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书籍:《曾国藩家书》
作者:[清]曾国藩
出版单位:吉林文史出版社
阅读时间:4月8日
阅读内容:修身篇
读书笔记:
致诸弟·劝宜力除牢骚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日来京寓大小平安。癣疾又已微发，幸不为害，听之而已。湖南榜发，吾邑竟不中一人。沅弟书中言温弟之文典丽矞皇，亦尔被抑。不知我诸弟中将来科名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积累及父亲、叔父之居心立行，则诸弟应可多食厥报。以诸弟之年华正盛，即稍迟一科，亦未遽为过时。特兄自近年以来事务日多，精神日耗，常常望诸弟有继起者，长住京城，为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息肩。乃不得一售，使我中心无倚！
盖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废；场中又患眼疾，自难见长。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惟牢骚太多，性情太懒。前在京华不好看书，又不作文，余心即甚忧之。近闻还家以后，亦复牢骚如常，或数月不搦管为文。吾家之无人继起，诸弟犹可稍宽其责，温弟则实自弃，不得尽诿其咎于命运。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如吴檀台、凌荻舟之流，指不胜屈。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理，自然随之。温弟所处，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乃动则怨尤满腹，百不如意，实我之所不解。以后务宜力除此病，以吴檀台、凌荻舟为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稍减病患。万望温弟再三细想，勿以吾言为老生常谈，不值一哂也。
王晓林先生（稙）在江西为钦差，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抚。余署刑部，恐须至明年乃能交卸。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殇其二。又丧其兄，又丧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穷翰林之难当也。黄麓西由江苏引见入京，迥非昔日初中进士时气象，居然有经济才。王衡臣于闰月初九引见，以知县用，后于月底搬寓下洼一庙中，竟于九月初二夜无故遽卒。先夕与同寓文任吾谈至二更，次早饭时，讶其不起，开门视之，则已死矣。死生之理，善人之报，竟不可解。
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万不可勉强勒派。我县之亏，亏于官者半，亏于书吏者半，而民则无辜也。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征包解，其实当征之时，则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犹索食于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终不肯吐。所以积成巨亏，并非实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蚀入己也。今年父亲大人议定粮饷之事，一破从前包征包解之陋风，实为官民两利，所不利者仅书吏耳。即见制台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诸弟皆宜极力助父大人办成此事。惟捐银弥亏则不宜操之太急，须人人愿捐乃可。若稍有勒派，则好义之事反为厉民之举。将来或翻为书吏所借口，必且串通劣绅，仍还包征包解之故智，万不可不预防也。
梁侍御处银二百，月内必送去。凌宅之二百亦已兑去。公车来兑五七十金，为送亲族之用，亦必不可缓。但京寓近极艰窘，此外不可再兑也。邑令既与我家商办公事，自不能不往还，然诸弟苟可得已，即不宜常常入署。陶、李二处，容当为书。本邑亦难保无假名请托者，澄弟宜预告之。书不详尽，余俟续具。
兄国藩手草】
咸丰元年，由于咸丰皇帝登基，在三年一次的正科之外增开了恩科。曾家的老六温弟和老九植弟都参加了乡试，但都没有考中，不仅如此，整个湘乡县都没有考中的。植弟因为生病而落下了功课，面对这样的结果他的反应比较平静。而温弟则一直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的文章写得好，本来抱有很大的希望，结果没想到却名落孙山，因此满腹牢骚。温弟原本就心气极傲，他曾经在京城住过一段时间，本想考取功名，却无功而返。他回家的时候，觉得无颜面见父母，因此想要到肉店买一个猪肚蒙到头上才敢进门。由此可见，温弟是一个名利心很重的人，曾国藩写这封信就是为了劝导弟弟。他认为温弟发牢骚是毫无理由的，因为曾家家境殷实，不愁吃穿，没有什么烦心事，可以算是“读书人中最顺之境”。因此温弟未能中举实在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用功不够。曾国藩先是列举了几个熟人的事例，说明爱发牢骚的人更容易生活不顺，后来又阐明“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发牢骚会使人心情变差，充满“负能量”，从而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使事情越变越糟。在日常交际中，爱发牢骚的人也通常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发牢骚，但牢骚不能太多，在批评别人之前，不如先自我反省一下，也许问题反而更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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