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林川的《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思想@网络.中国”丛书的其中一本。这套丛书由被称为“中国信息行业的开拓者”的张树新主编，囊括了胡泳的《众声喧哗》、杨国斌的《连线力》等耳熟能详的书。它们专注于探讨中国的网络传播和网络文化，被喻作“互联网中国传媒参考书”。
书本封面
顾名思义，2013年9月在内地出版的《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一书，关注的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不过，这本书谈论的虽是中国的人与社会，但按照“内容简介”所言，它从2009年麻省理工学院推出英文版以来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主任比尔•达顿教授如此评价：“互联网及相关信息传播技术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产生社会作用？迄今为止，此书的探讨最有洞见，且以实证为根基。”而对于此书，“信息时代三部曲”的作者曼纽·卡斯特、《酒吧工厂》的作者马杰伟等学者也都给予了好评，并为之写序。
一、作者与其书
邱林川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华传媒与比较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另外，他还担任十本国际学刊的编委，包括六本收入SSCI的顶级刊物，同时也是《传播与社会学刊》的副主编。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信息传播技术、社会阶层与阶级、全球化及社会变迁。而这些，正是构成《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一书的核心要素。
当然，研究方向往往是一个学者成名之后对过往的书写与总结，但这部作品却经过了10年的积累，它几乎是与邱林川的学术生涯一同成长起来的。199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邱林川又前往美国深造。在他攻读传播学博士的南加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曼纽·卡斯特在此担任传播学教授。作为导师之一，这位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网络化社会进行全景式考察而名声大噪的学者，基本奠定了邱林川最初的学术格局。
在卡斯特的研究中，“信息技术”是一大关键词。生产博士论文时，邱林川也将目光投向了它。而在当时，信息技术领域的“数字鸿沟”正是美国传播学界最重视的问题之一，甚至是一种全球话语。于是，邱林川打算研究中国的“数字鸿沟”问题，并为此设计了一套名为“信息分层”的中国式研究框架。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田野调查的地点如何选呢？
邱林川注意到了卡斯特在其理论建构中特别重视的“珠江三角洲”。在论述“全球联系但地方分隔”这一网络社会所具有的悖论式特征时，卡斯特专门举了珠三角为例。他认为这里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但它同时也有非常大的空间不连续性，比如商业区、工业区和旅游区之间，以及不同工业区之间，在大程度上都是相对独立的。
2002年夏，邱林川来到珠三角，决定从这出发调研原先设想中的“中国数字鸿沟”问题，但现实情况颠覆了他的想象！在他离开中国内地的1997年，还只有少数人能接触到手机和网络，但五年后，中国的互联网和手机开始了狂飙突进的发展。邱林川看见，各式各样的网吧出现在城市的街道边和弄堂里；在珠海的小面馆里，中学毕业的打工妹在聊一种叫做‘小企鹅’的网聊软件（QQ）。
这一切拓宽了邱林川的研究思路，他认为将“信息拥有者”和“信息无产者”相对立的“数字鸿沟”理论无法解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在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多层次的信息高中低阶层。尤其是人数最多的信息中下阶层，逐渐成了邱林川的研究主体。
3个月的田野调查结束，邱林川回到美国，并在2005年发表了《信息中下阶层》一文。这应该是《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一书的雏形，它的英文版标题就是“传播技术和中国城市的信息中下阶层”，只不过邱林川在翻译时并没有把“信息中下阶层”这一关键词放到书名中。
之后，邱林川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也开始了在珠三角长期调研的过程。从网吧、小灵通、预付卡、寻呼机、山寨机、长话吧入手，他梳理了以打工者为主体的“信息中下阶层”使用新媒体的情况。他的调研活动得到了福特基金会项目“边缘群体与媒介赋权”和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华南项目“构建工人阶级社会网络”的资助，也产出了一定量的学术成果，《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就是其中之一。
二、 理论视角与关键概念
说的这里，可以明确，邱林川这部作品的研究对象是“信息中下阶层”。根据书中的界定和内容呈现，它指的是中国大量使用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的城市流动人口和低流动人群——比如老人和小孩。
总结而言即，占有物质性的“信息资源”偏少的社会弱势群体。在绪论开篇，作者通过否定“数字鸿沟”理论，引用数据、图表证明自己研究中国的“信息中下阶层”的合法性。
在敲定研究对象后，邱林川又试图通过与马克思、韦伯、卡斯特等大师对话，阐明自己研究“信息中下阶层”所使用的理论视角和关键概念。
很明显，作者把“信息中下阶层”放置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中考察的。“网络无边界，网络社会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而在全球网络社会中，中国所扮演的“世界工厂”角色已经与整个全球网络交相连接, 并且被纳入新的信息化发展模式之中，无疑是个网络社会。
2006年，卡斯特在一次题为“中国、传播与网络社会”的学术对谈中承认了这一点。但同时，他也表示，“中国正在建构网络社会的另一种模型”，自己的网络社会理论“在中国的适应程度如何，只能有待中国的学者们，通过在中国的现实中予以应用和修正”。本书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到这段话的启发，把网络社会理论带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从“信息中下阶层”入手探索网络社会在中国的独特性。
而为了挖掘中国式网络社会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阶级分析的视角。他指出，过去针对网络媒体的主流研究往往假设新型信息社会与阶级无关，认为互联网带来的社会形态是平等、民主的。即使有研究者从“数字鸿沟”，也特别留意技术上的细节，却忽略了根本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这套结构功能的视角显然不能揭露传播科技与社会不平等的本质问题。
抓住“阶级”这一最富想象力的社科概念，作者回到了马克思和韦伯。马克思赋予阶级的重要性，对阶级分析贡献最大，他在生产方式、劳动关系和政治组织等维度的批判锋芒十分耀眼。韦伯也关心社会不平等问题，他的理论强调不同阶级享有不同的“生命机会”，比如官二代比农民更容易成为官员。马克思和韦伯都把阶级看成一种相对的社会关系，是一种辩证的结构。
邱林川希望整合他们的阶级思想，更好地理解网络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及其结构性根源。只不过，书中更多地集成了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具备物质性的“信息资源”成为影响阶级的重要因素。
此外，为了说明阶级分析视角的合理性，作者还提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派，认为这一学派早就把阶级概念带回到新型网络媒体的分析之中，比如文森特·莫斯可对“知识工人”的研究、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
在中国社会结构大转型的语境下，作者的阶级分析最终落脚到从信息中下阶层演化而来的“新工人阶级”。简单言之，这是针对建国以来，以单位为基础且拥有城市户籍的老工人阶级而提出的概念。
随着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下岗再就业, 数十年来造就的“工人阶级老大哥”形象不断模糊; 与之相对,大批农村人口涌入沿海发达城市, 成为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和其他产业的劳动力。他们被称为“外来务工人员”，其中包括引人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应该是邱林川所谓的“新工人阶级”的具体所指。
邱林川强调新工人阶级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二是范围扩大,除了传统产业工人,还囊括媒体、信息服务等行业的“非物质劳工”; 三是在新型劳资关系和制度条件下,阶级形成过程更复杂。而提到“非物质劳工”，邱林川又回到“网络社会理论”的原点——劳工问题，这是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针对卡斯特提出的“自我程控劳工”和“原始劳工”的两极划分，作者根据自己的观察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位于中间的“程控劳工”，如质量检测、短信写手、网游代练、客服等从事非物质劳动的“灰领”。
但同时，随技术普及和全球化提高，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的生产过程也被网络化，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与“灰领”一起，又被统称为“网络劳工”。这也是邱林川新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这是卡斯特定义的网络企业和网络国家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是网络社会又一大主要因素。尽管网络劳工代表着劳动者异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但他们也可能成为促使新工人阶级形成的先锋和对抗霸权的主力。
用作者的话说，作为世界工厂“支柱”的新工人阶级，是中国网络社会这部大机器里的“无声转动的齿轮”，是机器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属于信息中下阶层的他们是网吧、山寨机等中低端信息技术的消费主体，身为网络劳工的他们又是促使中国式信息主义崛起的关键力量。然而，他们处于被忽略、被剥削、缺乏权力的劣势地位。由此，邱林川带着学术关怀和社会批判精神，发展出“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的概念，以此勾画出网络社会的中国特性。
三、全书概览
全书主体由上编“网络的普及”、中编“信息中下阶层”、下编“新工人阶级之雏形”这三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描绘了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在中国的扩散过程。首先, 网吧从现代文化启蒙的象征、知识分子的高雅场所沦为被污名化和严厉打击的对象。但由于能满足草根阶层自下而上的网络传播需求，网吧实现了“叛逆的攀升”，转变为信息中下阶层的聚居地。这个过程的质变意味着中下阶层用户可以进入网络空间, 信息网络的结构发生转变。
其次,手机作为个体化、私人化的网络接入工具的普及,也为信息中下阶层介入网络社会起到革命性作用。在这一章，作者从电信改革的大背景出发，集中讨论了本土手机制造业如何从外国品牌独大的阴影中走出来并发展出国产品牌，以及山寨机兴起的原因和特点。接着，又具体分析了小灵通、短信、预付卡的发展和寻呼业的兴衰。在这个过程中，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扩展了底层社会网络规模，也造就了大量中下阶层的工作和创新机会，为网络劳工打下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卡斯特为何会说“互联网与移动传播网络在中国是新型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形成的基础设施。”当然，我们也要看见其中商业逻辑对中低端信息技术发展的制约——市场往往更重视高利润和高端市场，中低端市场总是被当成跳板，之后可能很快被遗弃。
第二部分展示了信息中下阶层的生活世界，作者根据活动空间范围把他们分为流动者和低流动者。作者认为流动者的流动模式及其跨域网络受到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塑造和制约，要将它们放置在城市变迁的宏观语境中考察。
因此，在“流动者”这章，他先分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再从传播赋权与新媒体的角度分析流动者与他们使用的中低端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之后，围绕性别、民族、地区身份等讨论流动者的内部差异，以及他们通过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形成的跨域网络。
而在“老与少”这章，作者主要分析了独生子女政策、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对老与少信息技术使用的影响。
总的来说，一方面，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为信息中下阶层提供了基层网络服务, 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社会支持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作者认为这只是微观上的变化,而宏观上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才是决定他们能否获得权益的根本因素。
第三部分从城市空间和媒介事件唤起集体意识两个层面推论新工人阶级的形成。首先，城中村、宿舍区、厂房、工殇病友们住的病房乃至工人们利用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建构出的社交网络空间是阶级关系重构和再生之地，是新工人阶级网络形成的关键节点。空间上的聚集有利于信息中下阶层中的流动者形成联盟，形成阶级认同，并进行抗争。
其次，信息中下阶层人群相关的新媒体事件往往涉及生死,如第七章详述的2002蓝极速火灾事件、2003年孙志刚事件、2004年马加爵事件。作者挪用卡茨的“媒介事件”理论，说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唤起集体意识的重要手段，能促成信息中下阶层迈出走向新工人阶级的第一步。在新媒体事件中,信息中下阶层意识到潜在的阶级矛盾,其阶级意识由此凸显,社会联系因此增强,从自在的阶层走向自为的阶级。
四、 总结评价
从网络技术的普及历史、到信息中下阶层的社会结构描述，再到新工人阶级的推演，这本书的内容可谓十分庞杂。但作者在每一章的阐述都很详实，每个分论点都论证得很精彩。而且，从丰富的参考文献与案例、数据可以看出，作者在文献积累、研究方法上确实下了很大功夫。
在附录里，作者写道：“本书数据搜集始于2002年，包括运用传统社会，如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焦点组访谈、二手数据分析、新闻资料及历史档案分析等”。此外，一些数据搜集方法融入了新元素，包括对用户自制内容的采集与分析、青年打工者调查组、基层社区社会空间制图和多媒体行为研究。这些方法值得实证学者借鉴。
而除了研究方法创新以外，本书更大的亮点是概念创新。其核心概念“信息中下阶层”、“网络劳工”、“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都是邱林川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所得。关于“网络劳工”，作者在《开放时代》上发过一篇题为《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的论文。这篇对“网络劳工”进行全景式综述的文章对这个概念做了更详细的解读。
另外，作者在论述手机扩散对工业区里的社会权力空间的影响时，使用了“无线缰绳”的有趣提法。手机令工人们得以赋权，因为他们可以主动掌控工厂内外的信息流通、协调行动。但企业也会尽力对手机进行控制，发展出劳工的无线监控网络体系，使他们受到更加严格的“无线疆绳”的控制。
可虽有闪光点，本书也有值得指摘之处。最大的问题是，作者对理论的阐释力不足。纵览全书可知，邱林川动用了许多高大上的理论资源，却搭建了一个七倒八歪的叙述框架。究其原因，在于他未把概念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比如，“信息中下阶层”、“网络劳工”与“新工人阶级”之间的勾连是什么？
对此，作者只是笼统地提出“信息中下阶层为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肥沃的土壤”、“以程控劳工为代表的网络劳工是新工人阶级队伍的中坚力量”，论述随意。再如，“中国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概念与卡斯特提出的“网络社会”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作者甚至未做出解释。
由于邱林川的思路从一开始就处于含混状态，导致正文的谋篇布局也较为古怪。实际上，信息技术的扩散是嵌入阶层、阶级的形成过程中的，它们是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然而，本书竟然将所有内容条块分割，进行了断裂式叙述，这造成了一种割裂的、混乱的阅读感受。于是，叙述漏洞就在所难免。比如作者说信息中下阶层为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奠定基础，但第二编中属于信息中下阶层的老人和小孩到第三编就消失了。既然如此，之前提及他们的意义何在呢？
另外，本书对一些概念的界定也有待商榷。首先是“中低端传播技术”。在邱林川酝酿此书时，中低端传播技术确指山寨机、街边网吧、预付卡等。但随着信息化、现代化程度加深，更多的媒介形式衍生出来，那“中低端传播技术”又指的是什么？难道是更廉价的智能机？但是智能机再便宜，也不妨碍人们使用微信、微博这些社交软件，那“中低端传播技术”的概念还成立吗？而且，同“信息中下阶层”一起，所谓的“中低”、“中下”又如何界定？
其次，把作者“新工人阶级”定位在一个弱势群体的位置上讨论，这是否合理？“新工人阶级”概念是邱林川此书成名的关键所在，但他给出的定义却是含混的。基于阅读感受，似乎他所谓的新工人阶级更多地指向外来务工人员，而这是否应该是“新工人阶级”的主流呢？
每一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发展都必然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点。马克思笔下的工人阶级主要是由他们在生产中的结构位置决定的；汤普森则把文化范畴、工人工作和生活的“生动经验”纳入了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信息时代的中国工人阶级是什么样的呢？邱林川用《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一书做了解答。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教授称赞道，这本书是“把互联网这种现代信息技术，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形成联系起来考察的第一部中文著作”。但比起大师们，邱林川对信息时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书写还有太多不完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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