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的前奏，往往是强势崛起。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经济方面持续高速的发展势头背后，转型的基调也在稳健地布局中。而如何看待之前的增长，从中总结经验，又如何应对当下的危机和问题，找准未来发展方向，就成了人们共同关注的课题。
本书作者作为大学毕业后不久，就亲身参与了“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研究”、出国留学，而后又曾进入政府规划部门任职、最后进入大学任教的学者，其学术成长、就业任职、学研合一的成长经历也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颇为吻合，因此，作者在书中收录的多篇既有明显时代印痕、又相较于单一接受过“象牙塔”中学术训练方法成长起来的学者们更能与现实契合的论文，自然更容易吸引到其他学者们和读者们的专注。
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关于土地与货币之间关系的一些内容，就很值得深思。例如，在大家一般的认知里，城市先是人与人之间聚合在一起，而后城市内部才开始进行功能性区分。因此，过去关于城市化的定义，现有学者的注意力大多仅仅集中在各种对人口和城市规模的统计口径的差异上。本书则创造性地提出，我们对城市化的研究应不再局限于城乡的各种数据和比例关系，而是应聚焦在“城市化水平取决于购买公共服务的多少”，“某个城市的市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如果超过另一个城市的市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这就意味着该城市市民的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另一个城市的市民。”
于是，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变成了城市吸引更多人的红利，经由土地财政措施的推行，变成了另一种“准入标准”。能够接受这类标准的人，自然依附于这种标准，停留在这类标准长期施行的地方生活，并成为这种标准的维护者--即便同等情况下，同样的现金额度，能够让他们获取更多的城市空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基本不会返回乡村，等着用自己对城市空间的购买反过来拉动一个城市的整体公共服务（因为那基本等同于杯水车薪）。
而这样的土地财政政策虽然会导致进一步拉大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的结果，却仍不是中国应当轻易彻底改动的，因为作者认为，“因为中国住宅的本质就是资本品，除了居住，还可以分红——不仅可分享现在公共服务带来的租值，还可以分享未来新增服务带来的租值！因此，中国的房价和外国的房价是很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本身就附带公共服务，后者则需另外购买公共服务。”
所以，中国之所以能“和平崛起”，原因恰恰离不开“土地财政”这种融资模式，这使得中国不必借由外部征服，就可以获得原始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初始信用”，确保了“和平崛起”成为中国模式的内置选项。西方国家经济崛起的历史则表明，效率较低的税收财政无法完全满足城市化启动阶段对原始资本的需求。为避开国内政治压力，外部殖民扩张、侵略便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快速完成资本积累的捷径。而新崛起的国家一定会和已经崛起的国家发生碰撞和冲突（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中国“政府+土地金融”的制度设计挑战了欧美“私企+股票债券”的市场模式，中国的资本市场（以房地产市场为主）挑战了美国的资本市场（以股票市场为主）；但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城市化所处的阶段，都决定了美国无法效仿中国的做法，因此美国只能依靠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准则”迫使中国“自断双臂”，放弃自己的“有形之手”。
所以，如果不能从发展模式上给出我国关于土地和货币之间政策如何取得今日成就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仅仅靠反复声称想要维持和平的愿望，也根据我国现处于的城市化阶段就能证明中国比其他国家更不希望有什么变故打断现在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很难使其他国家相信中国的崛起会是一个例外。
同时，作者还深入探讨了对未来的房地产政策和信用货币等一系列问题的见解，既有深入浅出的解释，也有学术研究严谨的模型和公式，作者甚至在前言部分中就贴心地提示部分章节可以跳读、选读，是一本既有学术价值又能拓宽一般读者认知边界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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