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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宋朝为之做出的贡献不容小觑。
由于农业发达,粮食产量富足,再加上瓦肆等游乐场所的兴起,美食街区的早期雏形因此诞生。
于是,千年前的宋朝人和我们一样热衷于“探店打卡”,很多我们现在食之不厌的东西,宋朝人早就大饱口福。
时值盛夏,果茶是年轻人青睐有加的饮品,宋朝虽然没有融合茶,但木瓜汁等果汁也是十分走俏的。
对于果品,宋朝商人已有了开发多种加工方式的意识,《梦粱录·果之品》写道:“木瓜,青色而小,土人翦片爆熟,入香药货之;或糖煎,名爊木瓜。”
“爊”是放在微火上煨熟的意思。“爊木瓜”是药物泡制后的产品,类似广东的陈皮梅、泉州的霉姜这样的东西。
夏天我们还喜欢就着凉啤酒吃些卤味小菜,宋朝人也不例外。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有记,当时流行一种爊鸡杂,商人挎腰圆食盒,串街唤卖。鸡肫鸡肝皆用篾条穿成一串,鸡肠子则盘紧如素鸡,买时旋切片。耐嚼,极有味,而价甚廉,为佐菜下酒妙品。
汪曾祺有一次与老昆明人谈起这种小吃,跟书中记载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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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业繁荣,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店铺林立,这一点从《清明上河图》中可见一斑,因此也势必会出现同类化严重的商业问题,这种情况下,只有风评最好的店铺才会在行业内脱颖而出,宋朝人因而也有了追逐品牌和“网红店”的意识。
汴京有个叫李和儿的,炒栗子很有名。后来南宋一使臣出使的途中,就有人专门在路边等着,送给使臣一囊李和儿的炒栗子,用最美味的食物,寄托故国之思。
饮食业繁荣,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食材的处理方式多样。
切脍之风,也就是吃生鱼片,在宋朝很盛行。《东京梦华录·三月一日开金鱼池琼林苑》写道:“多垂钓之士,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游人得鱼,倍其价买之。临水斫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
而林洪《山家清供》里,则呈现出另一种极致,不辞用最鲜美的食材和最精细的操作步骤,烹饪出极其奢侈的菜品,类似于现在充满想象力和结构力且要价不菲的分子料理。
其中有一道蟹酿橙,曾被张俊进献给高宗御筵,至今也是高端餐饮的席上客。
关于做法,是这样记载的:“橙用黄熟大者,截顶,剜去穰,留少液,以蟹膏肉实其内,仍以带枝顶覆之,入小甑,用酒醋水蒸熟,用醋盐供食,香而鲜,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兴。”
据说蟹的膏肉遇到橙汁,异香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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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宋朝美食,不得不提的一个人,那就是苏东坡。
正是因为他,美味的东坡肉才得以出现在每一个中国家庭的餐桌上,启蒙了无数孩子的味蕾,间接鼓舞了一代代青年奋发图强。
传东坡有一首诗:“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与不瘦,除非天天笋烧肉。”未必是真的,但苏东坡有时是会写这种打油诗的。
不过东坡的爱吃会吃能吃,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谪居岭南以后,痔疮发作,疼痛呻吟了近百日。
由于岭南缺乏医药,道士教他用食疗方法自愈,“去滋味,绝薰血”,暂时不沾荤膻,减量,并尽可能吃得简单,没想到东坡居士真的做到了严格自制,“旦夕食淡面四两,犹复念食,则以胡麻、茯苓糗足之。饮食之外,不啖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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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陆游的厨艺不遑多让于苏东坡。我们读其诗作《洞庭春色》、《山居食每不成肉戏作》、《饭罢戏作》,当可略知他的手段。
晚年在故乡,陆游写了两首吃面诗《朝饥食斋面甚美戏作》, “一杯斋馎饦,老子腹膨脝”,吃了一碗自己做的面,虽然浇头是素的,但美味非比寻常,因此肚皮都鼓胀起来。
诗里的“馎饦”,原是一种汤饼,唐代以后变为宽长、细长、厚片、方叶等多种形状,成为面片。
面片汤,我也是爱吃得很,尤其是我爸做的,只是加了些土豆丝、胡萝卜丝和鸡蛋花,也能让我“腹膨脝”,十分惬意。
面条的名称真正确定,即是在宋朝。
《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各自记载了面条的诸种做法,包括煮、炒、燠、煎,形式已经成熟、繁复,浇头也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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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餐饮服务也非常到位。
《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京城食店的行菜,也就是现在的服务员,“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烧、膘浇之类,人人索唤不同”,不仅没有机器点单,连手写单亦无,全凭记忆力将顾客的需求一一记在心里,再报知掌灶。
等菜肴准备妥当后,“行菜者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一有差错,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
更是展现出杂耍般的高超技艺,将小小一行服务业,做到了匠人匠心的地步。
汴梁一梦,真实的宋朝无可亲身感受,但食物永远是打开岁月的一把钥匙。
宋朝用繁荣的饮食文化告诉我们,不用去远方寻找幸福,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烟火气十足的市井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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