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字先生

过去，把念错别字、误人子弟的私塾先生，叫作“白字先生。”现在，在好事者看来，普通话念不好的，比“白字先生”好不了多少，同样误人误事。我就是这样一位白字先生。

从苏北再次来到省城工作后，其他尚好。倍受打击、倍受煎熬的，是普通话不标准。每每会上发言，总有一位好事者侧耳相听，留心留意，哪个哪个字念错了。

比如，我把办公室“郭”主任，念成“葛”主任。开始，郭主任倒也不计较，经好事者这么一说，我再叫“葛”主任时，郭主任竟装着没听见。这算不算信任危机。

一段时间，难以承受好事者的“打击”，自己竟落下心理阴影，只要好事者在，就是会念的字，也要在头脑里盘算一下，结果弄得语无伦次，张口结舌。发展到最后，那怕与好事者隔着几个人，可以避开那双“邪恶”的眼睛和故作镇静的面孔，也是能不发言则不发，能少发言就少发。

“可恶”的好事者，关注当下也就罢了，竟然追根溯源，把前同事对本人的“点赞”拿来说事。一次，苏北同事对省城同事说，“吴某这好、那好，普通话讲得也好”。

好事者听后惊诧不已，差点喷掉大牙，碍于情面，没有当场揭短。事后，每发现哪个字念得不标准，便带上苏北同事的“点赞”一并批判。在好事者眼里，吴某的普通话“糟透”了，同事的“点赞”，就是天大笑话，别说点赞了，给个差评，都不是一般的差评。

苏北小地方，人际交往，讲方言的多，讲普通话的少。习惯讲方言，习惯听方言，一般无法分辨普通话水平高低。同事的“点赞”发自内心，绝无恭维。如若更正，可表述为“在本地普通话讲得比较好”。

方言与方言，方言与普通话，都是沟通的工具，就像两根铁轨，只有对上的，才能走到一起。各种语言，差距不大的还好，最多闹个笑话。差距大的，没准闹出“人命”。比如，苏北某地，游泳不说游泳，说成洗澡，洗念成“死”，鞋子念成“孩子”。

一日，当地人陪外地人到海边游泳，热情相邀，谦让有加，“你先洗，我后洗。”外地人听成“你先死，我后死。”顿时犯嘀咕，以为自己听错了，哪有这样待客的。见外地人不知所措，迟疑不肯换泳衣，当地人又客套一番，跟上一句“你不洗，我也不洗。”外地人听成“你不死，我也不死。”更加疑惑不解，望着当地人一副真诚的面孔，变得惊恐不安，顾不得穿鞋子，吓得掉头就跑。当地人连忙拣起鞋子，边追边大声喊道：“孩子，你的孩子丢啦。”

笑话归笑话，对于自己的普通话，本地人相当认可，但自己清楚水平一般。很早以前，为提高普通话水平，工作之余，还专门跟着磁带学过一阵子，不是为了若干年后能到省城工作，而是想考个“教师证”，退休后实现年少的梦想。

小时候，受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影响，憧憬教师职业，无奈学习成绩不好，连个小中专都没考上，对教师职业的好感随之下降。

现在想想，当初吸引懵懂少年的，不是教师的职业，而是年轻、漂亮、迷人的女教师瓦尔娃拉。无论是列宁装，还是布拉吉，穿在瓦尔娃拉身上，都能给人亲切、温馨的感觉。

瓦尔娃拉把青春献给乡村教育，桃李天下。年老时，瓦尔娃拉依然款款优雅、楚楚动人，曾经的学生们，从各地赶来探望老师，场面十分感人。

影片配音是艺术化的“普通话”，瓦尔娃拉温柔、甜美的声音，打动无数的青春少年。

记忆中，真正接触普通话，是上初中时候，班主任是戴乐美老师，气质形象不逊瓦尔娃拉，而且是全才，化学专业，其他学科数学、英语、物理、音乐等，无一不通，普通话就不用说了。

戴乐美老师是南京人，父亲戴安邦是南大著名的化学教授。年轻时，戴乐美老师像瓦尔娃拉一样，响应国家号召，到艰苦的地方，到人民需要的地方，支援苏北建设，只身来到县中教书。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有一段描述：“中学老师里，举止优雅的音乐老师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像，他是所有老师里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当他在风琴前坐下来教我们唱歌时，他的神态和歌声令我入迷。”

与文中描述的一样，本地教师用方言上课，我的班主任戴乐美老师也是用普通话上课、教歌，就是下课铃响，同学们也愿意戴乐美老师“拖堂”。

戴乐美老师总在“拖堂”时间，讲书本以外的东西，生动有趣，让同学们大开眼界，邻班的同学也被吸引过来，挤在窗前，静静聆听。显然，戴乐美老师除了甜美的普通话吸引大家，更多的是渊博的学识和大家的风范，留住了同学的心。

戴乐美老师诲人不倦、关爱学生，希望学生成人成材，每一堂课都让同学们如沐春风。只是自己愚笨，成绩不好，怨不得老师。能有这样的启蒙老师，实属人生的幸运。可想找回这样幸事，是多么的难。

每次路过南大校门，总觉得有一张熟悉的笑脸在召唤自己，是瓦尔娃拉老师，还是戴乐美老师。这张笑脸一闪而过，也许老师不想见我，因为我是个差生，没有像老师那样，“到艰苦的地方，到人民需要的地方”，以实际行动关爱下一代。

普通话是教师证的敲门砖，为了考教师证，在普通话上下了一番功夫，记得在北戴河参加纪检培训时，一早一晚还抽空练上几句。有同事“点赞”加持，自己信心满满。可事与愿违，一场考试，普通话居然没有通过，当时还有些不服气。现如今，屡遭好事者“差评”，仔细回味一番，感觉普通话确实“糟透”了，不服不行。

小学时候，老师不是“奤”，就是“侉”，没有系统学过拼音，至今没有掌握发音技巧，拼音中c、ch不分，s、sh不分，z、zh不分，甚至h、f不分。用好事者的说法，口腔发音的肌肉已定型。唉，乡音难改。

得益附近有个军营，我们学校叫工农兵小学。得益于军营一般大小的孩子，来自四面八方，让我感受到国家之大。同学们说着东西南北的方言，但最后还是被本地方言统化。

普通话过不了关，拿不到老师证，当不了老师，也就不担心误人子弟了。平时最担心的，不是好事者的“差评”，而是怕念错字，成为职场上的“白字先生”。

很久以前，一位兄长造访，随手翻阅我正在阅读的一本书，见到字里行间的语音标注，便露出狐疑加不屑的目光，无疑是告诉我，这些常见字居然不会念？这位仁兄也非高学历，但人家把《新华字典》翻得滚瓜烂熟。

　　后来，一些正式会议，细心的工作人员递来拐杖，把容易念错的字标注在文稿上。平常没有拐杖，难免出错。此时，就拿别人说事，来掩饰自己。比如，某校长也会把“鸿鹄”读成“洪浩”，某网红教授也会把“耄耋”念成了“毛至”。

可见，上至“象牙塔”，下至“格子间”，读错念错，皆有可能，可贵的是有正确的态度。校长在《致同学们》信中说：“很抱歉，在校庆大会的致辞中读错了“鸿鹄”的发音。说实话，我还真的不熟悉这个词的发音，这次应当是学会了，但成本的确是太高了一些。我写这封信，告诉大家这些，并不是想为自己的无知或失误辩护，只是想让你们知道真实的我。你们的校长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也有缺点和不足，也会犯错误。”

人无完人，纠错本身不难，难就难在如何对待别人的错，如何虚心接受别人的纠错。在纠错过程中，我曾像好事者一样，留意别人是否读错念错什么。比如，在某乡村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把“恽”念成“挥”，把“江南一叶”繁体草书“叶”念成“案”。我也像好事者一样，无人的时候，与讲解员单独沟通交流，进行善意提示，讲解员回报真诚的谢意。此外，曾把体面纠正“白字”作为管理课题，如何打消纠错过程中面子的困扰。

面子，是情感交流中一张薄纸，薄薄的一张纸，有时重千斤，有时高万丈，有时冷如冰，有时坚似铁，碰不得，更捅不得。谁都知道，指正别人念错、写错字，就是驳人的面子。

其实，别人肯纠错，是“善莫大焉”。试想，两个人场合念错字，只有一个人知道。小组会上念错字，只有几个人知道。如果有人指出问题，就不会在更大的场合念错字。我幸好有好事者时刻关心，没有多次在众人面前念错字、出笑话。现在看来，大学校长的不幸，是身边没有像我这样的友善的好事者。

如果不是关系很铁，很少有人愿意指正别人的缺点。好事者指正我的缺点，是对我最好的关心、最大的帮助。我很享受这样的关心帮助。有时，写几篇不像样的文章，发给好事者、好朋友。有的圈圈点点，指正谬误。有的发现错别字，就是不说具体，让我自己找。有的一字不改，还是考虑给我留些面子。

我把指正我念错写错字的人，视为知己，很想借用校长《致同学们》的话，感谢一直关心我的好事者、好朋友。“我是会努力的，但我还是很难保证今后不会出现类似的错误，因为文字上的修炼并非一日之功。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恐怕也很难短时间内，在文字水平上有很大的进步了。”

事实也是这样，好事者多次纠正，多次无果。好事者常拿“灰飞烟灭”四个字考问，对于我来说，“灰”和“飞”像海盐和井盐，一个口味，始终难分。我真是一个教不会的“白字先生”。

（2023.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