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先生们为什么总是让人怀念？

民国先生们为什么总是让人怀念？

一个月前跟朋友聊天，她提到说：为什么民国先生们总是让人怀念？

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朋友的提问和钱学森之问，本质上都直指中国的教育。回顾历史：

百年以前，虽战乱纷争，而人才辈出，国体向上；而今国泰民安，却少有国之栋梁，振兴乏力。

教育乃国之命脉，而先生是教育之魂魄。什么叫先生？先生，就是那些德才兼备，以言传身教感化学生，达到不教而育的效果的大师。

为什么民国时期的教育如此兴盛？《先生》一书中的数据或许能启发到我们：

1912年~1949年，中国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也不多。有学者统计，1934年，中国共有高校108所，学生41768人，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而在2007年，中国已有2371所高校，在校生2700万人、专任教师116.83万人。

那时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不多，但先生不少。

说到民国先生，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蔡元培。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北大听了蔡元培演讲后，评价说：“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悲愤交加的蔡元培出走翰林院，回乡办教育，在就任北大校长之前，蔡元培历经乱世，屡经失败，却不曾丧失教育救国的信念。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认为，北大有两大弊端，一是课程杂乱，二是风纪败坏。改革第一弊，要聘请纯粹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改革第二弊，要通过延聘学生眼中的模范人物来整饬学风。

蔡元培改革的重点有两方面，首先，广招有学有识之士，以引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其次，改革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改革整个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从而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注入北大。

蔡元培上任不到一年，改革却成效显著。《先生》一书中描述：

此时的北京大学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术气氛浓厚活跃，教学科研盛况空前。据1918年初的统计，北京大学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43人，占56.5%；50岁以上者仅6人，占7.9%。而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当时只有21岁，刘半农、胡适也只有二十七八岁，陈独秀也才38岁。这样一支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京大学的陈腐之气，使之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那时的北大课堂，两位政见或学术意见不一致的老师，可能同时授课，学生们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

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

除了学术自由，北大的领导体制也焕然一新。

1912年，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任上颁布了《大学令》，规定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并对其权限作了相应规定。

北大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教授组成的评议会，而不是校长蔡元培，重大事情都在评议会上决定。这就给教授们管理学校创造了条件。北大那么有活力，与“教授治校”有很大的关系。

反观我们现在的教育，嚷嚷着高校“去行政化”很多年，却几乎没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而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早已实现了教育“去行政化”，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

什么是大学？清华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蔡元培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两位校长的话现在读来，仍振聋发聩。

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三大支柱”。蔡元培的现代大学改革理想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则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窥一处而见全貌，正是这些先生们，撑起了民国教育的一片蓝天。

一位后来的北大学子写过一段美丽的怀念文章，我略作修改，以表达对民国先生们的崇敬。

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

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

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复返，

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

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民国先生们,

却魅力不减，风采依旧。

【21天一万字第1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