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应该多交税的说法，常被自由主义者嘲笑为梁山好汉式的“劫富济贫”。如果，当我们说富人应该多交税的时候，指的是要直接剥夺像比尔盖茨、乔丹、马云等这些超级富豪的财富，并分发给其他人，这种做法当然可以称之“劫富济贫”。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问法，比如“越有钱的人，他比别人多的收入，应该被征收更多的税吗”，答案或许会有些不同。
无论是要证明，还是要推翻“越有钱的人，他比别人多的收入，应该被征收更多的税”，我们都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1、为什么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赚到更多的钱；2、为什么要征税。
相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答案要容易很多。为什么要征税呢？如果我们愿意暂时丢下国家阴谋论，或者统治阶级剥削论，那么，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公共事务。
只要稍微多一点的人聚在一起，这群人之间就肯定会产生公共事务，就需要有专门的人来负责，这些负责公共事务的人也要吃饭，那么这部分费用，就只能向其他人摊派，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公共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医院、学校。这些设施大家都会用，但是每个人去建一套既不现实，也完全没有必要，于是国家出面来建设，再把费用摊派到每个人的头上。
国家以这种目的来征税，想必个人也不会有太多异议。真正麻烦的是征税标准的问题。
我们有以下几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固定数额征收。但由于每个人收入不同，同样的500元，对一个收入只有5000元的人来说，和对另一个收入10000元的人来说，意义完全不同，所以，固定数额肯定行不通。
那就来看第二个方案，固定税率，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公平性已经好很多了，而且也不难操作，但是对这个方案也有人质疑，认为不加任何区分而统一征税，是否太简单粗暴了？
于是人们便设计出了第三个方案，这就是超额累进税率，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越有钱的人，他比别人多的收入，征收更多的税”。
许多人认为，第三种方式虽然操作复杂一点，但是最公正，因为征税的标准就应该按照不同人群的实际负担能力来确定，简言之，就是“钱越多的人就应该多交税”。
钱多就应该多交税，这种理由有点超级英雄电影中，“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逻辑，可以倒也是可以，但多少有点强迫的意思：如果超人只想做个平凡的小镇青年，好好守护着他的养父母，我们可不可以硬把他抓到大都会来，让他成为更多人的守护神？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方案三有利于调节收入不平衡，缩小贫富差距。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似乎没有弄明白一个道理，贫富差距的扩大，其实是马太效应作用于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每个人获得的收入都是市场对他的贡献（包括劳动和资本）开出的价格，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所谓调节收入不平衡，根本是无稽之谈。
如果富人愿意把自己的钱捐出来，那是他品德高尚，我们应该对他抱有敬意，但如果他不愿意，那么他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也不该用道德来绑架他。同样的道理，那些指责巨额遗产继承者不劳而获的观点，同样站不住脚，因为说这话的人并不明白尊重私有产权的重要性。
还是让我们再找找其他可能的解释吧。从对上面两类观点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发现，从富人收入高的结果来找向富人多征税的原因，似乎并不能得到让人满意的结果。那么，还剩下一条路就是转向富人之所以收入高的原因。这就回到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赚到更多的钱？一看到这个问题，有些人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富人更聪明，而且更努力啊（暂且不谈资产性收入）。他们依靠自己的天赋、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了更多钱，这些钱是社会大众自愿给他们的，而且大众也从富人的手中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大家从比尔盖茨手中得到了好用的软件，从乔丹手中得到了欣赏高水平篮球比赛的愉悦。这样的回答不能说错，但可能只是事实的一个侧面。
让我们想一想，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现在的文明状态，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的个体生存能力更强，或者因为我们的祖先更聪明吗？恐怕都不是。即使是一个非常聪明，并且非常强壮的现代人，如果不给他任何工具，然后把他丢到到处都是大型野生动物的原始森林里，他能生存下来的几率都不会太大，更不用说创造出什么文明。
事实上，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地球上其他物种无法创造的文明，根本原因从来不在于人类的个体的生存能力或创造能力有多强，而在于人类创造出了空前复杂的、其他生物所不具有的社会协作系统。
这个系统使得整个人类社会，通过复杂的网络联系起来，使得成功的经验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维度（通过语言文字），和横向的空间维度（通过组织管理）中，大范围地传递和复制。单个人生产能力非常有限，即便是天赋异禀的个体也是，但是一旦个体加入与他人的协作网络中，他的天赋会被无限放大，所能创造的价值也大幅度提高。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早在300年前，亚当斯密所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曼彻斯特的制针工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协作扩展的历史。早期部落文明时期，几十几百人组成一个部落，能够对抗野兽，可以勉强吃饱饭，但也仅此而已。到奴隶社会时期，国家出现，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协作，于是开始有了宫殿、水利设施、公路。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历史不断发展，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共同的协作中。到今天，整个世界，通过便捷的通讯和交通网络，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生产力才发展到如此前所未有的水平。
如果以上说法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能得出结论：每个人赚到的钱，其实就是他在参与全人类的大协作中获得的报酬。
但由于这种协作网络太庞大，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法看到全貌，而误以为他所获得的报酬，仅仅是凭借他的个人努力所获得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个人的收入中的确有仅仅凭他自己的才能所获得的部分，但是随着他的收入越来越多，个人才能所起的作用便越来越小，而他人协作所起的作用便越来越大。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与更多的人协作本身，也是富人的一种能力。这当然没有错，可是，如果没有其他的人，富人和谁去协作呢？
所以，怎么说都逃不过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获得的收入越高，他对社会的依赖性就越强。
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尔盖茨在创立微软之前，本来就已经拥有非常高的编程水平，但如果他只是写代码，虽然也能获得比普通人高非常多的收入，可是这份收入再怎么高，恐怕也很难达到他创立微软之后，与数以万计的人一同协作，所获得的收入那么高。
这是一个层次，但其实还可以看得更深一点。事实上，即使在创立微软之前，比尔盖茨高超的编程技能，如果不是对非常多的人有用，并进而将很多人卷入一个协作体系中，恐怕他单纯依靠写代码，也不可能获得比常人高的收入。
除非一种极端的情况：有一群非常有钱的人，他们并不在乎比尔盖茨的编程技能有什么实际用处，他们只是喜欢这种非常高超，又非常稀缺的能力，大家都想将这种技能据为己有，因而竞争出价，最终把一种没有的能力，炒到一个很高的价格。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有些支持应该向富人多征税的人，指责富人占用了过多的资源，这是没道理，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准确来说，并不是富人占用了更多资源，而是他们与更多的社会资源协作，创造出了更多的价值，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现在让我们将两个问题的答案结合起来看：由于富人比穷人赚到的更多的那部分钱，更加依赖整个社会协作系统，因而，在我们在摊派社会公共费用的时候，就对富人多赚的这部分钱多收一些税。
虽说这样的解释，对富人来说，似乎还是有些霸道，但富人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不去与其他社会资源协作，他们根本就赚不到更多的钱。
富人尽管可以辩解：即便我承认，我赚到更多的钱，的确是因为与更多社会资源协作，可是社会资源在跟我协作的过程中，已经获得了属于他们的那部分回报，凭什么还要我从我赚的部分中，再多拿出钱出来。
但这种情形，有些类似销售中的渠道费用：如果某个渠道本身非常强势，具有不可替代性，那么即便产品本身也很好，渠道从总收益中要求更高的分成，或者要求产品方承担更高的共同费用，也还是理直气壮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资产性收入。事实上，许多富人之所以会比别人在赚到更多的钱，并不是因为直接的与他人协作，而是因为股票、房产等投资的回报。那么，是否应该对这类收入征收区别对待，收取更高的税呢？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在社会生产中，劳动和资本都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实际上很难区分两者哪个贡献更大，少了哪一样生产都无法展开。其实，资本和劳动在进入一个具体项目之前，肯定都已经打好了算盘，否则他们便不会进入，它们所获得的回报的差别只是在于，劳动早一点，而资本晚一点。
有人认为资本家承担了更高的风险，所以应该获得更高回报；也有人指责资本家不劳而获，认为劳动者才应该获得更高的回报。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道理。因为，资本和劳动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市场中交易，本来不应该放到一起比较。而且，任何人只要选择进入市场，无论风险高低，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需要自己承担，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
至于有些资本之所以能比另一些资本赚到更过的钱，道理其实和劳动也是一样的，都是因为与更多的社会资源协作。还是举例来说明：同样100万，投资一个自给自足的小村子的农场，可能无法获得投资一家互联网公司那么高的收益，其原因肯定不是两个100万有什么差别，而在于，小村子的农场虽然也会和其他人协作（比如，为他们提供粮食），但也仅仅是非常有限的人，但互联网公司的协作对象，理论上则可能是全世界的人。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越有钱的人，他比别人多的收入，的确应该被征收更多的税（尽管理由有一点霸道）；同时，收入的来源也不需要做特别的划分，无论是投资所得还是劳动所得，都应该实行一样的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论述，仅仅是说明能不能向富人多征税，但在具体操作中还有许多细节，比如累进级别应该设几级，各级的税率定多少。这些细节处理不好，依然有可能最终沦为“劫富济贫”，必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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