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3日，大雪，清华园一片银装素裹，梅贻琦发表就职演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开口，即明大学之宗义，阐学问之根基，震颤全场，千秋受用。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启迪）。”
梅贻琦还有著名的关于大学教育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梅贻琦认为，大学对学生的教育，身教重于言教，关键在于教授之示范。
“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故而梅贻琦对于教授之选拔必有两种标准，其一，必有精深学问，“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学生明晰讲授”；其二，必有高尚人格，要为学生“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
他希望清华的毕业生既有精深之学问才华，亦有足可垂世之高尚人格。
唯有如此，清华师生方可不仅在学术上有所造诣，且于国事，亦可救国救民于水火。
正如梁启超所期盼：“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漫天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一个全新的清华正在此荡气回肠之气势中全面铺开。
在“大师论”的原则指导下，梅贻琦挖空心思，遍地求贤，清华迎来了抗日战争前的黄金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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