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史书大都是一些帝王将相、文武大臣，还有即便没多大官职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的传记，笔触是到不了市井民巷的。其原因由司马光给他的历史著作命名为《资治通鉴》可以看出，史书的目标读者是两类人，一类是统治者，这一类人读史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治国理政；另一类人是读书人，而读书的终极目的也是为了当官。为了选官而举行的科举，其题目都是由四书五经来的，断不会有诸如《我最愉快的二三事》、《记我的爸爸妈妈》之类的。向远处看，读书人读史书的目的也是为了当官、把官当好。无论是哪一类人，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正是因为如此高大上的理由，古代的史官们在修史的时候，都会不知不觉地把架子端起来，史书用以载道，所以史书中都体现了所谓春秋大义。
到了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的历史课本换了另外一副面貌: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姑且抛开这里面的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在我看来，虽然面貌不同，这类史书和古代的史书其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执政者服务的。因为历史课本告诉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书又告诉我们执政者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规律。虽然载的“道”不同，用史书载道的性质没有变。正是这样的原因，历史书的编写者也是不知不觉中就把架子端起来了，笔触仍然到不了小街小巷。
时代发展了，思想解放了，写历史的人不再长袍马褂或者西装革履了，比如现在市面上畅销的一些所谓历史书，把历史写成了通俗小说。我总是有一个小人之心:认为这类书的作者关注点不在历史，而在书的“好看”。其实这类东西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不信可以去看看过去所谓的野史。这些恐怕已经不是什么历史了，历史在写作者那里只是一只“酒瓶”。这一类所谓的历史书，倒不如《甄嬛传》来得爽快。
历史书的另一种写法
《光荣与梦想》的意义之一，是告诉我们历史可以这样写:对社会进行全景式的展示，努力地去还原方方面面的原貌。在这部书里除了对历史大事的描述，还涉及到了社会时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甚至包括了英语词汇的演变、性观念变化之类。有趣的是，据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书是一个节本或者洁本，删去的那部分并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因为有些“黄”。一部历史书中竟然有“黄色的桥段”，是不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这部书的作者威廉·曼彻斯特的一个身份是著名记者，这似乎是我们读这本书的一把钥匙:记者是历史的记录者，而不是历史的评价者，所以记者只是按照自己认为的真实去写就好了，阅读者产生什么样的想法那是阅读者自己的事儿。通过阅读历史书，读者体会了国家的光荣、人民的梦想，这正是《光荣与梦想》的伟大之处，也正是我们的历史书写者应该学习、思考和借鉴之处。
另一个有趣之处来自对作者的简介，说他是一名“通俗”历史学家。我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正统”历史学家或“雅”历史学家之说，我是觉得天朝的历史学家可能大都认为自己是“正统”的、是“雅”的，历史的书写和历史的研究，目的还在载“道”和寻“道”。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光荣与梦想》在引进之后引起了很大的的反响，反响最强烈的却不是历史书的写作者，而是记者这个群体，他们把这部书看作是他们的《圣经》。新华社著名记者凌志军写了一本名为《变化——1990~2002中国实录》的书，他说“让新闻成为历史，又能让历史像散文一样美丽，让政论像小说一样动人”。从这部书里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光荣与梦想》的影子，《变化》的第一部分凌志军用了与《光荣与梦想》的序章同样的一个题目《谷底》。我是因为《变化》的出现，才没有对我们的历史书彻底绝望，而是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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