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秋天,鲁迅13岁的时候，他的家庭发生了一场大变故。
这场变故,不但摧垮了鲁迅家庭的小康生活,结束了他家和平与安宁的局面,而且改变了鲁迅的命运。
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的三月,鲁迅的曾祖母去世,祖父周福清从京城告假回籍,办理丧事守孝。
恰巧这一年的秋天,浙江举行乡试,主考官殷如璋和周福清同年考中进士,彼此认识。
于是,亲友中有人建议,由几个家里有钱的秀才,凑了一万两银子,写成钱庄的期票,请周福清出面去贿赂主考官,买通关节,以便中举。
这些子弟的人名中,有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于是,周福清就到了苏州,拜访了主考官。随后,他又命仆人陶阿顺前去送信,信中就有那一万两银子的钱庄期票。
陶阿顺前去送信的时候,正巧副主考官在和主考官殷如璋聊天,殷如璋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不便立即拆信,就吩咐打发来人先回去。
陶阿顺是个老实而粗笨的人,他在外面等了一会儿,见没有回音,就嚷了起来:“信里有钱为什么不给回条？”
事情就这样败露了。周福清很快就作为案犯,被送往苏州府查办。
苏州知府王仁堪不想把事情弄大,就说犯人有神经病,替周福清开脱。
可是,当时任苏州府发审的陈华汉和周福清虽是亲戚,却有宿怨,便乘机报复。
他建议王仁堪据实参揭。结果,周福清被押往浙江处理。周福清一案由浙江审理后,呈报刑部。
光绪皇帝颁发谕旨,要求严办。于是,周福清被定为“斩监候”,关在杭州府监狱中。
清代的“斩监候”是一种刑罚,意思是处以斩刑,先关起来,等候“秋决”的时候再处理。
这样,周福清每年秋天都有被处死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鲁迅家不得不每年都花一大笔钱去买通关系。
周福清在狱中监候了8年,鲁迅家也就通融了8年。
鲁迅家能有多少存钱经得起这样的通融呢。没办法,只好变卖土地和家产。就这样,鲁迅家一下子败落下来。
周福清在案发后,先是躲了起来,后来才去自首的。在他躲藏起来的这一段时间里,由于朝廷的通缉,鲁迅全家人都惊恐不安。
鲁迅父亲和这个案件有牵连,不仅不允许参加乡试,而且被拘捕审讯。
虽然后来被认定无罪,但是他的秀才资格却被免去了。鲁迅父亲经受不起这样沉重的打击,终于一病不起。
父亲看病又需要很多钱,鲁迅家不得不继续变卖家产,结果,家庭彻底败落了。
在鲁迅祖父最初被通缉的日子里,为了免受牵连,鲁迅和二弟躲到了外婆家。这时,外祖父已经去世,外祖母和两个舅舅在一起生活。
鲁迅在外祖母家待了半年多。外祖母对他仍和往常一样,只是两个舅舅的态度变了,特别是舅妈,竟把他看作是乞食者。
其他的一些阔亲戚也对他表现出看不起的样子。鲁迅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使他真正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
不仅如此,鲁迅在农村居住的日子里,还看到因为地主逼债,贫苦的农民还不起债,走投无路,竟上吊而死。
盐工们日夜干活,仍旧吃不饱饭,还要受到东家的鞭打。
无依无靠的寡妇因为惟一的儿子被拐卖,整日哭泣,最后双目失明。
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因为家里太穷,陪不起嫁妆,被男家抢亲劫走。
穷苦农民的悲惨生活,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曾回忆说:“我生长在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宁。”
然而,最后鲁迅终于“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
祖父投案后,紧张的空气趋于缓和,鲁迅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常常出入药店和当铺。
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几乎天天如此。
药店的柜台和他一般高,当铺的比他高一倍。鲁迅从高一倍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者首饰,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买药。
回家以后,还需忙别的事情,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子。
最初给鲁迅父亲看病的是一位姓冯的中医。
他来看病时;总是喝醉了酒,因而也就说了许多胡话,例如“舌乃心之灵苗”等等。
其实他是一个庸医,看到鲁迅父亲吐血很厉害,他竟根据医书上“医者意也”的话,让鲁迅的父亲喝墨汁。
他说血是红的,墨是黑的,黑色可以冲掉红色。后果是可以想像的,鲁迅的父亲吐血更厉害了,而且发生了水肿。
这样的医生当然不能再请了。接着请的是绍兴的“名医”姚芝仙和何莲臣,他们名气高,要价高,开的药引也很特别。
什么“蟋蟀一对,要原配,即本在巢中者”。什么“甘蔗要经霜三年”。有一回竟开出了“平地木”。这些古怪的药引,可为难了鲁迅。为了找到原配的蟋蟀,鲁迅和他的二弟几乎翻遍了百草园的土块。
至于“平地木”是什么,鲁迅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木匠,都摇头说不知道。
最后还是问到见多识广的兰爷爷才算找到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父亲的病好转。1896年10月12日(清光绪二十二年）鲁迅的父亲终于离开了人世,年仅37岁,而鲁迅这一年只有16岁。
父亲死了,祖父还在狱中。田地都已经卖光。
鲁迅的家彻底破产了。生活的穷困,加重了一家人的忧愁和凄凉。还有令人不能容忍的,就是族人的白眼和欺负。
那是父亲死后不久的一个秋天的下午,鲁迅本
家的长辈们集会商议,要重新分配房产。一些人想趁周福清在坐牢,欺负这一房的孤儿寡母,分给他们的房屋又小又不好。
鲁迅看清了这伙人的险恶用心,坚决不签字,并且强调必须要请示爷爷。结果,一些长辈的人就声色俱厉地给鲁迅施压,非强迫他签字。然而,鲁迅始终没有屈服。
不过,这些深深地刺伤了鲁迅的心,他想像不到,族中竟有人这样的阴险和冷酷。鲁迅从此再没有天真的年代了,也没有了在孩子群中的嬉戏生活。
在鲁迅家庭败落的过程中,住在新台门的周家其他一些支系有的也破产了。
鲁迅对这些看得非常清楚,并且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明爷爷的死。
明爷爷是个读书人,可就是老考不上秀才。没办法,他就去教私塾,谁知又总是出错,对学生处罚也太狠。
这样,私塾就教不成了。回到家里以后,又毒打孩子,以至两个儿子都离家出走。这个老人非常孤独,生活又是那样贫困,结果他得了神经病,总盼着从地下挖出白银来,还真挖了几回,当然都落空了。
他还常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一边嚷：“你这不孝子孙，你这个不孝子孙。”
一年夏天,正是最热的时候,这个老人用刀子割破了自己的喉管,又在心口周围刺破了几个
小孔,还把自己的衣服点燃了,烧了一会儿之后,他就跑出院子,来到桥上,纵身跳下河中,嘴里喊着“老牛落水了,老牛落水了。”明爷爷就这样死去了。
还有一个叫四七的人,是鲁迅的堂伯。他年轻
时长得很漂亮,字也写得很好看。后来,他成了酒鬼,还吸上了鸦片,整天在社会上胡混,夜深才回家。
他自己曾和别人说过:我是被人打倒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再被打倒。已经完全斯文扫地,潦倒破落了。
四七的兄弟叫五十,他的表现却是另外一种样子。他整天什么也不干,总是笑嘻嘻的。看起来他生活还很好,天天有酒有肉,又吸鸦片。
有人问他钱从哪里来,他说:“钱有什么发愁的,到时候它总会来的。”他的钱到底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桐生是鲁迅的叔伯。他几乎不认识字,做什么都不行,也没有偷摸行为,就是嗜酒如命。有时借到一点钱,宁可饿肚子,也要喝酒。
他曾经到别人家的厨房里,向老妈子求爱,说什么“你嫁给我,做我的老婆吧!当然,他被人斥责了出来。
他特别怨恨他的父亲,说他的父亲生孩子就像下蛆,生下来就不管了。
生活在新台门的周家各族系的子弟,多少辈
来,他们养尊处优,趾高气扬,而今相继败落下来。
鲁迅对这一切看得太清楚了,从而也加深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了解。
1898年,鲁迅18岁。这时虽然他还是三味书屋的学生,实际上他已经很长时间不去上课,只是做些功课不时送给老师批改。
这一年,清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变法维新,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废八股,兴学堂。
改革之风也吹进了绍兴,随着绍兴城内中西学堂的建立,人们已经能够看到维新派办的报纸。
1898年3月21日,鲁迅曾写信给他在杭州陪侍祖父的二弟,谈到同月13日出版的《知新
报》第45册,载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南京的古称),瓜分其地,得浙英也。”
这表明,鲁迅已经开始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担忧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关心祖国的命运。
在自己的家庭面临苦难的时候,鲁迅有这样的思想,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在维新思想传播到绍兴的时候,鲁迅在三味书
屋的一些同窗学友,也纷纷结束了在三味书屋的学习,各自踏上了新的人生道路。
有一些人,想去考科举;也有一些人,想去做生意;还有一些人,想去当伙计或“师爷”,这师爷,也就是幕僚。
鲁迅想做什么呢?进南京水师学堂学习。
原来,鲁迅本家有位叔祖叫周椒生,是个举人,在南京水师学堂当管轮堂监督,就是轮机科的舍监。
鲁迅的小叔父(祖父姨太太所生的孩子)伯生在1897年就考进了这所学校。
鲁迅想进这所学校学习,倒不是为了当海陆军人,而是因为这所学校不收学费。
鲁迅做出这一决定是多么艰难啊。父亲已死,
祖父还在狱中,兄弟又小,没有人可以商量。
更重要的是,家庭已经破产,拿不出一点钱来供他念书。
母亲虽然认为念书是正道,不愿意儿子将来去当兵,可是没有钱,也只好同意鲁迅的决定。
她变卖了仅有的一点首饰,筹集了8元路费,对鲁迅说“绍兴有句古话,叫作‘穷出山’
。今后的路就要由你自己去走了。”说着,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
就这样,鲁迅决定离开故乡绍兴,到南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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