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弘治十年，皇帝命令户部尚书刘大夏去办理边境地区的粮饷。
有人说：“北部边境上的粮草，一半归中贵人（皇帝所宠幸的宦官）子弟经管，您一向与他们不合，恐怕不免会因为刚直而惹祸。”刘大夏说：“处理事情应讲道理，不能只看势力，等到了那里之后再想办法吧。”
刘大夏到了边境后，就召集那里的父老们日夜进行研究，于是掌握了外理这件事情的要领。有一天，他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布告说：“某粮仓缺少粮食若干石，每石官价若干，凡是境内外的官员、百姓、来商、只要愿意买粮的，粮食从十石以上、秣草从百捆以上，都准来卖，即便是中贵子弟也不禁止。”不到两个月，粮仓、草场都满了。过去这里规定出售粮食要在一百石以上、秣草一千捆以上才准办理，因此宦官子弟争相前来做买卖，他们转买边境地区百姓的粮草，陆续运到这里，来牟取暴利，可以取得五成利，自从刘大夏的这个办法实行后，有粮草的人家自己就可以直接前来出售，宦官子弟即使想收购粮食，也无处可得。这样一来，公家有了更多的粮食，百姓家里有了余财。
刘大夏的这个办法的确很好，然而如果他不召集边境上的父老日夜研究，又怎么能掌握呢？一个人能这样虚心地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实心实意想做好事，那么什么样的官职不能做好？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办成？以前，唐代人把三公、宰相的坐席看成是“痴床”，意思是说只要一坐上这个位置，人就傲慢得像得了痴呆症。现在大官们处理公事时所坐的座位，都已成了痴床了。这样，百姓的利与害，又通过什么人才能让皇上知道呢？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