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吴福辉，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上海来到祖国钢都鞍山的。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钢铁工业是重中之重。鞍山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钢铁之城。钢铁厂始建于1916年，前身是日本人建的鞍山制铁所和昭和制钢所。东北解放后重建鞍钢，成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被誉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
父亲随爷爷全家从上海奔赴鞍山的时候，刚过完他的十周岁生日。他在《百年翩跹》一文中写道：“1949年底，上海解放才半年，父亲即应东北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的招考，录取后编入第18会计招聘团，携全家转赴辽宁。”
他们一路辗转，于1950年4月到达鞍山。以后填表时，爷爷曾多次问我父亲，他们几时到的鞍山？父亲都不假思索说是4月4日，因为那天是旧的儿童节。
在鞍钢，爷爷分配到的住房，是日伪时期留下的二层小白楼。地点在铁东区的对炉街道，距离钢铁厂区很近。“对炉”二字，就是对着炼铁高炉的意思。父亲就是从这面对着巍巍高炉的地方，开始了他在祖国钢都鞍山三十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鞍山老“一排”高炉群。现已不存。其中一号高炉（右二）移至鞍钢博物馆。（摄影：吴晨）
父亲从小就显得特别有能力。小小年纪，自己找学校，报名上学。这是他后来经常提起，一生感到自豪的往事。
他去的学校，是鞍山很有名的实验学校。学校位于铁东区东山街。其前身是日本人在1919年建立的，原校名为“鞍山小学校”。鞍山解放后，学校更名为“鞍山市实验学校”。学校由小学部和初中部组成，是当时全市少有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小学一体，在鞍山俗称“戴帽学校”。能在这所学校念书，是很令人羡慕的。
这所百年老校，在我父亲上学的时候，内外环境，教学条件，师资队伍在鞍山市都属于一流。能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文化学习、体育锻炼和课余活动的最佳空间。
父亲在《少年时代的音乐生活》一文中写道：“我现在也觉得是种幸运，居然有两个学校——新闸路西区小学（今之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和鞍山实验小学都有音乐教室，教室里有立式钢琴，教师优秀，教法正确。”
在鞍山市实验学校，父亲度过了他时间最长的学生生活。这是他最重要的学习成长阶段。为他日后的学习工作，以至于再后来做学问搞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鞍山市实验学校原貌。现已不存。已另建新校舍。（摄影：吴晨）
实验学校地处鞍山市繁华闹市区，紧邻著名的商业街“井字街”。当时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鞍钢建设，满足鞍钢工人的生活需求，许多老字号店铺，也从上海迁到鞍山。老正兴饭店、大光明理发店、老精华眼镜店、国华照相馆等等，店铺林立，呈现出如“小上海”的街景。少年的父亲对此有很深刻的印象。最有名是上海信利熏腊店，那里的香肠最好，最为父亲所津津乐道。这种影响持续了很多年，我们吴家的全家福都是在来自上海的国华照相馆里照的。
父亲说他小时候，上海熏腊店的香肠不是经常能吃到。因为家里子女多，奶奶做家务不上班，靠爷爷一个人的工资养家，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这也是父亲后来报考了费用较低的师范学校的原因。父亲是家中老大，要照顾妹妹弟弟，所以他学生时代的生活还是非常俭朴的。他曾回忆说，当时在我爷爷的安排下，他每天中午到鞍钢钢铁研究所的大食堂吃饭。每顿饭只花七分钱的饭票，用五分钱买一个烧饼，二分钱买一碗菜汤。
应该感恩鞍山人民。他们让支援鞍钢建设的南方人享受特殊细粮供给政策。父亲的学生时代，依年龄每个月大约三十斤的粮食供应定量中，大米可占十几斤。而当地的鞍山市民包括学生只供应三斤，多数吃高粱米、玉米面等粗粮。到鞍山几年以后，家里又享受到比较优厚的住房待遇，爷爷分配到一套双室住宅。新房是鞍山有名的一种仿苏联式建筑，人称“红楼”。住宅带有木地板、双层窗、阳台、厨柜，暖气、煤气俱全，而且带有全套家具。地点在铁东区胜利南路，鞍山人民商场的对面。新家离父亲的学校很近，上学也方便了。
父亲在中学毕业后，考入了鞍山师范学校。1959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听他说，本来毕业后要分配当小学教师的，因为学习成绩好，破格分配到了中学。后来在鞍山十中任中学教师。
父亲结婚的时间是1961年12月9日，这一天正是他二十二岁的生日。1963年夏天，女儿吴晨（笔者）出生在鞍钢总医院。
父亲吴福辉（中排左一），笔者吴晨（前排左二）。此照片摄于鞍山国华照相馆。
鞍山第十中学位于鞍山市大孤山矿区，学校培养的都是矿山子弟。大孤山铁矿，有亚洲最深的矿坑。现今已有百年开采历史，位列工业遗产名录。父亲在铁山当了二十年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也在铁山隆隆的炮声中长大。
父亲到大孤山分配到的第一处住房，是矿山职工的小红房。所在的地方又偏僻、地势又高，大孤山的老百姓管那里叫“西山”。小红房孤单单地座落在半山坡上，再往上去，已经没有了人家。一座小红房住了三家，我家只占一间，外加半个厨房。
那时候条件差。小红房没有煤气，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只有电灯。我们家住在这里的十余年，是生活最为艰苦的时候。父亲不怕苦，乐观向上，生活中处处能体现出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
因为我家生活在山坡上，挑水上山是最累的活儿，也注定是父亲的活儿。每天到山坡下十中的水房去挑水。一条扁担，两个水梢，十分辛苦。挑水回来，穿过十中大操场，先上一个缓坡，再上一个陡坡才能到家。好几百米的距离，从没听父亲喊过累。
父亲还有一个专属的活儿，就是买煤和打煤坯。特别是在冬天快来临的时候，他会打出来好多煤坯备用。他干活既勤快又有办法，有专用的煤筛子和煤坯模子。每次，他都是一个人干，不用帮手。一块块方方正正的煤坯，成列成行地铺满小院，是我家经常出现的一道风景。
那时候东北的冬天特别冷，小红房防寒能力又很差。每年冬天来临，父亲就把家里北边的窗户用砖头和黄泥砌上。把南边的窗缝用纸条糊上；再用牛皮纸自制成纸帘子挂在里面，白天卷上，晚上放下来御寒。即使这样，深冬里北墙上都会挂上一层白霜。这时候，父亲的书架必须从墙根移开，防止书受潮。在我们家里，书最多，也是最重要的。
寒冷的早晨，家人还在睡梦中，父亲早已起来，一边读书，一边生炉子。一家人都是在他把炉子生着，烧得炉筒子红了，屋里一片暖意时，才起来钻出被窝。
一下大雪，下山的路就阻断了。雪大的时候，我家附近山窝里的雪要接近一米厚。为了我上学不迟到，父亲就拿着铁锹在前面开路，我背着书包跟在他后面。那时候，我走在他开出的雪道里，两边的雪墙超出身高，而父亲的身躯又显得很伟岸，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想来，当年在天寒地冻的雪野中，是特别地感受到了父爱的温暖的！
艰苦的生活，也有欢乐！
春天的时候，父亲会在屋前的空地里种上苞米。每年到了苞米成熟的时候，他很开心，会叫他在市里的妹妹弟弟们集体来我家吃苞米，如同我们家的丰收节！ 我的叔叔姑姑们带着他们的孩子，齐聚过来，让小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家第一处住房，大孤山西山坡上的小红房。（摄影：吴晨）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家从山上搬到了山下，住的依然是小房，但是这回是成排的小白房。我家住的是102栋5号，再不是孤零零的人家。
自从有了房前屋后的矿工邻居，我们家好像一下子融入了火热的矿山生活中。那时候广播电台经常播放评书《沸腾的群山》。这是鞍钢著名作家李云德的长篇小说，写的是解放初期，我们鞍山沸腾的生活。这部作品中的矿山，名叫孤鹰岭矿，与我们大孤山矿的名字很接近。这个评书，家家户户都爱听。父亲也爱听，还要给我讲解，说这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听他一说，我真感觉自己就生活在评书的故事里。
矿山上实行有线广播，每天清晨，外面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都会响起乐曲声。我们一边听新闻一边吃早饭，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矿里办公大楼顶上有一个大电笛，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响起，宏大的声响，长长的拖音，回荡在整个矿区上空，成为矿区人生活的一部分。父亲每天都是听着电笛声出门，步行半个多小时到学校。
父亲身为中学教师，虽有书生意气，他却也很接地气。在与矿山职工朝夕相处中，与他们建立起了友谊。有事相互帮助，生活打成一片。业余时间，他喜欢和矿山的工友们下象棋。有一个星期天，父亲去公共水房挑水，等了好久也不见他回来，我就跑去找他。结果发现他在半路上与人下起了象棋，满满的两桶水和一条扁担就放在他的身边。
我刚小学毕业那年，有一件好事，上级决定，给我们家所在的那一片小房通自来水。邻里一片欢腾！那时候挖自来水管道沟都是群众自己干，可以说是全民齐动员，全家齐上阵。我父亲带领我们，加入到劳动的队伍中。我清楚地记得，他站在他挖出的管道沟里，满头大汗，还不忘说笑。他说，以后他就不用再挑水了！
那时候，在矿工居住区，家家户户都不关门，邻居相处非常融洽。因为父亲是教师，在我们家的邻里关系中，大人与小孩是师生关系；大人之间是老师和学生家长关系；小孩之间又是同学关系。所以每天的邻里生活，用其乐融融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在矿山那些年，邻居工友们对我父亲非常好，有好事也都想着他。大孤山矿俱乐部里放电影，他们就把电影票送来。他们矿山大食堂的白面糖馒头我们家也能吃到。有一年春节，忘记了是哪家杀年猪，送给我家不少猪肉。我记得我家的两个水梢里，一个装着猪肉，一个装着猪下货。在那个买肉要票的年代，这都是一种纯朴感情的见证！
我家前趟房的赵师傅，在铁矿山开电铲，一种大型的矿山机械。他经常到我家串门聊天。父亲对他工作能力非常敬佩，经常向他请教矿山生产的知识。那些年，父亲在与工人师傅们的接触中，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了大量的社会生产劳动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培养出自己擅于理论联系实际、把书本内外的知识结合起来的学风。
父亲在矿区中学任教的经历，让他更多地了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品味多种多样的社会人生。实践出真知。能够深入基层群众中，贴近真实的社会生活，对他后来专心研究文学做学问，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鞍山大孤山铁矿的大矿坑。现今列入工业遗产名录。（摄影：吴晨）
父亲在十中学校是语文组的组长，他的语文课在十中是很出名的。
他的讲课声音特别大，给我的第一印象就非常深。那一年我从大孤山矿第三小学毕业，分到父亲所在的十中上中学。到校报到那天，刚进主楼，就听到父亲在楼上讲课的宏亮声音。
我上到三楼，从教室的门缝望进去，就看见父亲站在讲台前，正在给学生讲“节选”这个词。只见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竹子节，用来说明文章的“节”就如同竹子的“节”。特别生动形象的讲解，让学生们很容易理解“节选”的含义。而在教室门外的我，没有意识到，这竟是在十中听父亲讲的第一课，而且是难忘的一课！
父亲的讲课能力很强，善于把课内课外的知识结合起来讲解，听起来自然流畅且形象生动。他那种谈笑风生的讲课风格也很受师生们的欢迎。我觉得这与他既注重理论，博览群书，又灵活运用，举一反三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
那时候教育系统经常组织公开课观摩，很多其它学校的老师都来我们十中，听父亲的公开课。每当听到对他的赞扬声，我也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鞍山第十中学（摄影：吴晨）
父亲在十中时，还担任过教导处主任职务。他的组织能力和表现能力都很强。每当学生在操场上做完课间操后，都能听到他在高音喇叭中或长或短的工作讲话。每年学校开体育运动会的时候，更是表现他组织能力的时候。他忘我地忙碌，做很多工作。通过高音喇叭的传送，运动场上到处回荡着他的声音。
每逢节庆活动，十中学校教师多有文艺歌咏演出，我父亲都积极参加。他唱歌唱得好。在读小学时就随老师到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去教唱过歌曲；中学时还加入了鞍山市中学生合唱团。所以有唱歌的活动，他必参加。
为了做好演出的准备，他会把学校的手风琴借回家来。每逢星期日休息，在我家门前小院里就会响起手风琴声，和父亲嘹亮的歌声。引得街坊四邻们热情地前来观看。小孩子们搬来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大人们则礼貌客气地站在院门口。父亲站在院中央练唱，一首接一首引吭高歌，观众中掌声不断，还要求加演，那情景就好像小型演唱会似的。
因父亲爱唱歌的影响，我在小学和中学都参加校文艺宣传队。我进十中后，参加了十中组织排演的《长征组歌》演出。
十中文艺队为了演唱好《长征组歌》，组织了一百多名学生，排练了几个月。同学们演出热情非常高。为了加强乐队伴奏效果，学校专门派我父亲带着两位音乐教师，其中一位还是《长征组歌》的合唱指挥，出差去上海采购乐器。乐器买回，《长征组歌》演出的场面马上壮大了。现在忆起来，还很激动！那时真是激情燃烧又充满欢乐的岁月啊！
我能参加《长征组歌》演出，父亲很高兴。在学校，他和我们文艺队员一起在大教室里看小电影，观摹、学习解放军歌舞团演出的原版《长征组歌》。他还经常到排练现场来看我的表现。在家里面，也不忘对我的演唱做出指导和纠正。
《长征组歌》排练成功以后，我们经常巡回演出。那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穿好服装再去学校。父亲看到我头戴红军帽，身穿红军装，系武装带扎绑腿的样子，拍着我的肩膀欣慰地说：像个红军小战士！这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1995年，我陪父亲在鞍山十中留影。
父亲做学问的功底，来自于他在鞍山十中当语文教师时期的刻苦自修。
父亲特别喜欢和崇敬鲁迅先生，特别刻苦地学习研究鲁迅文学。为学习鲁迅精神，他给自己起了笔名，叫吴畏，谐音无畏，表现鲁迅的大无畏精神。在他的很多藏书上，都印有此名印章。他给儿子起的名字，也与鲁迅作品有关，谐音出自鲁迅诗《无题》中最后一句：于无声处听惊雷。表尽了他心中的期盼和情怀。
为了提升自己的学识水平，父亲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他每天晚上看书，都是看到很晚很晚。为了不影响全家人休息，他只能在厨房里读书。那时候，厨房微弱的灯光会从门缝透进来 ，我每天都是伴随着这灯光睡着的。常言说，十年寒窗苦。我父亲做教师二十年，也苦读了二十年。
后来居住条件好了，我们家搬进了楼房。仿苏联式的建筑，与父亲小时候在市中心住过的“红楼”是一样的。原为大孤山铁矿苏联专家专用楼，后改为矿工住宅楼，俗称“大孤山红楼”。位于解放东路南和中心街以西的位置。现已成为见证鞍山发展的历史建筑。鞍山市正在规划将“大孤山红楼”打造成鞍山首批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1995年，我陪父亲在我家住过的红楼（三楼左四窗）前留影。
在“红楼”时期，我印象最深的是家里的书越来越多，感觉就生活在书的世界里。
父亲买书又花去了生活费，是我家专有的既苦涩又甜蜜的话题。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到新华书店买书，就是父亲最开心的事。他有一个习惯，只要买书的时候，有了特别的故事，就用感慨的文字，记录在这本书的扉页上。记得有一本书上写着：“一路洗头歌声扬！”这记载的是，在一个夏天，他到市里买书归来的喜悦心情。为省钱也不坐车，徒步二十多里地走回家，热得头发全湿透了，如水洗一般，还一路高唱着欢乐的歌！
有一年，他望着家里这些书，自豪地告诉我，他从上师范学校开始，二十年买了一千五百多本书。并郑重地说这是他的精神财富。粗略估算一下，平均五天就要买一本书。
父亲的藏书，书架上放不下，藤箱里装不完，许多书只能摞在屋角。从《说文解字》到《古文观止》，从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鲁迅、茅盾、巴金到外国文学的托尔斯泰、莫泊桑，应有尽有，数不胜数。这些书自然都成了我在中学时的文学课外书。
父亲藏书给予我的文学营养，与他往山上挑的水、在寒夜烧红的火炉、在荒野开出的雪道……一起成为我永远的记忆。
1978年，父亲以三十九岁的最后准考年限，考上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进入北京大学，读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硕士研究生是最高的，还没有博士研究生。
父亲（左一）与同学在北京大学
从此，父亲离开了他学习成长生活工作近三十年的钢都鞍山。在北京，他的世界和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父亲对鞍山是很有感情的。离开鞍山三十年以后，他在《中国文学城市与我的四城记忆》一文中写道：
鞍山是我青少年时代的第二故乡，我到鞍山的时候正是“全国支援鞍钢”的年月，后来则是“鞍钢支援全国”，红色工业化年代留下的记忆未能磨灭，凡表现鞍山的文学，如艾芜的《百炼成钢》，我读来都趣味无穷，新获奖的电影《钢的琴》我一眼就能看出是在鞍山拍的外景，且边看边百感交集，我在文学上总觉得欠这个工业城市点什么，但又说不出。最近我的女儿出了一部长篇小说《乐天地》，是写鞍山形成历史的，其中应该也包含了我对它的某些感受，算是部分还了个愿。
1979年初秋，我（左一）与父亲在鞍山的合影。
怀念父亲在鞍山平凡而美好的三十年！今日忆起，父亲的音容笑貌尤在。在我的脑海中，父亲的身影依然如鞍山巍巍高炉般挺拔；而父爱更如重重铁山般永存！
吴 晨
2022年12月9日记于葫芦岛
吴福辉
1939年12月9日-2021年1月15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名学者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室主任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
主要著作：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
《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
《沙汀传》
《带着枷锁的笑》
《且换一种眼光》
《深化中的变异》
《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
《京海晚眺》
《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
获奖：
《现代病态知识社会的机智讽刺》获1982年《十月》文学奖
《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获1990年上海文学奖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获2002年全国王瑶学术奖首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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