书迹，它们毫无做作的书匠风气；而有了技法的保障，他们尽管写出来未必最好，但因为杜绝功利的算计，所以必然真诚。这样发乎内心的书作就算不是佳帖，也有值得珍惜的雅致意趣。
书法本来就是毫厘死生，它也是高度倚仗书者性情、文化涵养和书写技巧的艺术。普通书者要写一幅自己完全满意的作品非常难，而当书者大概率流露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且帖味严谨、美感独特、气韵真挚，这样的文字就好像靠谱的暖心朋友在身边，使你如沐春风，完全不必担心荒腔走板的事情发生。文人字好像自带一团令人舒适的氛围。
萧散真诚，富有品味，毫不做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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