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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同志曾经写了一篇深切悼念他母亲的回忆性散文《母亲的回忆》，其开篇中就有：“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 ’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
这就是说，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的朱德同志祖籍是广东韶关，因“湖广填四川”才“填”到四川的。
一般人都知道邓小平同志是四川广安人，但是他的女儿毛毛（邓榕）写的关于她父亲的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载：“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毛毛的叔叔邓垦曾先后任武汉市副市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在湖北工作过很多年，也曾多次去过湖北麻城寻根，他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
另外，清朝的《光绪广安州新志》也有记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 麻城人的相关史实，因此，基本上可以认定邓小平同志的祖籍是湖北，也是“湖广填四川”才“填”到四川去的。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时期以湖广行省为主的老百姓大规模向四川移民以填补该地区人口极度凋敝的群体迁徙行为。虽说除了“湖广”以外，还有江西、福建、两广等十多个其他省份，但是湖广人最多，所以历史上仍习惯叫作“湖广填四川”。
“湖广”最早是元朝设立的省级行政区域，全称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老百姓嫌麻烦，就简称“湖广行中书省”、“湖广行省”、“湖广省”或干脆叫“湖广”，辖长江以南、湖北、湖南大部、广西、海南全省、贵州大部、雷州半岛等地。
到了明朝，沿袭的正式名称叫“湖广承宣布政使司”，但在简称上和元朝几乎没有区别，只是辖区变小了，为湖北、湖南和河南小部分。
这些简称在清朝仍在沿用，不过清朝设湖广总督（又称两湖总督），把元朝、明朝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域“湖广行省”以洞庭湖为界划分为湖南、湖北两个省级行政区域，但是统一由湖广总督管辖，驻节武昌府。
很多人一看见“湖广”两字，马上联想到“两广”，其实到了明、清两朝，“湖广”与广东、广西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是历史上的“湖广行省”这个称呼人们还习惯沿用，所以最高长官自然而然就叫“湖广总督”。
清朝还有一个与“湖广总督”类似的“两广总督”，管辖的就是广东和广西。谚语“湖广熟，天下足”就是说“湖广行省”（湖南、湖北）盛产稻米，两湖丰收，全中国的粮食就很充足了。显然，广东、广西从来就不是中国的稻米的主要产区，自然不能囊括到“湖广”之中。
那么，为什么要组织湖广行省为主的十多个省份的老百姓大规模地去“填充”四川省呢？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元、明、清三朝，特别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个阶段，四川出现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乱以及后来的瘟疫、疾病等灾害让四川人口极度减少，需要补缺和“填充”。
古代四川（含现在的重庆）虽然偏处西南一隅，但巴蜀盆地地势独特，军事上山险坡峻，交通阻隔，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经济上，高达十六万平方公里的盆地中，适合农耕的川西平原就有两万多平方公里，所以四川一向被称为“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具备易守难攻和粮草充足的军事、经济优势。
基于其独特的战略地位，每当上一个王朝行将崩溃之时，这里的起义和割据就闻风而动，纷纷易旗立寨，宣布自治或独立；而当天下将定、硝烟欲散之时，这里往往依然战乱频仍，尚未统一。
一般到大局已定的时候新的统治者才最后举全国之力来收川入囊。所以历史上常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也就是说四川相对于中国其他地方，战乱的频次、规模往往更多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其实，“湖广填四川”在清朝只是最集中和高峰阶段，这项运动更早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红巾军农民起义将领——湖北随州人明玉珍率领十几万湖北籍农民军及大量失去土地的湖北籍农民进入四川。
红巾军是元末明初起来反抗元朝统治的主要农民起义军队伍，后来大名鼎鼎的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从红巾军北方郭子兴这一支系得势的，而明玉珍属于红巾军南方徐寿辉这一支系的重要将领。后来明玉珍率军攻入四川，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他建立的“大夏”政权经过两世9年后被朱元璋所灭。
所以“湖广填四川“是开始于元末的明玉珍，经历了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个阶段的历时近百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再探讨一下为什么恰恰是这两个阶段呢？
早在宋金战争时期，四川就受到战争荼毒。一般人受《岳飞传》等评书、演义小说的影响，印象中宋金战争主要发生在朱仙镇、伏牛山等黄河流域的核心地区，其实宋金战争持续百年之久，金人在军事上往往利用骑兵飘忽迅捷的优势，采取多路突进、重点进攻的战略，实施大纵深、大迂回的战法，多次深入南宋川陕地区肆虐厮杀，四川军民坚持长期抗金，做出了巨大牺牲，最终阻挡金兵于四川盆地之外。
宋金战争之后川人又在四川盆地内部摆开战场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蒙古军队曾先后三次侵入成都，而身为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孙、拖雷长子的蒙古大汗孛儿只斤·蒙哥也在平川战事中受伤而死（一说暴病死）于合州（今重庆合川区）钓鱼城下，可以想象战争之惨烈，长期的拉锯战造成四川人民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
另外，将要崩溃的宋朝在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有“兵匪合流”的趋势。南宋时四川有近一千万人，四川对金兵、蒙元军队相继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抗战后，特别是在抗蒙战争中遭到元军最猛烈的报复后，人口由1000万锐减到60万。
元朝由于持续对外用兵，扩张不断，且政治腐败，对汉族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后期又政变频繁，可以说政治上始终未走上正轨。所以，在元朝将近100年的统治期内，官方压根儿就没有采取有组织移民的措施，四川的人口和劳动力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
直到上文提到的元末红巾军将领明玉珍率领不少湖北军民入川，开创“大夏”政权，四川人口才得到一定增长。明初朱元璋灭夏后，明朝政府组织移民，所以就有了“湖广填四川”这项移民运动在元末明初的小高潮。
到1401年，也就是明朝第五代皇帝宣宗朱瞻基即位不久才基本停止，四川才恢复到约400万人。此时四川差不多都换成了湖北、湖南之人，十之八、九已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
从明末甲申年（1644年），即崇祯皇帝在歪脖子松树上吊死的那一年起，整个四川又经历了历史上的空前劫难，这就是明末清初的四川乱战。整个巴蜀大地，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乱之中。
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攻入四川并建立“大西政权”，短期内处于主导地位，于是当地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弘光政权军一起群殴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与肃亲王豪格统帅的清兵发生遭遇战时阵亡；1647至1650年，川内名义上效忠南明永历政权的各路军阀，互相之间征战不休，争权夺利，战火不断。
张献忠牺牲后，其养子平东王孙可望、 抚南王刘文秀率余部进入四川，在川北与和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由原李自成大顺军余部联合张献忠余部及地方武装三方发展起来的夔东十三家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桂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经历了历时七年的“ 三藩之乱”拉锯战。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在这30多年的大规模的战乱中，不断地轮番拉锯厮杀。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邀功滥杀。特别是对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直到现在四川老辈人还记得所谓“八大王（张献忠自号）屠川”的传说，他被描绘成嗜杀成性的杀人魔王，清史记录就有所谓“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的说辞。张献忠杀了很多四川人基本是事实，但是把四川人口锐减全部推给他，则是历史的谎言。
满清入关后第三年，张献忠就已战死，并宣称四川“平定”。然而事实是满清真正平定四川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才攻陷渝城（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清军难道是在同“鬼影”在作战？可想而知造成大量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清军入川时四川人民和清军的殊死搏斗而引发的清军的血腥屠杀。
满清一方面宣传：“（张献忠）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另外一方面，“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何需清兵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从清军在镇压四川人时自己发的一些通告中也可以初露端倪，如“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又清军入川时遇到极大的军需补给困难，一向作为“仁君”形象的康熙竟然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这实际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荼毒百姓。
长期大规模的战乱之后，尸横遍野，鼠疫、瘟疫等疾病随着战乱接踵而来。“ 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等瘟疫及天灾一宗接着一宗，还有饥荒、人吃人、匪患、虎患等。所以在明末清初整个四川只剩下8-9万人了。对比当今重庆直辖前的四川上亿的人口，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清朝建立后，满清政府从顺治起至嘉庆止，其间顺治六年颁布《垦荒令》，康熙的《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都是对四川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做出的“最高指示”，掀起了“湖广填四川”的高潮。
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垦荒，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广”（湖北、湖南）人，填满四川各个角落，并在嘉庆年间发展到2800万人。
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素有“湖广填四川，麻城过一半”之说，所以才有上文的广安邓家与湖北麻城的历史渊源。
如果把“湖广填四川”这项跨度百年的移民运动看作一首历史大合唱的话，其中还夹杂着伴奏曲。首先有“湖广填四川”之后的“湖广填陕南”。
陕西的汉中、安康、商洛等南部地区自古就和川、鄂联系紧密。明末张献忠、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兴起与失败、明末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都被殃及。陕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
湖广地区因兵祸连年，灾荒不断，灾民成群结队寻找适宜的土地安家立业，当时的清政府也因势利导及时给予了政策引领，内拉外推之下，继“湖广填四川”之后，终于促成了清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
“湖广填四川”还有一前奏曲就是“江西填湖广”。元朝末年，两湖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社会动荡使人口锐减。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
如今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之人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饮食习惯差别不大，两湖人一看见江西人就善意地戏谑称呼其为“江西老表”，就是基于这一历史渊源把江西人看作亲戚的意思。
另外，湖南、湖北、江西至今一些地方还把上厕所称为“解手”，这个名词也与“江西填湖广”有关。相传当年很多江西人故土难离，是被清政府强迫、捆绑着押运到“湖广”的，以防他们中途逃跑。路上要方便时，他们必须向押送官兵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方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请求就简单化成：“老爷，解手”，即要“出恭”。此后，“解手”便成了便溺的代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总的看来，不管是“湖广填陕南”也好，还是“江西填湖广”也好，它们都只是“湖广填四川”这项目伟大的人口与文化融合运动的“插曲”。这项政策的实施收到了显著效果：它造成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调动了移民农桑生产的积极性，耕地面积迅速恢复扩大，粮食生产直线上升。到康熙朝中期，四川一跃成为米粮大省，川粮源源不断地外调给他省并供应军队，可以说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时，“湖广填四川”使长期沦陷于战乱与苦难中的“天府之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快速复兴，促进了四川人口繁衍和人种优化，近代四川名人辈出或许与此有关。（包括文中提到的共和国两位缔造者）。它促进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大交融，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对四川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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