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经世思想的少年英才
1912年的太阳像往常年度一样的照耀着。一个二十六七的年轻人，并不知道他此刻所做的这一切，在不知不觉间改写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出版史。这一年是中华民国元年，一个新的书业机构宣告成立，它取号与新的共和国相同--中华书局。后来的历史将证明，这个书局的诞生，是近代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个富有野心的年轻的创始人，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重要职员，三年多以前，也即１９０８年，他就任职于这家后来被称作中国近代出版之始的出版机构。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陆费逵，字伯鸿，又字少沧，１８８６年出生，雁行居长为家中长子，祖籍浙江桐乡，出生地是陕西汉中，长在南昌。虽然终其毕生并没有到过桐乡，但他却一直自认为是一个桐乡人。陆费逵早年入熊育锡所办的熊氏英文学塾附设日文专修科，深受教师吕烈煌器重，后任正蒙学堂校长。１９０４年随吕烈煌至武昌，创办新学界书店，入日知会为评议员。１９０６年与冯特民一起接办汉口的《楚报》，任主笔。因著文抨击时政，《楚报》被迫停刊。陆费逵逃到上海，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１９０７年进文明书局做了编辑。最早年的这一点经历预示着日后他将与出版终身为伴。
将陆费逵引入商务的，是商务老资格的编辑高梦旦。有人将高梦旦称为商务创业三元老之一，也有人将高梦旦称为商务的“参谋长”。高梦旦和陆费逵原本非亲非故，只是与当时在文明书局的陆费逵常有事务性的会面，高惊其才干，便向商务作了推荐，经张元济同意后，以重金聘入馆内，待遇之优为馆中旧人所不能及。高梦旦注重人才，与张元济两人均特别看重陆费逵，共商委以出版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的重任，看来商务是将其作为台柱的，高还作主将自家侄女嫁给陆费逵，目的很明确是“欲坚其心”，为商务留住一个日后可堪大用的人才。
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十几年前中国发生变法维新运动。在这十年间，维新与革命的变奏成为中国的主旋律。陆费逵曾是同盟会会员，他预料清朝统治会被推翻，革命一定会成功，当此之际教科书必定有大的改革，于是曾向商务当局提出革新教科书，但未被采纳。因为商务的决策者张元济以至高梦旦，这时是立宪派，正热衷于立宪，没有看到世事与时局变化在即。张元济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虽然只是边缘。变法流产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探求目标。梁启超等在日本办《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章太炎等则在上海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鼓吹革命。爱国者起了分化。“共和”与“立宪”之争，势同水火。维新变法的志士们，面临着一种角色变换，面临着一个思想转弯。张元济没有能转过这个思想弯子，对于立宪仍然抱着善良的幻想。
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确实需要一套表达新的价值观念的教科书。陆费逵说服不了商务的决策者们，便决定自己动手来编辑一套新教科书。1910年正月，商务的同仁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决策者们也就曾议论陆费逵“在外私编教科书”的事，公司甚至也有人主张“将其书买入”，但可能是反对者众，公司并没有将陆费逵的行为纳入公司的业务。辛亥革命的爆发更坚定了陆费逵的意志，更促成了他从坐而论到起而行，加快编辑新教材。而商务此时也遇到了困境。因为总经理夏瑞芳一意孤行，擅自挪用巨资购买橡胶股票受骗，公司流通资金吃紧面临倒闭。陆费逵利用商务内部之乱，与同在商务任职的几个员工陈协恭、沈知方等二三知己，在家中秘密谋划与编辑教科书，筹资准备成立新的书局。这是1911年秋天甚至更早的事。
１９１２年民国纪元的第一天，新的书局宣告成立，并在当时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刊出《中华书局宣言书》。发表宣言大约是那个年代的一种风气，比中华书局稍晚一年成立的亚东图书馆也有过一篇《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但后出的亚东的宣言比不上中华的宣言，早出的中华的这篇宣言比起亚东的宣言来说，真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立意更为高远，它注定要成为名文。中华书局宣言书全文由三部分组成，开宗明义地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后面一段谈中华书局成立之缘由和目的，更像一则“形象广告”。再后是具体的教科书编辑大意。从这篇宣言，可以窥见陆费逵的手笔之大与志向之远。
书局名称与新的国号相同，这明显是有意地借势。但这可能是挂牌，正式营业在2月间。据同是创办人的陈寅（字协恭，1882-1934）说：“中华于民国元年元旦成立，2月22日开始营业，伯鸿是辛亥大除夕（2月17日）进局的，我却先三个月。”这段回忆很重要。说明当时的陆费逵确实是在悄悄地进行，其时职任还在商务。陈寅在中华书局创办仅一年时有一段文字，留下了直接的史料：“客岁革命起义，全国响应，阴历九月十三（11月3日），上海光复，而苏杭粤相继下。余于九月十六日（11月6日），与同志辈共议组织中华书局。良以政体改革，旧教科书胥不适用，战争扰攘之际，未遑文事，势所必然。若以光复而令子弟失教，殊非民国前途之福也。协商数日，遂定议，一面编辑课本，一面经营印刷改造事宜。”新书局营业的第一项业务就是推出适合新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中华新教科书》。这套书包括中小学全套的国文、算术、地理、理科等，其中小学课本４４种，中学和师范课本２７种。初小国文课本第一册首页印有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五色国旗。
这套教科书弄得商务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供给学校的教科书还是老本子，封面上仍印着清朝的“黄龙旗”。新的五色旗与旧的黄龙旗的竞争，可想而知，商务的教科书注定将严重滞销。而陆费逵们还有高招，他们在书局新张的头两三个月里，多次买下了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不小的版面，向社会公开祭起了“教育革命”的大旗，在一个革命的年代里，陆费逵有意地借用了“革命”的威力，中华书局教育革命宣言的屡屡公布，既树起一个新书局的新形象，也对一个规模最大的老书局暗藏攻势。待到商务印书馆醒悟过来不得不对教材做出修订时，已错过了春季学期。
陆费逵终于在商务独占的教科书市场中打入了第一个楔子，撕开了一条缝隙。历史不能不承认陆费逵的机敏，他对于形势的判断，对于时机的选择，对于新教材的认定，都把握得可谓恰到好处。教科书的出版与使用是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的，如果不是一个特殊的机缘，要改变教科书格局是相当不易的。陆费逵的杀出，正是利用了张元济们的短视。张元济何等人物，晚清翰林出身，与蔡元培过从甚密的智者，但智者千虑也免不了一失。对于陆费逵的此举，即陆费逵利用商务决策人在辛亥革命期间眼光不远而从商务杀出成立中华书局，世人尤其是商务人多所诟病。高梦旦为此还被人责怪为引狼入室，赔了侄女又折兵。经张元济出来说话，议论才被止住：张说“梦翁失算，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必多行责怪。”陆费逵此举是否违反竞争道德，暂且不论，他脱离商务虽然是商务的一失，但对于商务又何尝不是一得？因为从此，一家独大的商务多了一个真正意义的竞争对手，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从来靠竞争，这是绝对规律，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书局的出现不也是对商务发展的一大促进吗？诚然，从中国出版史的角度看，中国从此又有了一个可与老大匹敌的出版机构，确实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大进步。
这个人是注定要出现的，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在这样一个出版作为公共传播方式日益进入公众视野，进入公众生活领域，并对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关头。中华书局因了他一炮打响。而中华书局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新出版业及其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此，中国近代出版呈现出新的格局。
大幕徐徐拉开，活剧壮剧与好戏上演了。
陆费逵的出版思想
陆费逵认定出版是他的终身职业。对于所从事的这个职业，他有着自己的出版理念，并善于从实际的事业中进行出版思想的概括和总结，他甚至还主张办出版研究所。陆费逵是近代出版业中少数对于出版有研究并形成文字的人，并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富有自己的出版理念，说明陆费逵已经成为近代自觉的出版人。他的出版思想的萌芽早于中华书局的创立，但中华书局的事业成为他出版思想的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实验园地。对于陆费逵的出版思想，不仅从他的丰富的出版实践中可以总结，而且可以从他的有关文字中进行归纳。我们试从以下一些方面做一论述。
一、出版与社会的关联
陆费逵从事出版的年代，是中国社会的动荡之秋，从事出版业的环境并不优越。陆费逵认识到从事出版要依赖于社会条件，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书业与社会的紧密关联，以及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作为实业家与出版家，他自然看到了社会条件的制约，陆费逵说：“现在一般舆论，总怪无好书出版，但是在现在教育状况，经济状况之下，要出好书，实在不容易。”他还写道，“书业在此二十年中，和天灾斗，和祸乱斗，和物价斗，和货币紊乱、交通不便……种种情形斗，却还有十倍的进步。假使各种障碍渐次减除，教育渐次发达，十年二十年……之后，应该进步到何种程度呢？”但是尽管书业的社会环境并不好，他作为近代爱国的工商人士，对书业的社会责任却洞若观火，“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这一句为现代从事出版业的人所反复引用的陆费逵早年的名句，精辟地指出了出版的全部社会责任，而这种社会责任是他最注重的，因为这是整个书业的基础。陆费逵在这一句之后更着重指出：“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他把出版业提高到国家社会进步的高度来认识，不说是后无来者，也应该是前无古人的。这既是出版的社会功能所在，也是他本人从事出版的起点期即实夯筑牢的思想基础。这位近代出版人中初具世界眼光的人，还引述西方的思想说：“良书之可信，逾于良友。There is no friend so faithful as a good book。又曰：恶书之害甚于盗贼。There is no worse robber than a bad book。”这确然是那个时代的社会良知。
二、出版与文化
出版的本身是一种文化。陆费逵认为“印刷为文明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们印刷放一异彩，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在这里，印刷即是狭意的，也是广义的。出版和文明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一种体认。孙中山先生也有同样的论断，在他的重要著作《建国方略》中有一段文字写道：“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给人民，是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多少衡量之。”孙中山指出印刷业“其营业之发达，乃与文化之进步为正比例”。这里所说的印刷工业，实际上是近代出版业的代名词，这表明孙中山在近代出版业尚处于一词之立的阶段，就对出版业给予了高度关注，并难能可贵地认识到是它是事关文明进步的大事业。孙中山从宏观立论，陆费逵则从具体的事务着眼，两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陆费逵实实在在地实践着出版的文化立场，他始终把中华书局视作为一个“文化机关”，“热心维护此文化机关”。把出版的每一种重大图书工程作为文化的产品，在他主持的发展规划当中也说，希望通过中华书局的编辑活动“期于两三年后达于完备之点，庶吾国文化亦得蒸蒸日上”。把“一二八”日军毁我商务，看作“他们是有意摧残我国文化，我们要努力恢复进展”。学术是文化的晶核，出版与学术有着互动的作用，学术的进步离不开出版的支撑。编辑了近代一份重要学术刊物《学衡》的吴宓，对此有着十分的认识，这份杂志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刊物，《学衡》与中华有十几年的关系。吴宓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为《学衡》事往访陆费逵的事，吴“痛陈《学衡》已具之声名，实在之价值，及将来前途之远大。陆费逵君意颇活动，谓与局中同人细商后再缓复，并允第三十七、三十八必续出云。”出版的眼前是利润，出版的背后是文化，正是包括陆费逵在内的一代代出版人的坚守，近代文化才能因出版而光大。
三、书业的双重属性
与上一个问题其实相关联，出版业的属性是什么具有理论探讨的意义，因为这是新出版兴起以来还不曾探讨过的一个问题。陆费逵是一个探索者，他指出：“虽经营书业，然与普通商业不同。”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所从事的可以说是事业，而不能说是商业。在一个物欲的社会，他看到出版业属于社会事业的一面，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但他又不太承认自己所从事的是商业。虽然他实际是在按商业的规则在操作一家重要的出版社，按市场的需求运作着自己的产品。但是陆费逵又充分认识到出版的商业性，关于出版业的事业性与商业性所具有的结合，陆费逵在一篇文章有很好的领会和比喻。中国传统社会将社会分工分为士、农、工、商。陆费逵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比较，“我们这行职业，除‘农’字之外，已占了‘士、工、商’三者的地位：编辑者为士，印刷者为工，发行者为商。”又说“书业是士、工、商之结合物。”“此三者有连带的关系，而在法律上，也须受同等的功过。”他进一步说，“如编辑者编成恶书付刊，则印刷者有阻止的权限；设印刷者亦未察出，发行者亦有不售的责任。再进一步说，印刷者与发行者的功劳较编辑者尤大；因为没有印刷者和发行者，则编辑者无论做成一部什么有价值的书籍，也没有印刷和销售的机会，我们既已知道己身已占了社会上重要的地位，若无相当的常识，如何能尽我们的责任，满社会上人们的欲望呢？”这里他难得地谈到出版各环节的关系，虽然出版的商业性最后是通过发行才表现出来，但是他把出版的商业性只界定发行环节上，又着实有些局限。
比陆费逵晚些从事出版业的张静庐，也是一位多少有着自己的出版理念并立于不败之地提炼这种出版理念的人，他的一段话常被人引用，“公司的事业不能认为私人产业”，“出版家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的更为可怕”，“‘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
对于出版的事业性与商业性，与张静庐大致同时代的邹韬奋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曾写有专文论及这一层意思。事业性是“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文化需要”，商业性则是“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为着要发展事业，在不违背我们事业性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必须尽力赚钱”，“充分发挥商业性，同时也是充分发展事业性，这两方面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起来的”。
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这是局外人的深刻之论，当然鲁迅不完全是局外人。鲁迅是有体会的，其所创办的《译文》就曾因为经济原因“所以荏苒半年，简直死得无可救药”。出版毕竟是一种商业性行为，必定受这一特性的制约，但陆费逵们并不是简单的迎受与跟从，而是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参与精神，去适应商业，去光大事业，陆费逵、张静庐、邹韬奋们的出版体认，构成中国近代出版属性的一条认识递进的线索，表明了出版本体的一种自觉。当然这种理论上的探索与实践的运作不能直接地和完全地划等号，实践运作往往是文化追求与商业追求二重意识共同作用相互激荡的结果，在那样一个年代，对民营出版机构来说能做到谋义与谋利的结合，已是相当的不易，这样的人必定是那一个时代的大家。
四、出版要有世界眼光
渐渐地具有世界眼光，是近代中国先觉者们给予这个时代的一份遣产。陆费逵常认为我国的出版业与印刷业还太幼稚，要一千倍以上的努力才行。他的这种看法不仅得自中国出版业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说的。陆费逵较有世界眼光，甚至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出版家中最有世界眼光的一个。这里包括几层意思。
1、做事业要有世界意识
陆费逵一向重视世界潮流，他编著的《世界教育概况》是我国最早专述外国教育的专著，1911年出版。他认为作为商界人才，第一位的是要“明白事理，明白世界大势”，中华创办《大中华》杂志，他在卷首的《宣言书》中称办杂志的目的，第一个就是“养成世界知识”，论述各国大势，绍介最新之学术。他在《论各国教科书制度》一文中，对世界六个国家的教育与教科书情况做了研究，在最末一段中着重指出：“夫今日世界之大，国家教育，不惟不养成一国之国民，尤当养成世界之国民，方能与同时立国于世上者竞”，又言“谋国者当放眼于五洲之外”。如此意见，是何等的世界意识。
他的这种世界意识，与他的中西文化观有相当的关联。他的中西文化“各有优劣，重在调和”的文化观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陆费逵在一个重要年份即1919年写的《教育主义》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中西文化的优劣，认为中国文化的优点在于“重心性而轻物质”，劣点在于无研究、无辨别。西方文化的优点，不在政治、经济、教育、实业，也不在国富、兵强、器利，“厥为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社会的德性，以及科学、社会的精神，是我国文化中所缺乏的。因此，他提出：“以东方伦理的精神，立身治家，而祛陋俗、辟谬说；以西方科学的精神，治学问与事业，而除偏见，减物欲，从而确立社会之基础”。应该说，他的这种融合中西的文化观，影响与引导着中华书局“兼采中西文化，融和国粹欧化”的出版理念和出书宗旨。
2、做出版要有世界作为参照
早在他从事出版业之初，他就从人口、受教育人数与教育经费等方面，将中国出版与日本出版作了对比。他在很早（1906年）的一篇文章《中国书业发达预算表》中，分析“今海上书业，不下百家，贸迁之万盛，固甲全国矣。然细审此百家中，其资本出诸外人者若干家，其资本虽非出之外人，而物品纸张模字来自外洋者若干家，其资本微末者且重贩于此若干家之手，更无论矣。”他感慨“以堂堂大中国，竟无一完全自立之书籍商”，衡其得失，得出结论“不如不兴教育之为愈矣”。这大约是他从事出版业的原因，也是他立志将出版与教育结合起来的原因。陆费逵又从美、英、法、德、意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纸量、输出额、用纸数对比分析入手，指出“国家文明之进退，殆视用纸之多少矣”，“世界愈文明，用纸之数愈多”。在中华任上，他至少曾两度率业务骨干，赴日考察出版业印刷业。他常常拿中国的出版业与世界出版业作比较。在1922年写的《我国书业之大概》中，指出中外出版的两点区别，其一，外国出版业发达，营业额大，而中国出版业资本小，营业额小；其二，外国出版业不自办印刷，且分工极专业极细，而中国出版业由于不发达只得自办印刷自设分销，且无从专业分工。
1932年，时任上海书业公会主席的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在为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而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中，将中日美等国出版业作了一番对比，他是这样与美国比较的：“美国纽约市，近年各种实业中，以印刷出版占第二位置，年约四五万万美金，约合国币二十万万元。美国系联邦制，各邦各有其教育制度，工商业发达，所以纽约不能为全国集中之地，至多占全国1/5。然则美国全国的印刷出版，每年有一百万万元了。我国人口四倍于美国，应该每年有四百万万元，今尚不到三千万元，不及千分之一，岂不可叹！反过来说，便是前途发展的希望，却非常之大。”他既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希望。
3、善于从世界出版汲取养分
陆费逵从国外出版的书籍中得到过这样的启发，“英日字典，恒朝夕不离左右。见其体裁之善，注释之精，辄心焉向往，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已任。”这就是他编辑出版《中华大字典》的初衷。他多次赴日本考察出版及印刷，发觉日本最大印刷企业之一的凸版印刷株式会社非常注重有价证券业务，回国后更下力发展印刷，使中华书局的印刷成为国内乃至亚洲最有实力的一家。他还派员工赴日学习，在他早年的笔记中写有“沈逢吉赴日本从细贝为次郎学习意大利雕刻铜版式法，尽得其奥”。
陆费逵的教育思想
陆费逵也是我国早期一位重要的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家。作为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在经营中华书局的同时，本着他一贯的教育救国主张，对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教育与出版结合得水乳交融。他重视教育由来有自，或者说他对于教育的贡献更早于对出版的贡献，以他的思想在开创民国教育制度、发展国民教育思想方面影响昭著。其早年时任过小学教员，在文明书局曾兼任过文明小学的校长。他曾自云，22岁（1907年）以后，“特注重教育及经济之研究”。曾与丁福宝合编过《文明国文教材》、《文明算术教科书》。他在商务就职时即任过《教育杂志》的主编，更自称是一个“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的人，这份杂志更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杂志之一，据认为也是最早的教育专门杂志，“其主张往往足以左右舆论”。创办中华之后，又创刊了《中华教育界》，使得《教育杂志》在某些方面相形见绌。陆费逵还有许多有关教育的重要文章，如《论国定教科书》、《论中国教科书史》、《论各国教科书制度》、《敬告民国教育总长》、《小学校国语教授问题》等，有的曾得到蔡元培的高度重视，并亲往上海听取陆费逵的意见。所著《教育文存》五卷，应该说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教育思想资料。他能创办中华书局，并和商务数度两分天下，在教科书方面和商务形成相恃的局面，和他在教育观察上有很深的造诣分不开，和他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在教育方面，他有思想有实践，并与出版相互依托，这使他能达到相当的深度。研究陆费逵的出版必定要研究他的教育思想，而研究其教育思想，也必须与研究其出版思想相结合。这是陆费逵教育思想的基本格局，我们主要从这个基本格局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
一、教育是立国根本
陆费逵是一个富有教育思想和理想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十分重视教育的巨大作用。早在上世纪的头十年，他就写作了数十篇关于教育的论文，倡导以教育为根本的主张。１９１１年“中国教育会”成立时，倡行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并重，就是他的意见，会章也是由他起草的。
在对教育的根本性的认识上，陆费逵指明了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夫教育者，国民之根本。”并强调了三个重点，其一，强调教育发展与国势强弱的关系。他指出：“教育得道，则其国昌盛；教育不得道，则其国衰弱而灭亡，此一定之理也。”“盖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隆盛矣。然由欲救危亡而强盛无他，亦求教育之得道而已。”他在《论改革当从社会始》一文中，指出“治国者……必先谋夫教也，教育得道，则人心必变而善；人心而善，则社会之俗习惯良，而国家以立矣。”陆费逵此番言论十八年之后的1933年，早年曾经在商务印书馆做过重要骨干（1928年起编译所所长）并在“一二八”商务被炸之后又主持《教育杂志》复刊的何炳松，还在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他说：“立国于现代的世界，无论如何，必具备了一个基本条件，才可望免于灭亡。这个条件就是国民教育的普及。”可见此为历史的共识，而陆费逵立论之早更尤为可贵。其二，教育是社会性的一个环节，“离社会而讲教育，失教育之本旨矣”。其三，教育与政治相联系，近代中国在政治革命之后，“今日最急者则教育革命也”。这三个重点是环环相扣的。
在陆费逵那里，教育是立国根本的切入点就是教育与出版的结合，他认为书业与教育“互为表里”。辛亥革命起义成功，他看到共和政体即将诞生，教育制度也将随之发生变革，教科书必将重新编写，而商务还没有改编教科书的举措，于是他将孕育已久的“用教科书革命”的理想付诸实践，用出版来从事教育的改造。他在《中华书局宣言》中更阐明宗旨：“国之根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１９１６年，中华书局董事会制定书局第三期发展计划，在编辑方面，“一、改良普通教科书及学校用品以助教育普及；二、注重高等科学书及字典辞典等以养成专门人才；三、多编通俗讲演书及有益小说以辅助社会之教育；四、其他如精印古书，广译西书，自制仪器标本，皆吾局对于教育之天职，其于二三年后达于完备之点，庶吾国文化亦得蒸蒸日上”。这可以视作一份教育与出版相结合的完备的实施纲领。陆费逵在２０年代上半叶又进一步总结说：“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在他眼里，国家、教育与出版连成了时代的一条主线。
二、教科书和国语
后世研究者将20世纪上半叶教科书的变迁称为“民族魂”，可见其时教科书在提升民族素质方面的意义。教科书是陆费逵毕生关注的事业与营业，教科书革命是陆费逵教育思想的支撑点。他的教科书思想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科书是教育根本，教科书必须革命。眼看清政府将要垮台，共和民国将要建立，他意识到没有适宜的教科书，革命胜利的成功必定得不到巩固。他开创中华书局，在成立宣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今日最急者则教育革命也”。而他的教科书革命的思想核心，就是要紧跟时代与时俱进。他将教科书内容更新与巩固革命成果联系起来，认为教科书不革命，则不能灌输自由之真理、共和之大义、国家之学说。《申报》1912年2月26日刊载陆费逵《教科书革命》一文，其中的重要一节如下：
“清帝退位，民国统一，政治革命，功已成矣。今日最急者则教育革命也。本局自客秋以来，努力进行，小学用书今已出版。本最新之学说，遵教育部通令，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之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养成完全共和国民以植我国基础。其中有：国文八册，国文教授书八册，算术八册，算术教授书八册，中华共和国民读本二册，中华高等小学修身四册、国文八册、算术四册、算术教授书四册、历史四册、地理四册、理科四册、理科教授书四册、英文四册。”
这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述的，他的教科书革命的思想表达得再清楚不过。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其全部教育思想的起点和纲领。
二是教科书应废官办改由民办。早在新式教科书兴起之初，陆费逵就提请国人和同业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科书不宜官办，他的《论国定教科书》一文中指出，“近闻学部有编纂教科书之举。吾始闻而喜，继而疑，终乃戚然大惧，惧以此阻我全国教育之进步耳”。由喜而疑而惧，表明了陆费逵反对教科书由官办的态度。他还有一篇《论学部编纂之教科书》，结合实例对学部所编国文与修身两科课本“之不当处评论之”，矛头直指教科书“国定制”之弊。另一方面是力主民办，当听说政府可能将仿日本国定教科书办法，“许民间翻刻”，他提醒“吾同业诸君，其速谋之”。他主张“我国今日之教科书，决不可国定；即使必欲国定，亦当有种种预备，决非聘十数人，设一局所，仓卒下手，遂可以集事也。”阱陆费逵之所以如此主张的原因，其一，编辑教科书必须有一个教育发展的过程；把教科书过早地统于一手，则无竞争，不能进步；其二，政府（学部）编辑迟缓，不如改编辑为审定易于操作；其三民间编辑，则优胜劣败，自为菀枯。反对教科书的“国定制”而主张民办制，是陆费逵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的民办教科书的主张虽然不排除为民营出版业从事教科书提供理论支持，但主要的还是从教育自身的规律看问题的。因为他的这个思想萌发的初期，他本人并未在做教科书。
三是教科书须体现宗旨。这个宗旨他先后做过多种表述，“务养成独立、自尊、自由、平等、勤俭、武勇、绵密、活泼之国民，以发达我国势，而执二十世纪之牛耳”。“培养国民人格，以发展民国精神”，课程设置要服务于宗旨。
教科书的用语问题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陆费逵对此也下力很多。早在清末，陆费逵就积极提倡“统一国语”和“言文一致”。由于他所从事的出版事业和教科书打交道，就更感到国语和教科书联系紧密。他主张小学教科书用口语文，容易学容易写，且实用。1921年开设上海国语专修学校，陆费逵除了任校董之外，办校经费与师资均由中华书局负责。陆费逵指派中华书局的国语部长兼任教务长和教授，后又继任校长。中华也注重出版国语教材与有关国语的学术著作。“本局提倡国语，不遗余力，出版图书教具，新颖精审，夙受教育界的赞许，前出国语书目，小本精印，既便携带，尤便检查。近又新编国语大张书目，专供各局发售国语书籍时包裹之用，现已出版分发各局云。”对于国语的重视贯穿其一生，逝世前一年即1940年3月他在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时，提出《改良国语教育案》，指出：“普及国语之需要，为今日第一要务。”
陆费逵的这些教科书主张，确实为出版业从事教科书编辑出版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实践指导。
陆费逵与商务中华的几位主政者
一个人总是时代造就的，而时代造就的往往不是一个人，常常是一批人一群人。这一群人既有其个性的特征，也理所当然地会体现出时代的群体特征。作为商务和中华最主要的主政者，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与舒新城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最杰出的一群人物。
一、陆费逵与张元济
张元济1867年出生，比陆费逵年长19岁，商务与中华的这两位主持人甚至于可以说是接近两代人了。
但他们投入出版献身教育的时间却没有相差19年，投身出版的时间更几乎是同时的。张元济在1902年应夏瑞芳之邀进入商务印书馆而投身出版，这一年他有34岁了，已然是具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人士了。陆费逵稍后几年进入出版业，其时不到20岁，他的名字还不为人们所知。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还很少有人将出版业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更谈不上作为一种事业来追求，出版业还远未成为一种像样的事业，即使是商务印书馆那时也还是“看不出什么苗头的出版机构”。张元济是从中道转入，而陆费逵却几乎是从人生一开始就投身出版。
正是从张元济、陆费逵这两茬人开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开始将出版作为安身立命的事业，借出版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出版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在他们那里开始定型，或者说近代出版人的职业化是从他们开始的。所谓职业化是指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也就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的社会中，从事同一类同一性质的工作。作为近代出版初期出版人的陆费逵，与张元济有着许多的共同点。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教育与出版的结合，将教育与出版打通，以教育为手段，以出版做工具以提升民族素质，是那一代出版人共同的运思指向和事业眼光。
张元济出身翰林，在1898年的变法中，因为创办通艺学堂而被视为成功的新派教育家，变法失败后南下，他更全力参与南洋公学的教育事业。张元济漫长的一生中，纵使政局常常变化，社会频繁动乱，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这就是，若中国人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具备充分的知识，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的。他不同时期的信札表明了这一点。在投身出版的前一年，他在致书盛宣怀时说：“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需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即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投身出版之前，他就与商务有一个重要的约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投身出版之后他的教育观念有了一个重大转折，“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要。”很明显，张元济在出版界的教育努力是大众教育的普及，是他有时所称的国民精神的教育。如他以后所追怀的：“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当有亲友劝他去京走仕途时，他回复：“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他是近代中国最早从事新式教科书的人当中的一个。他认为“今欲教育普及，必须教科书籍日出不穷，方能达此目的。”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当年，即1902年的3月，他在上海《教育世界》杂志第20号上发表了《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全面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汲汲于教育之普及，更明确提出“速自编译”适合我国少儿接受特点和认识规律的新式小学教科书。他并率领一帮志同道合者投入新式教科书的编写。张元济在投身出版界前一段时间的教育努力主要集中在英才教育，在投身出版界前后，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大众教育更为重要。这样的理念，是最早从事出版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他们从出版角度对于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一种贡献。从事出版成了实业救国的理想方式，改革教育成了他们文化救国的实现途径。把新式中小学教材的建设作为出版事业的重头，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因为出版家们对新教材的建设而大大地提高了质量，提升了水平，也大大地拓展了教育面。诚如美国的学者科恩所说，这个年代“最紧迫的教育工作不是让少数人学更多的东西，而是让多数人受到足够的教育。”
我们不能肯定张元济在这一方面对于陆费逵的影响有多大，但可以说在教育改革的文化救国主张方面，陆费逵可以说是张元济的学生，而张元济则可以说是陆费逵的导师。陆费逵的教育主张与张元济的大众教育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尽管陆费逵投入出版的时间几与张元济相近。
对于陆费逵，张元济是很赏识的，没有张元济的点头认可，陆费逵是进不了商务编译所的，也就不能在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张元济在创办杂志和提倡教育方面的极大兴趣与矢志，对《教育杂志》的创办必定有很大的帮助，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张元济在1910年环球考察时曾给高梦旦信，说到教育杂志“亟宜全力经营”，对于杂志“鄙意似可多办”。创办《教育杂志》成为陆费逵毕生事业一个新的起点，也是他以后真正成为一个教育家的必要的大台阶，陆费逵不仅把《教育杂志》办出了社会影响，同时也在自己的这个杂志上撰写发表了积极主张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文章，引起较强烈的反响，可以说是张元济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大平台，这是前辈对于后生的提携。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约定作为商务的出版方针，这个方针也就确定了《教育杂志》的宗旨，或者说陆费逵提出的“研究教育，改良学制”的办刊宗旨，与张元济确定的商务的出版方针是高度统一的。
应该说是张元济将陆费逵引入当时中国教育界核心圈的。1911年，学部大臣建议在京中召开一个“中央教育会”，目的是为了汇集全国优秀教育专家的意见。每省派出两名代表与会，会中促成了中国教育会，其作用是作为学部的顾问，张元济是副会长，会长是张謇。张元济选择陆费逵，陪同前往北京参加全国的教育会。
从更广阔的意义说，张元济的出版实践与出版思想也肯定对于可以作为晚辈与属下的陆费逵以影响。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工具书以及古籍图书等的出版，是朝着张元济开辟的路径往前走的，在这一方面，张元济与陆费逵两人毕竟有着同样的教育文化志向与追求。陆费逵与张元济都是以出版扶助教育而从事文化出版事业的。
张元济与陆费逵都是爱国论者，同时也都是中西文化的调和论者。虽然张元济出版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中国古籍的整理、校勘与出版。但他-生坚守中西文化融合的主张，立足于民族文化，求中西文化之融合。他说：“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与吾国之民质、俗尚、宗教、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国民之精神耳。”陆费逵的主张也是“中西文化，各有优劣”，其所主持的中华书局也以“兼采中西文化，融和国粹欧化”为出版宗旨。张元济与陆费逵都是中国优秀文化道德传统的承继者，又都在维新和革命的变奏中转向文化教育事业，并以此来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的。张元济和陆费逵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在根本上是出于对祖国和民族的赤诚与热爱。张元济在日寇侵华之际仍孜孜不倦最后完成《四库全书》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是因为“事关国脉，士与有责”，“惟深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失坠，此为应尽之责”。陆费逵对书局的名称以及丛书、杂志的题名，都冠之以“中华”，它的主要刊物由《大中华》而至《新中华》，其中的涵义是十分丰富的，底蕴是十分深厚的，既有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又有对铸造共和新国民的目标的追求，更有对父母之邦的深情挚爱，对祖国振兴的热切希望。在他看来，人人都应该有国家的观念，人人都应该明白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有了这样紧密的关联，陆费逵仍从商务中杀出，乍看似乎是商务的叛徒，但这可能是皮相之论，我们毋宁说陆费逵是以别种方式别一途径发扬了张元济的精神，拓展了张元济的事业，即以出版与教育的结合进一步光大了张元济们的事业，既可以说是年轻一辈对老一辈的挑战，也可以说是对张元济教育理想的延伸。
茅盾称，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业中，张元济“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是一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这样的评价差不多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而对于中华书局的开创者陆费逵来说，这句话也有一定程度的契合。由教育而到出版，由出版而到教育，在这一点上，两位出版的精英，是那样的契合。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教育与出版事业的志愿者。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点，陆费逵没有张元济那样的背景，那样的资历。几乎没有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区区只有七年多一点家庭教育的陆费逵，在这一点是无法与翰林出身的张元济相提并论的。但好汉莫言出身，时势可能造就英雄。张元济是“言商仍向儒”的一辈人，张元济是立宪派。而陆费逵作为年轻的一代，则更懂得革命的意义，是共和的参与者，这一点使他在与张元济的商务的较量中，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张元济从事出版后，虽然在内心里他离不开政治，内心的理想之结并未解开，但却在实际运作中力图远离现实政治，倡导“在商言商”。陆费逵对民国建立后的政治上远比张元济敏感，似乎中华出的书在政治方面比商务也要开放些，后来在与官僚资本的结合上也走得更近些，即在引入官僚资本股份方面更注意一些。
张元济是务实的，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陆费逵是有理想的，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张元济“企图把他所办的企业作为他的理想试验场”。在教育观上也有如此体现。陆费逵却试图把自己的理想具体化为在中华的实际操作中，实务永远是第一的。两个人在教育与出版相结合的侧重点上也有区别，理想主义者张元济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而人格教育则为普及教育之本，“德育为万事根本”。而同样主张教育为本的陆费逵则认为实利主义教育更为重要。
张元济不以文传，他甚至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文章或其他体式的文字，来系统或简洁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脉络，人们只能从他的诗词信札以及日记中去体会和把握张元济的心灵和思维片断。而陆费逵却通过自己包括自述在内的写作，较为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出版与教育思想，在这一点上陆费逵倒与张元济在商务的后继者王云五略为相同。
但他们的根本永远都是一致的。张元济与陆费逵都是以教育开发民智，培育人才，进而振兴中国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倡导者，又是以出版扶助教育的实践家，同时他们的事业又都是从编著出版学校教科书开始的。他们是中国教科书出版事业的奠基人。陆费逵晚生张元济19年，而早逝18年，天不假年，惜乎？
二、陆费逵与王云五
曹聚仁曾将陆费逵与王云五相提并论，称许为现代中国书业界两位杰出人才。曹据陆费逵的自述材料说，他们都是苦学自修出身，而卓然有以自立。他们是两个有着很大相似性，也有着很大的相异性的人物。
在相似性方面，从年龄上说，他们完全是同时代的人，陆费逵比王云五大两岁。也是从年龄的角度说，他们是20世纪新出版出现后的第二代出版人当中的两个代表，尽管陆费逵与第一代投入出版的时间极为接近，是第二代出版人当中投身出版最早的之一。他们更是中国近代出版的两个典型，既是自学成才的典型--因为他们都没有正规的学历，但都靠自己的勤奋而成为中国两家最大的出版机构的掌门人，也是出版经营的杰出者的典型。
和老一辈的出版家相比较，王云五自信能干、敢做敢为、富有野心，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效率也是无庸置疑的。在这一点上王云五与陆费逵有着多多少少的相似，以至有人说陆费逵独断专行。他们两人都曾经历出版的最困难局面，陆费逵经历了中华1916年和1926年的两次危局，而让书局起死复生，峰回路转，王云五在推行颇有争议的“科学管理法”时遇阻复又遇“一二八”商务被日军炮火炸毁事件，他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激发了商务人的意志。在困难面前，两人表现出了高度的承受挫折的毅力和对事变的控制能力与重建能力，而这正是一个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只不过王云五的出版生涯更富有传奇性和戏剧性，往往誉之所至谤亦随之。
这两人在出版的后期，其实是有许多协同的地方。
1935年夏间，陆费逵曾赴商务与王云五等商议组织音乐出版合作社，印刷教育部规定的小学音乐教科书，资本11万元，分作11份，商务为4，中华为3，世界、开明、大东三家多少不等。1937年6月，舒新城领胡愈之、徐伯昕等携援助邹韬奋电稿来访中华书局，拟以上海书业公会名义致苏州高等法院，陆费逵将电稿改定，并将书业公会常务委员及监察人王云五等人姓名加入。
战争爆发后，陆费逵与王云五的联系增多，为的是加强战时几家出版社的业务协调。1940年1月陆费逵赞成由王云五主政的商务印书馆将小学教科书由32开改为42开，内容一切不变，可节省32%的纸张运输成本，并决定与商务一致实行。4月赴王宴，商定小学常识课本前四册的注音符号删去，学生字典价格中华改为7角，商务改为一元等。在逝世那年1月，他还与王云五一起电上海，有关教科书可照现售价加三成，杂书亦照加。
1938年8月，全国出版界要求撤销《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及《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王云五、陆费逵都积极表态。
从相异性方面看，当王云五在出版界与教育界还不为人知时，陆费逵在中国出版界与教育界已有相当的影响。王云五1921年33岁进入商务时，尽管胡适对其评价很高，可他在沪上甚至于更缩小一点在沪上的出版界，却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尽管他也有着一些其他并非不重要的经历。在后来两人更是两个不同的典型--王云五是中国近代出版将“文化与商务”结合的路数，而陆费逵可以说是“教育与出版”结合的典型。这两个不同典型的涵义，并不是说王云五不重视教育，也不是说陆费逵不重视商务。
对于各种当政者的臧否，常常是人们最重要的谈资之一。对于王云五与陆费逵二人的评价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议论，也自然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从这些材料中也可窥探他们相异之处。
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曾对王云五和陆费逵有过一次比较。他评述王云五放弃印刷是一个失策。“商务原是从印刷业扩展至出版业的，不但历来在出版界占有优势，在印刷界也声望最大。”“商务、中华、世界所以能成为出版界的翘楚，唯一的基本条件是印数多的教科书，商务、中华更依靠印刷业的扩展。”“王云五放弃了印刷业，中华不费力夺取了他们的地盘，眼看着中华在出版业衰落时期专向印刷方面发展，把公债和纸币的印刷包揽到手，获取大量利润。”放弃印刷业，这是“一二八”商务馆厂被日军炮火炸毁后，商务不得已所作出的一种调整，自有王云五的理由，因为重建商务的印刷投入将很大，但中华书局倒是借机在印刷方面压过了商务。
陆费逵曾将自己和王云五作过一个比较。他不无自豪地说，商务总经理王云五跟董事会搞不好，他却不同，与董事会相处得很好。确然，陆费逵较有亲和作风，王行事较为严厉，这样在内部管理上，商务偏向于严，中华偏向于和。商务制订了许多制度，王云五还推行科学管理法，据说王云五每日到馆必定大咳三声，声如洪钟，且一声比一声高，被称为“平升三级”，他每日到馆，“只消咳嗽一回，能使300多位职员鸦雀无声”。中华在内部氛围上比较宽松一点，陆费逵有平实的亲和力，陆费逵本人在谈中华员工待遇时也说员工迟到早退“并不计时扣薪”。新任总编辑舒新城感受到中华工作氛围的宽和：“我常想这样的事业环境，似乎不是现在一般社会所能有，而我在中华，曾亲切地享受了十几个月。”舒曾有一段日记，记述了这种情形：“本公司原是在封建社会将开始崩溃时代产生的，最初之范围甚小，组织甚简，各种事务，多由总经理直接处理，各级人员亦多由其直接指挥，遂形成家庭性质之集团。所谓事权，并无严格的界限，大家习惯了，亦怡然相处，纵有事务处理或人员指挥之权限不清楚，彼此不甚介意，甚至于不问，二十余年来，大家为此种习惯所陶铸，无形中形成一种习惯法。凡与此习惯法相应者心理上自然有一种安顿，事务上亦不感棘手。现在干部人员之最大部分都过此习惯的生活，所以大家相处很好。”
王云五又是怎样评说陆费逵的呢？陆费逵去世时，同在香港的王云五有一篇《悼念陆费逵伯鸿》，对陆费逵的事业有这样的评说--
“伯鸿先生的成功，除了少年时期的奋斗以外，他的深远的眼光也是一种要素。”王举了三个例子，一是料定清必亡而成立中华书局推行新教科书，二是“近五六年来，他料到我国法币政策必然推行，于是注重钞票的印刷，书局营业更能蒸蒸日上。”三是“先生在《新中华》创刊号上，复撰有《备战》一文，认为我国对外战事发生，必须长期作战，因而主张就军事、民食、交通三方面积极准备，其意见颇能与政府现在设施相暗合”。
“先生的优良性行在这里也得提出：一、强毅--他在中华书局草创时期，遭到不少困难，竟能坚持下去。二、前进--他遇事不甘后人，他独树一帜后，在营业上和商务竞争剧烈。商务本以教科书起家，其后出版范围渐广，伯鸿先生都不肯放过：商务印行《四部丛刊》，中华便辑印《四部备要》；商务编印《辞源》，中华就出版《辞海》……。三、专一--先生三十一年来，主持中华书局，一心一志，不他务他求。他外间应酬极少。从前外交部请他作官，也被婉谢。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和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的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先生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
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王氏所论，倒是一位知音。事情常常就是这样，最大的竞争对手往往就是最好的知音。对于知音的离去不免惆怅，所谓兔死而狐悲，正是这种意思。
三、陆费逵与舒新城
若论中华书局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自然应是陆费逵与舒新城（1893-1960）。陆费逵为中华书局奋斗三十年，舒也有二十多年，如果加上后陆费逵时代的服务岁月，两人在中华的时间竟差不了多少。正是他们两个人共同演奏了中国近代出版中上中华书局的这一华彩乐章。谈中华的时候，不能不涉及这个题目。陶菊隐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们读者对于伯鸿、新城两先生的先后倡议，应表示深切的谢意”。此话不止是就中华书局出版品《辞海》而言，也是可以扩大开来就整个中华书局而言的。
将舒与中华密切联在一起的是《辞海》。在某种意义说，舒后来以《辞海》而称名，尽管他在主持《辞海》之前已经是一个卓有成果的教育学者。而将他引入中华的人是长他七岁的陆费逵。1928年，中华书局约请舒新城主持《辞海》编纂工作，1930年舒正式应中华之聘，任编辑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函授学校校长，历任董事，解放前后一度为代总经理。从这简单的履历表上，可以看出舒新城在中华的主要业绩。舒有辞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之称。
不过两人的关系早于《辞海》。陆费逵与舒新城两人是1921-1922年间相识的。舒新城是湖南溆浦人，小陆费逵7岁。两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又都写过不少的关于教育学的文章，由于志同道合，彼此一见如故。鉴于舒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可能为中华书局有用之人，陆费逵曾多次邀舒进入中华主持教科书的编辑工作，这是中华起家的领域，得有贵人相助才能光大。但舒却无意做这样的事情。一来因为他乐于教学生活，二来他也不想陷于具体的事务。这和当年商务邀胡适进馆时胡适的心思大体相同，都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胡想做学问，做时代的导师，舒则热衷于教学，做一个教育家。但在20年代中期，这位教育家却遇到了一点麻烦，教学似乎进行不下去了，这时陆费逵再邀其入局，但舒还未死心，他想私人办学，或编纂词典之类的事。陆费逵建议他编百科辞典。此后的几年，一个是拉舒的“贼心”不死，一个是犹作困兽之斗，这就是《中华百科辞典》的编辑，陆费逵放了长线应允做这部辞典的东家。舒领着一班人进行此项编纂，历时数年，1930年出版，这是后话。但这便成了他几年间不愿受邀入中华书局的一个藉口。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的佳话，那么陆费逵请舒新城也堪称是近代出版史上的“三顾茅庐”，也许还有过之，因为陆费逵请舒入局，老调重弹十几次，费尽心思才将这尊真神请入中华书局。
机遇终于来了。
早在1915年，陆费逵就着手《辞海》这部大辞书的编撰。但十年下来，总是时作时辍，因为编辑人总在易手。1925年舒新城往访陆费逵，陆费逵再次邀舒入局任职，但舒将自己办学的理想与计划详告以后，陆费逵未便相强。陆费逵将自己本人在出版界二十年经验告之，希望舒首先编辑《百科辞典》，表示愿以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供其借阅，同时愿尽力代为出版，并允于必要时可购稿及预支版税。后来，陆费逵也在经济方面给予舒实际的帮助。1928年春上，陆费逵与舒订立合同，请舒主编《辞海》。陆费逵总是不失时机地表达请其入局的想法。1929年初春，舒大约也想改变一下教学生活状态，在陆费逵的多次坚请下同意来做编辑的工作。反正也是已经开始了编辑辞典的工作，一个是百科，一个是辞海，已经轻车熟路了。但他坚持先在南京做馆外主持，由舒在南京组成一个专班继续《辞海》的编纂，后迁杭州。成为历史关注点的是，舒接手后改变了既往的编辑方针。这成为辞海编纂的一个转折点，或者也可以说是《辞海》编纂的走上正规，正式进入编写。舒新城也就一只脚跨入了出版之门和书局之门。
1929年接近年末的时候，可能是陆费逵将要给舒更大的重任了，两人往来商议将编辑部迁回上海，并入编辑所。陆费逵肯定是比以往更坚定，因为中华书局的编辑所长空缺得太久了，自前任所长戴克敦1925年去世，陆费逵本人兼任着这个职务，对于经营大受影响，他太需要有一个人把编辑所的事务接过去。而舒论资历论水平论声望，早已是他心目中的不二人选。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1月10日，陆费逵终于代表中华书局与舒签订了后者就任中华编辑所长的契约。1930年初舒改任编辑所长，《辞海》编辑工作也就融入新成立的辞典编辑部，舒兼任部长，一年后由于所长之职太重，部长一职转由他人担任。编辑所长这个职务约相当于总编辑，对于中国第二大出版机构来说，这个编辑所长可不是好当的。舒从此一心投入出版，中华书局和出版事业成为他谋生的职业场，成为他安心的精神家园。《辞海》成了他毕生的事业。舒后来在《我与教育》一文中说这次转折是因为友谊而放弃理想，是“理想的幻灭”。中华书局却因为了舒的放弃理想才使《辞海》编纂得以为继，才有了后来的《辞海》。为了友谊之说，正是舒新城与陆费逵关系的写照。
陆费逵也确实算是舒新城的知己。除了将舒引入中华，还自始至终地信任他，倚为股肱。就薪水面言，陆任总经理的月薪金220元，舒任编辑所长为300元（此数目与商务编译所长相当）。在大部分时间里两人的合作是成功的，是现代民营企业合作的典范。
1929年深秋陆费逵赴日本考察，同行者有刚入书局不久的舒新城。中华两位主要人物同时赴日考察，对于公司日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
1934年，作为图书馆长的舒新城还应陆费逵的要求，以自己历年所珍藏的各种期刊、杂志及教育学方面书籍作价让给书局，充实馆藏，而其中教科书最为齐全，是中华业务员最重要的资料。
1936年初夏间，陆费逵因接舒电话不慎摔伤，因为伤痛不便理事，决定有关公司之事由舒与路锡三商决。
1936年，舒日记：“下午想到鲁迅死后，其遗妪生活全恃版税，而各书店之版税又常常拖欠，于彼等之生活善意的相助，拟为之出全集。电询伯鸿，得其同意，乃托哲生于明日访周建人（鲁迅之弟），以私人资格接洽之。”
1936年10月8日，陆费逵致函舒新城，谓出之书，过于专门，以后非普通书不出，且谓年来交下书目均无下文，颇为不快。舒给陆费逵电话，告以不能进行之原因，此后当尽力照办。
1937年战争爆发，11月间陆费逵不得不去香港照料一切，包括新购大机器扩新建房屋，在上海的事宜，行政方面交由舒负责。并由总务部通告各地分局：伯鸿即去港，上海由新城代拆代行，向由伯鸿核办之事，由舒代决，特殊事项过去须函请伯鸿处理者，亦寄沪由舒代拆代行。
似乎要探讨一下这两人合作愉快的原因。
经营之共识。陆费逵在几十年的出版经营中，对于商务与文化，教育与出版是有一套很成熟的理念的。在商务(营业)中坚守文化，在文化中维持商务（营业）。舒新城也颇能体会陆费逵的这一经营方针。1931年向达向舒新城推荐冯承钧著《西域地名》，未被接受，向达又去函问：“冯君地名表实属经意之作，读中外史籍有此书置之座右，可以豁然贯通，谓为与陈垣之《中西中西回史日历》有异曲同工之妙亦不为过，沧海遗珠，不免可惜耳。”舒在这段话旁边划了竖杠，并批道：“请再审核。”此书最后未能出版，但也足见舒的负责。出版者考虑问题与纯粹学者作家当有不同，后者考虑的是学术文化，故那时著作界与写作界在报刊上对于出版者的诸如“出版者放弃责任，只利是图”之类的批评是很多的，但出版者往往要在赚钱或者说能够保证商业经营上的稳定性的前提下来考虑文化与学术，是文化追求与商业追求的平衡。在这一点上，舒新城与陆费逵认识是一致的。1932年舒新城应《图书评论》的约稿，写了一篇介绍中华书局编辑所的文章，其中一段文字具体阐明了中华编辑图书的一般原则：“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人企业机关，但对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同时也想顾到。因为要谋公司的生存，不能不注意于营业同时觉得对于蚀本的东西，又非营业所宜。在这‘左右为难’的境况中，我们只好两面都打折扣。这就是说：凡属于营业有重大利益，而与教育或文化有妨碍者，我们弃而不作；反之，某事与教育或文化有重大关系，而公司要受重大损失者，也只得弃之。换句话说，我们只求于营业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中，维持营业。”这是他与陆费逵的共识，这种共识也是他们共同经营中华书局的理念的基石。
相互之尊重。绝大多情况下，舒新城与陆费逵两人是合作愉快的。舒新城本人对于陆费逵也很尊重。有人主张“须将营业结至与商务略相等。此除一般的面子外，似尚有自表功绩之潜意识。照此情形，其作人之态度与伯鸿及我立于反对地位。果照之办理，则乱哄一阵，对外对内（股东与同人）确立将无办法”。这里表明舒将自己与陆费逵引为同调。1936年中，舒与陆费逵“谈及近来个人修养，我谓从客观讲，我修身服务中华书局，于公司、于个人、于社会均非福，若能于此五年完毕后即从事著作，于各方面之益处均大。彼谓我近来治事能深入社会，修己能超脱社会，实是进步。此两语我平日未留意，可作自励也。”从舒新城1936年的日记来看，编辑出版方面主要事情，几无一不与陆费逵商，并对陆费逵的主张与举措表示赞同，不赞同者也有商有量，“当于伯鸿商究一妥当之办法也”。舒对于陆费逵的处事历练是很钦佩的，“其经验高我一筹。当即照办”，“其见解实高人一筹”之类的话所在良多。赞同陆费逵的处理办法，“此事他所见甚是”，“关于大学丛书彼主张不大作，甚是”。“初不注意，今则感此为必要”，当然也有意见不一的情形。“乃便将昨日夜我对于酌清之种种想法告之，彼谓初无成见，不过临时想到顺便谈及耳。既有困难，取消可也。”而舒能直言，陆费逵也能接受。陆费逵对舒也是支持有加，能交给舒自定的事就交由舒定，如中华在1936年间的招考职员，舒多次提出最好的办法是由陆费逵主持并裁定，但陆费逵“谓之不必送去，即可发表”决定。相互尊重还体现在坦诚上面。1939年舒新城又一届任期将满时，陆费逵再次留舒担任编辑所长，多次表达得很强硬，完全没有相商的余地：我未返沪前，你不能辞职他去，须迟三年后方可考虑。舒函陆费逵同意再续约三年：“现在决定暂遂公命再续约三年，即请以公司代表之资格来函声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一日之契约展长三年，即自廿九年一月一日起至卅一年十二月卅一日止。弟于得函后当复一函，以完法律手续。”“弟之不欲续约……最简单说，只是‘自觉’两字耳。所谓自觉，第一个觉个性不相宜于行政事务，第二觉习惯不相宜，第三觉生活不相宜。”舒新城接下来又说了一段总结性的话，“蒙公订交已廿年，再过三年，第已行年五十。五十以前之时日当尽力献身公司，以答公之厚遇。五十以后，当谋心之所安也。”1941年4月陆费逵对舒说，在中华没有适当继任人，不能轻去，亦不许去。
风格之互补。舒办事谨慎稳重，跟陆费逵果断决行的作风形成互补，两人的配合相得益彰，为中华书局三十年代的鼎盛，两人费尽心血。有了舒新城的辅佐，中华书局才有了三十年代的蒸蒸日上。表现在资本总额的扩充，几部大书的出全出齐，均有赖于舒的擘画与经营。作为编辑所长，大至出版方针，小至选题策划，作者的人选，乃至于同业竞争的策略应付，工潮的平息解决等都视为份内之事，与陆费逵共同应付。他日记里都记载了这些方面的内容。有一则比较能说明两人互补性很强的事例，1929年深秋，陆费逵当面请舒摄一本西湖风景集，在“美与真的方面，二人意见不一，结果，舒按照陆费逵的意见摄一册《真的西湖》，再按照自己的意见摄一册《美的西湖》。而最后，陆将此两册合为《西湖百景》。在文章上陆舒二人互相引为同调，也能和而不同，说明两人善于互补。舒也能看到陆费逵的一些弱点。陆费逵事必躬亲，有利也有弊，有时不免被动。1935年初，陆费逵在厂对人说”春季教科书我局与商务同时进行，彼已全部印出，于1日登报，我至今犹未应市，应速赶上。“舒就说：“可见他事先并无计划也。一切事均赖伯鸿一人，而彼又无秘书，遂常常顾此失彼。”也有人因之责指陆费逵有家长作风，独断独行。
学术之切磋。能够将两人维系在一起的，除了出版业务之外，还有事业之关心，学术之切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舒也是一个自学成功的人。以他人的名字顶替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人们说他是教育家，除了他有过教学的十年经历外，主要是就他在教育理论方面的造诣深厚而言的。舒在进入中华前，就在多所高校任教达10年之久，对中国教育问题多所思考，在改进教育制度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著作。对于教育的关注是舒毕生的事业，教育方面的著作有数十种，代表著作《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国近代教育史料》（四册）。而教育也是陆费逵最关注的事情。1925年与舒论教科书史的信函，在各种出版史料集中为人们广泛引用。1931`年为舒新城《中国教育建设方针》作序，是陆费逵论述教育最长的文字。1932年陆费逵撰时事漫谈三篇，舒定在中华书局所办《新中华》上开此专栏，并定由陆费逵每期撰文一篇。陆费逵1941年1月在致同人的信中专论喜欢舒新城《我与教育》一书的文字问题，且谓：“《教师生活》章牵及人事问题不必印行。”以下的一例也能说明，两人在学术的关联，1930年陆费逵发明《四笔计数检字法》，经舒新城修改刊广告时注明“陆费逵发明，舒新城主编”。
陆费逵病故时推荐的总经理不是舒，而是董事李叔明。分析其原因，一个考虑大约是李在金融界商界有相当背景。战后李便兼任中国农民银行行长。二个考虑，舒更适合作总编辑。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它经营的好坏，总编辑也是很重要的。编辑方针往往是由总编辑来制订的。三个考虑，是舒新城总以中华责任重大，向有退让的素习，舒进入中华已是陆费逵费尽周折才如愿，在后来舒新城也总是有不定因素，在每次聘期届满，总是要提出退出的问题。1935年，舒新城编辑所长五年之聘期满后，陆费逵坚决要求舒续签，1937攫，中华书局的业务由于因“八一三”事变而大受影响，在组织机构上作大的调整，陆提出让舒出任出版经理，舒表示不大愿意干，陆费逵又考虑在总经理之下设秘书稽核两处，由舒任秘书长，陆费逵又主张请舒任协理或经理兼总办事处长，舒均以责任重大未敢应充。大概舒对于经营方面总感责任重大，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终有所短。陆费逵对于舒个人还是很器重，在遗嘱上写明：万一本人不幸，将公司职务与个人股权委托舒执行，助理令其子女听从舒之命令。
陆费逵下世五周年时，舒新城撰写过一篇《陆费逵伯鸿先生生平略述》，称陆费逵“先生立身勤俭、处事爽直、待人和易、执业进取之美德与其对于文化教育之及国事之贡献，固彰彰在人耳目，足资矜式”。
在商务的发展史上，似乎还没有两位主要的负责人有过这样的经历。高梦旦之与张元济也是肝胆相照莫逆于心的志同道合者，但是他们在行政职务上不是同一层级的，所负责任自不相同，他们也很少有学术研究上的切磋，整个商务高层似乎也很少学术间的交流。中华则不同，陆费逵与舒氏达到了相悦以解，知性的乐趣，自始至终维系着两人之间的学术情谊，“切嗟以究其实，琢磨而致之精”，加上舒新城大抵算得上是个谦冲自牧的人物，陆费逵虽然果断独行，两人间却能和谐共处相安无事。对于陆费逵来说，舒新城是不可或缺的。舒新城曾说自己是一个不会适应环境的人，是一个直爽倔强的人，但中华书局的各方面都容忍我这样一个人。对于中华书局来说，陆费逵与舒新城的组合也是不可缺少的。陆费逵与舒新城在中华书局的结缘，在于两人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志趣相投，以出版为教育服务是他们共同的出版理念。舒新城有云：“我们只求于营业之中，发展教育与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亦即“发展教育文化与维持公司生存兼顾的方针”。而他们两人的“将相和”式的黄金组合，如舒新城本人说：“无论怎样，我与中华书局友谊，将与我和陆费逵伯鸿先生的友谊一样要永久保持着，我们将成为永久的朋友”。这种黄金组合，对于近代中国的出版业则建树了一种标高，并启示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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