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衙内调当街戏林娘子，遭到林娘子呵斥:“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调戏！”话不多,却堂堂正正、凛然不可侵。
高衙内见色起意，这种龌龊勾当在任何社会都有可能发生，充其量只是一起民间矛盾。解决民间矛盾，自有民间的舆论立场、道德准则和裁夺方式。
不料，高俅直接参与进来，这起普通的民间矛盾迅速演变为一起公权侵害人身的恶劣事件,北宋末年诗酒风流下糟糕的本质才逐渐露出水面。
这哪是什么清平世界。
一、
不指望高太尉以干爹身份劝阻衙内，哪怕他私底下做林冲的思想工作，能否让出林娘子。虽然恶心，但也不算太糟糕。
问题在于他对富安、陆谦说了句关键的话：“我这小衙内的事，你两个有甚计较？救得我孩儿好了时，我自抬举你二人。”
这意味着高俅可以用他所掌握的公权收买打手,实现私人目的。而富安、陆谦则通过不光彩的冲锋陷阵换来公权的“抬举”。
如此，公权直接转化为利器，呼啸而出。
富安、陆谦、假扮的卖刀人、引林冲到白虎节堂的承局、董超、薛霸、劳城营管营、差拨这一干人等结成了一张天罗地网铺下来。
小说中，林冲一次次逃过杀身之祸，何其侥幸。最后虽然家破人亡，但在风雪之夜手刃了富安、陆谦和劳城营差拨，勉强算是报仇出气。
小说可以这么写，但若发生在真实世界中，必定无人能幸运如林冲逃脱这张天罗地网。不受制约的公权因为具有绝对的资源与力量，在江湖中所向披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高太尉位高权重，林冲、陆谦、富安等虽无品阶，但也不是平头百姓，所以林冲事件可以视为不受制约公权在上层社会的一次“亮剑”。
底层社会情况又怎样，小说也有详细描述。
水浒中另一位重要人物武松为兄报仇后发配孟州，牢城营管营之子金眼彪施恩刻意与他结交，并请武松帮忙赶走蒋门神，收回快活林酒店。八十年代电视连续剧《武松》中，施恩经营的快活林被描写成一家质优价廉、专门造福群众的餐厅，但小说原文却是这样写道：
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做快活林，但是山东、河北客商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往常时，小弟（施恩自述）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後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
这几句话今天囫囵吞枣听来，也能知道施恩父子是什么样的货色。酒店经营范围一定包括收保护费、控制卖淫业等勾当。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施恩父子利用所管的八九十个亡命囚徒“经营”酒店，这些人不论是牢城营罪犯出身的厢军，还是真正的囚徒，替施家父子经营快活林是毫无疑问的违法越界。
黑社会台上唱戏，官吏幕后操纵得利，公权私用在底层社会里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微末小吏只要用好手中权力，照样虎虎生威、财源滚滚。
也叫报应，施管营的上司张都监轻易夺了施恩的酒店，这里没有契约、没有道义。一夜之间，施恩父子从公权私用的受益者变成了受害者。害人者被害，被害者亦害人。公权猖狂的社会，人人想当受益者，但绝大多人最后都变成受害者。
群犬撕咬，狗毛漫天。
二、
文学作品常是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北宋末年，公权脱缰的真实情况较之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风雅的徽宗皇帝喜好器玩花石，以宰相蔡京为代表的佞臣们趁机大兴供奉之风。太湖的奇石、两浙的花竹、湖湘的木竹、福建的龙眼、两广四川的奇花，万水千山遮不住，源源不断运往东京汴梁。
本来以一国之力供奉赵官家享乐未必会动摇国基，起座小山、造个园子，勒勒裤腰带也就过来了，何况中国百姓历来也视进贡皇帝为天经地义之事。
但蔡京、童贯等官僚趁此机会对帝国的臣民敲骨吸髓，“花石纲”对社会、经济的破坏烈度迅速被成倍扩大：
史载，当时江浙一带，不论官民，家中只要有一石一木可供赏玩，负责供奉事务的应奉局立即率兵直入其家，指定其为御前之物，并用黄封做表识，要求户主小心看护，稍不谨慎，即扣上“大不恭”的罪名，将其房屋拆毁，导致大批中产之家连连破产。残酷剥削下，天下疲敝，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公权一旦失去制约，如滔天洪水，流向哪里，哪里便是一片荒芜。小民的权益、尊严被野蛮剥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便是人心丧尽。
于是《水浒》中有了这样一段情节。赤发鬼刘唐投奔晁盖，开口就道：有一笔富贵要送给哥哥。然后细细介绍，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大家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晁盖赞叹道：壮哉。
读到此处，总让人心惊肉跳。刘唐“送来套富贵”举重若轻，东溪村保正晁盖作为基层政权的头目一拍即合，一切顺理成章，毫无道德领域的障碍。
在刘唐、晁盖等好汉眼里，从皇帝到官员，穷奢极侈、倒行逆施，早已失去了统治天下的正当性、合法性。赵官家的天下和白衣秀士王伦治下的水泊梁山并无本质区别。阮小七说得好：“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指梁山好汉们）过一日也好！”
官府做的下作勾当还带来强烈的示范效应，朝廷可以征花石纲，爷爷为何不可劫生辰纲？朝廷可以巧取豪夺,爷爷为何不可大秤分金银?
所谓官逼民反，未必是受到官府直接的人身迫害。《水浒》中直接被官府迫害落草的只有林冲、柴进、解珍、解宝等少数几人，多数好汉都是主动作为，先干下大事再落草为寇。放纵公权，全面地将良民修炼成强贼，这才是致命的官逼民反。
纵无金兵南侵，赵家江山也命不久矣。没有正义和公平，百姓对官府不满、不信任、失望、直至轻蔑，只要外部诱因稍一触动，遍地都是晁盖、处处都有梁山。
公权愈猖狂，公权合法性就愈弱，好汉们的主动性就愈强，道理就这样辩证。
三、
刘唐、吴用、阮氏兄弟是体制外的底层，他们无所畏惧、无法无天，体制外如此，体制内的状况更糟。
阮氏兄弟曾简洁抨击过当时的黑暗情景，“官兵下来只会祸害百姓，先把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还要百姓准备盘缠孝敬。要做正事，都吓得屎尿齐流。而且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涂,犯了弥天大罪的倒都没事！”
在《及时雨会神行太保》一节中有更传神的描写。江州牢城营里的小吏戴宗不认得宋江，破口大骂“你这黑矮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
宋江故意道：“‘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你如何逼取人财？好小哉相！”戴宗恼羞成怒，提棒就要来打。
宋江争辩：我得何罪？
戴宗更怒：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
当然，戴宗得知这贼配军是宋江后，起身便拜，哥哥长、哥哥短，照例落了《水浒》中特有的莫名俗套。但一个贪婪、蛮横的狱吏形象跃然纸上。
下层小吏们贪污渎职敲诈勒索，多是因为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则各显神通、你追我赶地用好手中微不足道的公权。
有意思的是，戴宗上梁山后，面貌焕然一新。他发挥自己“神行法”的本领，主要负责奔走联络、传递信息、收集情报等工作。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敬业勤勉，同时注意团结周围同事，乐于助人，与吴用、李逵等结下深厚友谊。
两个形象反差如此巨大，一种可能是施耐庵才情有限，驾驭宏篇巨著勉为其难，无法前后呼应、首尾兼顾。另一种可能是生活、工作环境发生变化，戴宗的思想境界随之升华。正如《白毛女》里的台词：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林娘子如果看到后面发生的所有故事，一定会恍然大悟，清平世界只是弱者的自欺欺人。
水浒年代未必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一定不是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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