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提示：本文含有重度剧透，未观影的朋友最好完成观影后再来阅读，以免影响观影体验。
《我不是药神》海报
2018年7月初，取材于真实事件的《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引爆了全国票房。这部总投资据信不超过1亿元的电影，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就创造了10亿元的票房，到7月17日，总票房已经突破26亿元，惊掉了影评人的下巴，也让投资方北京文化赚得盆满钵满。豆瓣评分高达8.9，评分人数超过55万，让它一跃成为近年评分最高的国产电影之一。它还顺带点燃了“天价药”这个存在已久的话题，让癌症病人和药厂之间的矛盾再一次进入舆论的中心。街头巷尾弥漫着对这部电影的讨论、传播，谁要是还没看过，一定会第一时间从别人那里收获大量的剧透和观影推荐。
这样一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电影，我自然是必须去看的。走进电影院之前，吸引我的主要是“宁浩监制+徐峥主演”的名头，没想到看完之后心绪难平，唯有写下这篇影评以收纳自己的情绪与感动。同时，我也真心觉得有必要分析一下本片，让自己和正在阅读本文的您能够明晰我们到底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
我们谈论一部电影的时候，一般会从技术、艺术和商业三个维度去谈。一部成功的电影，通常会把这三个维度中的两个做得比较突出，而三个维度都有亮点，或者达到一种平衡的电影，则是不多见的精品。《药神》无疑是一部商业片，它的票房成绩也证明它已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那么它是否达到了技术、艺术和商业的平衡呢？
01 先说技术
一部电影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要么是它的角色，要么是它的故事，抑或二者皆有。对于《药神》来讲，谈到角色，观众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主角程勇。而本片的故事，也基本上是围绕这个角色开展的。我们从他的身上很容易总结出两个字：成长。这种成长在其他角色身上也有体现，但在程勇身上体现得最为完整。实际上，读过《“千面英雄”使用指南》的观众可以立即把程勇的角色和故事带入“英雄的历程”这一故事模型，并且找到彼此之间的完美契合之处。这个被好莱坞广泛采用的故事模型脱胎于数千个英雄史诗、民间故事和电影剧本，由克里斯多佛·沃格勒整理发表（1985），一经问世就被好莱坞的各大制片人和编剧奉为经典[1]。它把英雄故事分为两个维度：人物原型和故事阶段，几乎所有好莱坞TOP100电影都可以套用这个模型来对角色和故事进行解读。你甚至可以说，一个骨架分明、逻辑清晰的“英雄的历程”，即是讲好一个故事的基础。程勇与“英雄的历程”的关系，可以参考下图：
《我不是药神》的故事阶段
可以看出，程勇的成长历程基本上完全符合“英雄的历程”的故事阶段，并且逻辑上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连续的链条，没有任何突兀的转折或强行的说服。程勇从油腻的神油店老板成长为白血病患者心中的“药神”，经历了外在和内在的重大转变，并且完成了构造“英雄”核心特征的自我牺牲。与此同时，他也向观众提供了认同对象并推动了情节前进，从而完整地实现了“英雄”的戏剧功能，并始终对观众保持着足够的真实感和亲近感。
导演文牧野和编剧韩家女等人不一定是严格按照“英雄的历程”来设计剧情的，但他们必然对这一故事模型极为熟悉，而且能灵活运用。“成功的叙事中，模型本身是隐而不显的，而叙事也没有必要被模型绑住手脚——模型中的一些阶段可以被省略，另外一些可以被重复”[2]。对许多导演和编剧来说，“讲不好故事”是经常被人诟病的一点。打破许多人固有印象的是，讲故事的本领与艺术造诣无关，它更像是苦练多年的卖油翁在人前展露的一手绝活。“英雄的历程”总结了讲故事的最经典范式，然而在它之外另辟蹊径不一定是条死路，正如作者论和个性创作的光芒经常在艺术片和个人风格强烈的电影中闪现。但市场的包容度只有在影片取得商业成功时才会被投资者注意到，大多数时候，商业上的严酷打击足以熄灭编剧和导演离经叛道的勇气。《药神》对于故事模型的运用之所以值得每一位编剧学习，正是因为一个结构严谨、逻辑清晰的叙事架构能为影片铺设商业成功的基础，而只有商业成功才能反过来滋润个性创作的土壤。对个人，对行业，皆是如此。
在故事阶段之外，“英雄的历程”中的人物原型也可以在《药神》中找到各自的对应。具体的对应关系可以参考下图：
《我不是药神》的人物原型
可以看到，部分原型在角色身上出现了重叠，例如吕受益既是导师又是盟友，而刘牧师除了充当盟友中关键的“翻译”，也客串了恶作剧者，承载了许多笑点。编剧们对于这些角色的设计，再一次体现出他们对故事模型的纯熟掌握。举个例子，在一般正邪对抗情节中承载阴影这一原型的角色一般是恶人或恶势力（如《杀死比尔》和《无人区》），英雄的考验来自于阴影设置的危险和挑战，它通常是物质的、直观的，而《药神》无法照此处理。直接与买药小分队对抗的是以曹斌为代表的警察和法院，而后者作为法律的守护者和社会治安的维持者不可能被赋予阴影的意象，只能作为守门人的形象出现。想要完成挑战英雄的戏剧功能，程勇的阴影只能另寻起源。同时，作为英雄的反面，阴影的强度决定了英雄的强度，其深度也决定了影片的深度[3]。编剧们选择了程勇原本的自我作为他的阴影。“自身的安危和患者的生命孰轻孰重？”对于这个问题，成长前后的程勇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而原本自我的蜕变和升华也意味着阴影戏剧功能的完成。这样的处理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把阴影的出现、强化、爆发、退场不露声色地埋藏在英雄的成长过程中，可谓巧妙绝伦。
有了设计精巧、逻辑合理的故事模型，《药神》已经一只脚踏入了成功的门槛。然而，故事模型只是一个框架，要想形成血肉丰满的故事，还必须经过真实细节和个人化情节的填充。在这一点上，《药神》的编剧和演员们仍然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从而让本片获得了技术上的整体成功。
人们常说，一部电影的开头五分钟如果抓不住你，那么你可以直接放弃它。这句话显然不对所有电影成立，但放到《药神》身上，它的开头五分钟无疑足够“抓人”。程勇的首次出场没有台词，而是用极富细节和生活感的画面将一个符合当下时髦的“油腻的中年男人”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接下来，在连续发生的三个场景中，我们分别看到了这个男人的不同侧面：经济上穷困潦倒，思想上得过且过；明知父亲有病但无钱送医；与儿子很亲近，但和前妻已离婚，并且在儿子是否出国这件事上分歧很大；同时与前妻的弟弟（也是一名刑警）关系恶劣。三个场景加起来不过五分钟，没有长镜头，没有过渡场景，没有泛滥的情绪，没有角色独白，没有特写，连台词都极尽简洁，但一个细节丰富程度足以让观众信服的角色已经完整地建立起来，同时开始让观众关心：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身上会发生什么故事，他又凭什么成为主角呢？
必须指出，《药神》开头几分钟的叙事手法和场面调度并不新鲜，我们已经在其他电影中见到过多次。但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对于《药神》来讲，开头用这种手法处理，可以让观众宝贵的注意力被紧紧吸附于人物丰满程度的不断构建上。任何没有走神的观众在这个开头段落结束后，都能自信地说：我已经十分了解程勇的现状和性格了，下面我期待的是故事的展开。
以此为标准去衡量，许多电影都是不及格的，因为观众可能看了15分钟还不明白这部电影在讲一个什么故事。这种对细节、叙事手法和场面调度的使用，不属于艺术与商业的范畴，而是纯粹的电影拍摄技术。一个想把故事讲好的导演，打磨作品的第一步就是要考虑清楚电影的开头应该是怎样的。文牧野在这一段处理得相当老道，情节紧凑，剪辑明快，细节真实，但又不至于让人来不及反应而产生疲劳感。这一段的运镜和剪辑也隐隐透露出宁浩的个人风格，这或许是文牧野受到宁浩指点或影响的反映。
随着故事的正式展开，更多角色进入了观众的视野。从这里开始，编剧为每个主要角色设计了个人化情节：吕受益邀请程勇去自己家吃饭、程勇与刘思慧在她家中的对手戏、对彭浩（黄毛）性格的数次刻画，张长林的前后两次拜访，等等。它们都没有占用过多的时间，但对于建立或丰满各个角色的形象至关重要，同时也埋下许多伏笔留待之后去呼应。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演员们对于自己角色的拿捏有时稍欠火候，例如杨新鸣（刘牧师）在揭发张长林那场戏中的表演容易让人串戏到《鬼吹灯之精绝古城》，而李乃文（药厂代表）略显刻意的神态也让他的角色可信度稍打折扣。然而情节的合理安排与细节的周到详实很容易让观众忘记这些微小的瑕疵，继续专注于剧情的进展。编剧的诚意在这些角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没有哪个角色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希望所有角色都能被人记住。
有人说细节的铺陈和个人情节的设计会压缩演员自由发挥的空间，但事实可能恰好相反。王传君需要把吕受益塑造成一个善良胆小的城市小中产阶级，可如果没有他与程勇在他熟睡儿子面前的那番交流，吕受益的善良和软弱就成了脸谱化的描写，他的勇气和坚持则变成了无根之水，从而直接减弱他的自杀给观众带来的震撼。可以说，正是设计得当的个人化情节，让演员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角色塑造成导演和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面貌。
《我不是药神》电影剧照
02 再来谈谈艺术
《药神》取材于真实存在的印度仿制药无罪化大讨论，在其背后，癌症患者和药厂之间长久以来的恩怨是一个更加宏大沉重的题材。作为个体的患者、药贩子、警察等人物裹挟其中，他们的痛苦、挣扎和无奈成为反映这一题材的具象化窗口。我们知道，电影的艺术性来源于对电影主旨的深层次探寻。《药神》是一部商业片，但导演和编剧似乎并未隐瞒对艺术性的追求。影片中对主旨的探寻绝非浅尝辄止，而是在不同侧面进行了尝试。
故事的主线剧情是程勇的成长，但在此主线之下，埋藏了一条体现电影真正主旨的隐藏剧情：癌症患者对生存权的抗争，以及中国社会对癌症患者生存权认识和保护的缓慢提高。从剧情早期患者在大楼门口围堵药厂代表的情节我们知道，格列宁（即现实中的格列卫）作为治疗慢粒白血病的特效药，是每个患者的福音。但药厂制定的天价让中低收入的患者无力负担用药成本，物价部门的批准又让天价合法存在，走投无路的患者们只能选择围堵这种不理智的抗议方式。其实类似的故事我们已经在媒体上读到过多次，但能够感同身受的始终只是同病相怜的人们。
与之相似，影片中真正做到互相理解和支持的人，要么是患者，要么是患者家属。作为对比，成长历程早期的程勇也并未真正理解患者的心理，因此发展到饭桌决裂的情节。在这里，王传君的表演传神地刻画了吕受益面对药品来源再次断绝时的悲哀和绝望，观众的心灵开始受到触动。及至程勇和吕受益妻子在吕病房外的情节，患者群体所受痛苦的艺术表现终于最大化。此处并未直接描写吕的惨状，而是把景框对准了在外等候的二人。画面左侧是把头靠在墙上、双眼紧闭、脸上写满不忍和愧疚的程勇，右侧则是表情麻木、双眼失焦的吕妻。这样一副对比鲜明的画面，加上背景中吕的惨嚎声，足以让观众的情感受到剧烈的冲击，并开始对患者及其家属遭受的苦难产生共情。至此，隐藏剧情的发展为观众建立了基本的情感立场：患者有生存权，并且因为仿制药非法而夺走这种生存权是不人道的。
《我不是药神》电影剧照
这样的立场对电影主旨的深化具有正面意义：仿制药绝不仅是正版药的非法廉价替代品，它意味着患者的生存希望。而作为正版药发明者的药厂，在保护自己专利的同时，用天价攫取巨额利润，却对中低收入患者的困境视而不见。这就好像我为绝望中的你创造了希望，却又把这希望放在无穷远处。这样的做法是对是错？程勇的做法又是对是错？影片的批判性就在这段情节中建立起来，而观众也将带着思考继续观影。
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在之后的法庭审判情节中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回答。程勇仍然因为触犯法律被判刑，但法庭也对程勇动机的善良性表示了理解，在刑期上做了相应安排。庭审时已经完成蜕变的程勇，面对法官说出“希望以后会越来越好”这样的话。这一幕或许代表了手里没有权杖的普通人对于社会整体进步的一种大而无处落脚的希冀。法律与个人良知在此做出了一定的和解，但银幕前的我们知道，这仍然是一种高于生活的艺术表达。
紧随其后的长街送行，则用饱满的光照和温暖的色调再次强调了人民对于程勇行为的朴素感情：人命大过天，那些为救人而犯法的人，照样是人民心中的英雄。这与影片之前为观众构建的立场是一致的，因而或多或少能疏解因为看到程勇被判刑而积压的胸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出现了本片唯一的魔幻场景：在程勇眼中，已经去世的吕受益和彭浩出现在人群后方，冲他微笑着。程勇是否在此时获得了心灵的净化？他转过头来露出的笑容或许就是回答。
影片结束后的剧情字幕，向观众介绍着格列宁随着政府的关注和干预而进入医保的过程。慢粒白血病人终于迎来了康复的曙光，电影至此似乎达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尾。但在现实中，治疗癌症的靶向药物，只有少数得到了格列宁一样的待遇。更多的患者们，仍然需要面对救命药物的高昂价格。越来越关心健康和养生的中国人，看到这里大概会露出苦笑：癌症患者的求生之路仍然布满荆棘，往来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程勇们，或许还会越来越多。
限于篇幅，对《药神》艺术性的分析就此结束。有一种说法是，一部电影能让你在走出电影院后继续沉思一刻钟，它的艺术尝试就成功了。我不清楚观众们的思考时间，但看看《药神》引发的热搜和讨论，它的观众们显然在观影结束后仍然保持着对影片和相关话题的关注。在商业成功的同时能激起社会对癌症患者境况的聚焦，本片的艺术性不论高低，至少做到了与商业的平衡。
03 总结
回到一开始的三个维度，我们发现，票房丰收的《药神》，在技术和艺术上也做到了平衡甚至各有亮点。这样一部均衡且有诚意的电影，它的成功是可以预见的。有评论说到它与《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和众多韩国社会题材商业电影的相似之处，觉得大众对它的赞誉名不副实。我倒认为，能在中国现阶段社会条件下较为忠实地再现某个特殊群体的挣扎和诉求，并做到艺术性和商业性并举，才是人们对此片最该关注的地方。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此片的导演兼编剧文牧野和编剧韩家女、钟伟。如前文所述，商业上的成功可以反哺艺术上的个性创作，希望他们能在保持商业电影持续成功的同时，为中国电影的艺术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
本文至此只讨论了《药神》的电影技术和艺术层面，关于演员的演技、角色的性格分析、伏笔的前后呼应等，完全可以单独成文，就不在这里展开了。如果后续我开文另写，会来此地更新联动。谢谢您的阅读！
参考文献：
[1][2][3]：吕远，《“英雄的历程”——好莱坞主流故事模型分析》，《当代电影》，2010(10):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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