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的出版家群体中，章锡琛和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中华书局陆费逵，都是浙江人。从地图上看，张元济的祖籍浙江海盐，陆费逵的祖籍浙江桐乡，和章锡琛的家乡绍兴，相距不远，可以连成一个三角形。就是这个三角形区域，为近代中国文化，尤其是近代中国出版业贡献了众多的领军人物。这三位，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张元济在这三个浙江人中，最为年长，分别长陆费逵19岁，长章锡琛22岁，既是长辈，也是同业前辈。这三位出身浙江从事出版的代表人物，在早年求学时期的经历，颇有一些相似处：
首先，三人的求学经历都非常复杂，都曾辗转多地。由于父亲任职的原因，张元济先在广东广州，后在浙江海盐接受教育；和张元济一样，陆费逵也是由于父亲游幕各地的原因，先后辗转陕西汉中、江西南昌、湖北武昌等地求学。两人求学之苦，更甚于章锡琛只是在绍兴一地奔波。
他们的求学经历辗转复杂，是时代的原因。三人均出生于清代，求学经历集中在清朝统治时期。而清代的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私塾里。这种私塾教学，方式灵活，时间不限，由浅入深，学习优秀者可参加科举考试，稍差些也能得到文化启蒙，获得起码的文化知识，且收费不高，很受民间欢迎。于是私塾成为民间受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因此清代私塾发达，遍布城乡。上述三人中，张元济正是属于私塾中学习优秀者，得以参加科举考试；陆费逵和章锡琛则由于废除科举的时代原因，未能走上科举仕途，但也从私塾中得到了文化启蒙，获得了起码的文化知识，打下了一生的学业基础。
其次，三人的早年求学都是以苦读和自修为主。张元济7岁入私塾，“发愤读书，没有书房，小阁楼则是他苦读之处，不论寒暑，几册书籍，青灯孤影，伴随他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在学业方面，陆费逵曾被认为是“自己挣扎的模范”。陆费逵的求学生涯，“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其余时间全靠自修，并且一生自学不已，由此成才。
张元济求学的时候，科举还是正途。所以张元济的自学内容，自然是四书五经和科举八股文章。和陆费逵、章锡琛一样，张元济少时家里并不富裕，一度到了母亲给人家做针线活补贴家用的地步，所以寒窗苦读是三个人在求学时共有的经历。所不同的是，陆费逵、章锡琛二人并未走向科举，张元济则由寒门学子成为天子门生，考中壬辰科会试第二甲第24名，后被授予刑部贵州司主事的职务，当了京官。
由于年龄相近，陆费逵自修的课程则和章锡琛差不多，“我自订课程每日读古文、看新书各二小时，史地各一小时，并作笔记、阅日报（先阅《字林》、《沪报》或《申报》，后阅《中外日报》）”，后又学习日文。
第三，三人进入出版业之前，都曾在教育业任职。章锡琛是18岁开始办私塾和“育德学堂”，后来弃山会师范学堂附属小学教师之职不就，而在上海加入出版业的；陆费逵则是17岁开始在南昌与友人一起，办起了小学“正蒙学堂”，自任堂长并兼教学工作，18岁则到武昌当上了私塾教师。和陆费逵、章锡琛一样，张元济进入出版业之前，也是在从事教育业，在南洋公学任职。
而这三个人后来的出版业职业经历则一再证明：从事出版业的人，如果有一段教育业的一线任职经历，更有利于他们从事出版工作，更有利于他们策划切合教育实际的图书产品。这个规律，可能在今天，仍然适用。
第四，三人均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只不过张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舵手，是另外两人的上级领导，陆费逵、章锡琛则为商务印书馆的两大著名“叛将”。当然，陆费逵是主动叛逃而创办中华书局，章锡琛则是被动接受，被逼无奈而创办开明书店的。两大著名“叛将”的表现也还都不坏，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在他们的手中，很是争气，都曾经达到了和老东家、出版业老大商务印书馆并肩甚至叫板的高度。
从以上看，三位浙江出版人，他们自己早年的求学之路十分艰辛。所以，他们在亲身经历之余，都曾立志要改善当时中国教育的落后现状，“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好让后来人不再为读书和教育所苦。果然，后来这三位均在各自的出版事业中涉足教科书出版，而且各放异彩地为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一结果，恐怕与他们早年求学的艰辛经历不无关系。
[以上内容选自《中国出版家·章锡琛》（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章雪峰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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