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悲观主义大行其道，不仅普通人如此，很多专业人士、精英也是如此。如果你看看媒体，悲观主义的精英远比乐观主义的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显然不能以“总有乐观的人，也总有悲观的人”这一类没有意义的话来解释，这里面有着很深层的原因。
1.人过分的自信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自己和现实之间的反差，是导致悲观主义的根本原因。
看到这个说法，有人可能会说，过分自信不应该乐观么？其实人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又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才会产生悲观情绪。人普遍过高估计自己的智力、能力和道德水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值得补充的是这样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一个社会学实验。实验者给实验对象一个看似并不复杂的机械装置，问他们拆了之后如果没有说明书，能否重新装回去，并且给这件事的难度打一个分。这件事和教育水平没有太多关系。非常高比例的人都觉得这不是难事，认为自己能装回去，并且打的难度分偏低。
但是，最后真正能够将机械装置装回去的人，比例相对很低。至于那些人成功地装了回去，和一开始他们的自我评估是无关的，也就是说能否做成这件事，和信心无关。接下来，实验者又让大家给这项工作的难度打分。一开始认为自己能装回去的那群人，无论最后是否做成了这件事，第二次打出的难度分普遍高出很多。这前后两个难度分的差距，既说明人容易过分自信，也说明对自身能力不切实际的判断，与现实的反差，让人悲观起来。相反，一开始觉得自己不能把机械装好的人，不论自己装好还是没装好，第二次打出的分和第一次一样高。这说明，如果没有对自己的能力有太高的估计，也就不会在失败后产生悲观情绪。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系教授道格拉斯·肯立克讲过的一个故事。他刚上大学时，发现校园里的女生美丽动人、身材健美，加上年轻人着装大胆，他觉得简直就像看到了一大群在海边沙滩上沐浴阳光的泳装美女。但是他的朋友大卫却说，学校里一个漂亮女生都没有。这让肯立克大惑不解。后来他到大卫的宿舍玩，才明白原因，因为大卫的宿舍里贴满了《花花公子》封面美女的巨幅彩照！大卫所不知道的是，《花花公子》的兔女郎，不仅是万里挑一的美女，而且为她们拍照的摄影师也是最好的肖像摄影师，用的是最高档的哈苏相机，各种姿势也是专门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就这样拍出一大堆照片，也挑不出几张精品足够放在花花公子的封面上。大卫的失望来自于幻想和现实的反差。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在内心里对自己是高估的。去年一些《大学之路》的读者问我，我们十年寒窗苦读，上了大学，快毕业了，才发现自己努力读书还是拼不过富二代和官二代，整个人一下都不好了。这种对世界，对前途悲观的看法，其实来自于过分自信造成的想象中自己的能力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十年寒窗苦读，上了一所还不错的大学，甚至过去一直是学霸，其实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相反，当人越往上走，眼界越来越开阔时，越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会越谦逊，越有敬畏之心，就不再会有不切实际的奢望了，这时人就变得豁达大度起来，反而对未来、对社会不再那么悲观了。
2.坏消息总是不断地被放大的，通信和传媒手段越发达，这个效应越明显。
近20年来，每到夏天我们就经常听说某条大河大江又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了，于是大家很容易得出结论，现在的灾难比以前多了，接下来各种猜测都随之而来，什么全球变暖，三峡大坝的影响，厄尔尼诺现象，沙尘暴带来的蝴蝶效应等等，没有一个能够被证实。
百年一遇的大洪水经常发生，看似不正常，但如果知道了全世界最长的100多条河流（长度超过2000公里）中国就占了20条，过个三五年就有某条大河大江来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水，也就不奇怪了。洪水在过去也有，但是由于通信不发达，稍微远一点的人不知道而已。远的不说，就说上个世纪70年代河南驻马店地区淮河的一次洪灾，死亡人数就超过近40年洪涝灾害死亡人数的总和（据估计从2.6万至30万不等）。只是这种事情过去没人知道、没人关心而已。更何况过去人口密度不是很高，人们的聚居地未必像今天那样离河岸那么近，因此对洪灾不是那么敏感，记载也未必完备。类似地，在国外，近几十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历史上更多。
3.从信息论上讲，越是与众不同的说法，信息量越大。
为什么看似理性的学者要宣传悲观主义？原因很简单，因为宣传乐观主义观点的论文不仅没有人看，甚至无法发表，时间一长，讲这样的话的人就被学术界淘汰了。这就涉及到悲观主义诞生的第三个原因了，
你可以试想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某个学者讲，明年经济形势很好，大众会说，这和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区别，我也知道，还要你讲么？相反，像国内某个教授说中国经济要崩溃，他年年说，年年错，但是年年有人听。末日博士鲁比尼也是如此，他说2013年中国经济要彻底崩盘，全世界各大媒体都在转载。从信息论上讲，重复先前的信息，或者讲一个众人都知道的事情，信息量为零；讲一个大家能想到的事情，信息量很少；讲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信息量巨大。
当然，你会问这些人老说错，是否还能在学术界继续混下去呢？学术界本身就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不是一个搞绝对正确的地方，因此大家对错误的容忍度还是蛮高的，而对于拍政府马屁的行为，反而嗤之以鼻。
你如果看看今天各种悲观主义的结论，会发现逻辑上都很严密。举例来说，2008年，著名环保人士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发表了对未来表示悲观的观点，他说每个中国人以美国目前的速度消耗纸张，那么到2030年时，14.6亿中国人需要使用如今世界纸张年产量的两倍。这样一来，全世界的森林就没了。如果我们假设2030年时中国每4个人拥有3辆汽车，就跟现在的美国一样，那么中国需要11亿辆汽车。全世界现在才只有8.6亿辆汽车。为提供必要的道路、高速公路和停车场，中国要给相当于眼下全国水稻田总面积的土地铺上水泥。到2030年，中国每天需要9800万桶石油。世界目前的石油产量是每天8500万桶，这个产量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再提高了。所以，全世界的石油储备也就没了。他的观点符合逻辑吧？但是，70年代预言石油将在20年内用光的人的推理同样符合逻辑。你可能会问布朗是谁，他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被《华盛顿邮报》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思想家”。印度加尔各答《电讯报》称他为“环境运动的宗师”。
不能说布朗教授的话没有意义，搞研究的人其实一直在警示世人，这本身是有意义的，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所警示的事情会发生。很多时候，并非学者有意误导人，而是他们要想让自己的论文发表，观点必须与众不同。可以想象，如果这位教授一直说，中国的环境问题一定能改善，今天不仅不会有人知道他，而且他可能提不上终身教职。
悲观主义也是有意义的，对悲观的观点和预判保持警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悲剧对发生。
本文分享自得到专栏 吴军的硅谷方法论，仅做了细微改动。很喜欢吴军的专栏，第一季硅谷来信也有订阅，他的专栏涉及面甚广，认识深刻，观点新颖，对开阔视野，认知世界很有帮助。分享出来希望看的朋友也能喜欢并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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