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shua Cooper Ramo
译者：罗康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来源：合作伙伴提供的 PDF 版本
属于科普书，翻译的不是很好，有不少的启发，但是缺乏强有力的观点论证
什么是“连接力”
互联网时代，搜索引擎连接了信息，聊天工具连接了人，亚马逊连接了书，淘宝连接了商品，支付宝连接了钱，Airbnb 连接了房子，特斯拉连接了汽车，mobike 连接了自行车，人工智能连接了机器， 未来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被连接进网络
在这一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拥有了一种新的直觉：连接力
“连接力”是指一种不以外部世界的占有为目的，而是以连接和运用为目的的直觉
“连接力”具有合作、分享、共赢的前提，这是对互联网精神的直接继承
一个具有优秀“连接力”的人，可以通过网络飞快得获得信息、使用物品、找到人、去到某地，也能够飞快的进行商业合作、知识分享和博弈共赢
“连接力”的产生
这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于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并用这种新的直觉看待问题和做出决定：
- 能够通过互联网迅速的搜索到需要的信息
- 可以通过网络购买到所有的物品
- 不需要一个物品的时候，直接在二手网站出售
- 一方面花钱租用物品，另一方面共享物品赚钱
- 旅行之前找攻略、找短租房、找临时旅伴
- 阅读的时候，能找到大量的电子资料
- 不再需要下载，数据全部在云端，便捷和速度比安全和隐私更有吸引力
- 不再用现金，而是电子支付
这种“连接力”，产生于人对于连接的实践和理解的过程，包括连接的方式，连接的速度，连接的可靠性，连接的维护保障，连接的网络结构，连接的发展趋势等等，在未来，没有“连接力”的人群，会像没有思考的人一样，被分割和淘汰
曾经流行的一个词：“互联网思维”，源自一个整体的归纳视角，从个人角度则可以用“连接力”来形容， 每个人都通过提升自己的“连接力”，去产生自己的“互联网思维”，这种“连接力”对于年轻人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每个人的思维，都是独自的“互联网思维”
“连接力”的价值
“连接力”具有极低的时间成本，因而大大扩展了具有此种直觉个体的商业价值，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都依托于这一本质。一个具有优秀“连接力”的人，可以运用这种能力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并获取到巨大的财富
另一方面这种并不以占有为目的的“自由”，可以让人在精神上获得到巨大的满足，在不知不觉中替代了人类的另一种直觉：“占有欲”。正如马佳佳所说：
如果住在北京、首尔、东京、纽约都差不多，那我为什么要买房呢？买了房子就无法体验到更好的服务，更优秀的设计，更极致的体验，还不如一直住最好的酒店
随着这种追求“连接力”的思维逐渐代替“占有欲”的本能，会进一步对职业、财富、文化产生更深远的影响，研究“连接力”所产生的这种新价值观，对于未来商业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一种重要的判断来源
书摘：
正如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所说的：“当你发明了轮船，就发明了海难；当你发明了飞机，就发明了空难。”任何一种革命，总会或多或少地带点邪恶的性质。
英语成了一种连接方式，在某些情境下，它连接两个人就如同电缆连接两台电脑一样重要。信息学家将英语称为“协议” （protocol）。这个词常见于外交领域，协议决定了一切，包括总统在晚宴上应该坐在什么位置，给来使的信函如何书写等。协议使所有容易发生混乱的场合（如一局协定的谈判、一场银行业研讨会或一场婚礼）避免在喧嚣中乱作一团。英语保证了国际空间站不会变成飘浮在太空中的巴别塔。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将数字字节转化为有条理的网页，使互联网能够正常运行。环球银行金融电讯系统（SWIFT）确立了银行与消费者之间的协议，正是因为这个协议，我们才能在巴黎使用美国信用卡顺畅购物。协议就是规则手册。例如，在互联网上，协议规定每一位比特数据要按可信赖且可预测的顺序排列，就像外交协议规定了谈判中每位大使的座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电脑之间可以相互对话。但协议规定的不仅仅是比特数据，它同样可用于规范贸易网或股票市场。从这一角度看， 制定并控制一个协议意味着可以掌控系统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事情。技术理论家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和尤金·沙克尔（Eugene Thacker）在其著作中写道：“协议是一个维护组织架构的系统，它还掌握着网络的控制权。”
那些焦急地将孩子塞进中文课堂的美国家长就没有抓住要领。熟练掌握任何一门第二语言在未来都会成为一种难以理解的特长。最好的办法就是教孩子们如何构建人工智能计划，或就孔子和苏格拉底的道德观进行辩论， 而不是教他们用另一种语言点餐，因为这将由机器代劳。在连接时代，力量并非积聚于讲英语的人的口中和头脑中，而是掌握于控制了最优翻译服务器的人手中。这是未来孩子们需要明白的一点。
害怕通货紧缩？害怕“伊斯兰国”？害怕人民币？这些恐惧都反映出一种盲目的心理。金融、恐怖主义和货币， 只有在不断连接时才会发生质的改变；我们需要担忧的，其实是网络本身。
从理论上讲，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看起来定是2008 年美联储最理想的领导者。那时，世界正处于金融危机，其蔓延速度之快、影响程度之深、波及范围之广，自1929—1939 年的“大萧条”以来，无能出其右者。在2006 年上任美联储之前，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伯南克正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他在20 世纪90 年 代发表的相关论文，使世界各国的央行行长重新审视当年那场灾难，“大萧条”摧毁了一代人的梦想，并成为“二战”的导火索。伯南克关于20 世纪30 年代“大萧条”独到见解的实质是，人们对金融机构逐渐丧失信心，这一致命打击使全球经济萧条进一步加剧。当没人愿意相信银行时，也就没有人会去存钱、消费或者投资了，这如同切断了市场的脉搏。
伯南克认为，这种金融痼疾加快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通货紧缩周期”，在这一时期内，物价下跌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但无论物价有多低，也无法激起人们购物的欲望。当然，经济学家和普通市民同样也会担心通货膨胀，因为那个时期物价会持续上涨。“今天应该把它买了，不然明天会更贵！”消费者边想边冲进商店抢购。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制定一些好的政策，如提高利率可以鼓励人们延迟消费。通货紧缩则是另一回事，这头怪物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在通货紧缩的环境里，人们完全停止了消费，他们认为第二天价格会更低，于是等着买到更便宜的东西，迟迟不肯出手。伯南克在一篇分析“大萧条”的重要文章中总结道：“通货紧缩创造了低迷的金融环境，刺激人们贷款的因素改变了，因此很难产生新的信贷。”
不出大家所料，伯南克在2008 年金融危机时的反应，与世界各国大多数央行行长并无二致：为了解决这个致命的财政困境，他们向金融系统投入了大量资金。“我可不想成为领导第二次‘大萧条’的美联储主席。”他在2009 年回想道。当时，一个叫作“量化宽松”的项目将货币引入流通中，促使美国的货币基础从8 000 亿美元增至40 000 亿美元。但是几年之后，一些不寻常的、令人不安的东西开始浮现。尽管货币供应量剧增，物价却基本维持原样，消费依然停滞。通常来说，大量的资金注入应该会创造需求，但会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突然间大家都有钱了，并且想要花出去。“通货膨胀是经常出现且随处可见的货币现象。”这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但如果如此多的货币都被注入消费系统，那么为何物价还不回升？
答案是，某些东西是伯南克和许多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的，那就是网络。连接度高的时代与连接度低的时代已截然不同了。全球贸易、数据及金融网络同时在做两件事：通过集中财富减少购买需求，同时增加许多重要货物的供给。这两件事恰好可以对价格进行压制，这正是伯南克希望规避的。在需求方面，问题显而易见。富者变得越来越富有。和中产阶级相比，占世界人口1% 的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即他们更不可能花费每份所得。把一美元送给一位亿万富翁，他会存起来，而把它送给一位教师，他就会花出去。但2008 年金融危机时，资金市场的规划却使得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变成那些有钱阶层（原因之一是他们与信用、投资和信息网络相连接，而这是大多数普通市民无法企及的）。同时，新技术、贸易、金融和信息网络促使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被输往国外或被机器代替。因此，曾经繁荣发展的中产阶级，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重要因素，变得分崩离析。富人变得更富有，而其他国家的穷人（或机器）却抢走了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尽管金融和货币刺激不断涌入社会，却无点滴获益。“美国收入不均持续扩大，这令我很是担心。”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4 年后，伯南克的继任者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2015 年说道：“自19 世纪以来就存在的收入不均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愈演愈烈。”即使投入更多钱币， 需求却反常地减少（至少从传统角度看，这是一种悖论）。
我有一个朋友经营着一家行业前沿的技术公司，他告诉我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公司最重要的几个人物都是二十几岁的程序员， 多数情况下，公司最高层的管理者对他们的活动几乎不能理解。他们指责那些决定了我们现代世界最基本的功能的算法。尽管无法否认他们拥有精湛的技术，但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确实也很难分清他们究竟是哪种人。他们对自由和公平怎么看？他们理解这些观念吗？当然，最大的技术公司还依赖着一些老人、老专家，他们知道以前的关键按钮在哪里。但年轻人正在努力塑造未来体系的价值观，在他们之中新工具和新想法的骤增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权力逆转，标志着可能的破裂。因为稳定世界里的强大能力依赖于经验、判断和眼界。过去通常是未来的预言，一个人的成熟度及其固有的习惯中存在着某种智慧。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头发灰白的将军放到管理国家核武器的位置上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既懂技术又能了解潜在危险。今天，对我们的市场、生物学或战争有着巨大的，甚至决定性影响的力量却掌握在一群年轻人手中。虽然他们精通网络时代的规范，却对哲学语言、历史甚至悲剧缺乏足够的理解。
“学会程序设计是相对容易的。”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泽堡（Joseph Weizenbaum）在20 世纪70 年代曾这样说过，当时计算机开始渗入学术生活。“但凡是一个有理性思维、逻辑清晰的人就能成为一个很出色的程序员。”他告诫我们，认为机器的简单编程可以预知一切而不是让机器按指令工作，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精通编程并不意味着掌握机器可能影响的系统，就像这并不意味着掌握科学。同样，精通编程也不意味着键盘前的任何人可以认为世界能轻易地被程序化（上帝不允许）。他警告道，编程“恰恰对这样一些人最具吸引力，他们还不够成熟，无法容忍付出的努力却长时间看不到成功的确凿迹象”。
20 世纪30 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看到欧洲对纳粹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既反抗又亲近，发现这是他所在年代的基本矛盾：个体自由与中央计划的对抗。回想起当时的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处于大萧条时期，它们的政治体系摇摇欲坠。苏联和德国的经济迅速崛起，大约以美国三倍的速度增长，这对很多国家来说很有吸引力。随着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也采用了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路线，大家都开始讨论，是否这些国家已经找到了更适合工业时代的体系。哈耶克发现，这种结论简直令人恐惧。他在一本畅销书中提到，欧洲正在走回到农奴社会的回头路。什么能使人们更幸福、更富有、更具有合法的充实感？是市场和民主带来的混乱无序，还是有序的权力机器和绝对服从？ 哈耶克用行动给出了答案。1938 年，他逃离了纳粹统治，但他后来一直担心，他深爱的欧洲将会为了处理好自由市场和自由思想带来的风险而变成社会主义。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没有吸引力，而他毕生的事业就是为了证明这一迫切的事实。他写道：“我们带着崇高的理想，努力建设我们的未来，而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与我们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背道而驰了，还有比这更惨的悲剧吗？”
哈耶克认为有两种保险闩也许可以保护人类：第一种是永恒追求个人自由的人类本能，第二种是中央计划体系的低效率。坐在办公室的官僚，拿着计算尺的经济学家，不可能胜过可以自我调节的无序市场或长期的选举。制定合适的价格，平衡政治利益——这绝对不可能由某个技术专家单独做到。“除了那些被一次次地尝试过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丘吉尔的这句名言蕴含了一个真理。绝对服从听起来很有效率，但也仅此而已。历史证明了哈耶克是正确的。人们想要自由，市场比策划者知道得更多。中央经济控制的美梦随着1991 年苏联解体而彻底崩溃。
到了晚年，保罗·巴兰转入了哲学视角，他开始相信他的网络有着平稳不懈的能量，在世界范围内自我摧毁将是不可避免的。“宇宙中的每个事物，”他写道，“在重力作用或辐射作用下都与其他事物相互连接。”我们现在知道巴兰的话里包含了多少真理。我们被连接推动着，就像受重力作用一样。连接意味着复杂性，意味着进化。巴兰的话里有一个奇怪的前提，“在重力作用或辐射作用下”， 这个前提告诉了我们很多内涵。连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进化与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
1965 年，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泽堡意外地发现，自己正在思考计算机和它的用户，而这些都是他此前没有料想到的。当时，魏泽堡正在进行一项实验，开始也是完全出于偶然。他编写了一个程序，执行现在所谓的“自然语言处理 ”，实质上就是用几条代码把人类对机器说的话翻译成机器能有效执行的语言。当有人问计算机“现在天气怎么样”时，计算机会用一种特殊的处理方法把这句话转变成一个指令集。为了回答这类问题，计算机需要进行大量的数字运算，弄明白你的意思后再做出回应。1965 年的计算机尤其如此。
魏泽堡的程序能处理简单的对话任务，在当时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他进一步开发了自己的算法，使计算机能够和人类进行少量对话。接下来，魏泽堡想要通过某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新方法非常强大。从某种程度上说，魏泽堡看似无害的意图就是要构建一个能够进行私人对话的系统。这个程序会先接收用户打字输入的信息，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个问题。魏泽堡采纳了美国心理治疗师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的简单对话方法，即和病人交流的最好方法不是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灵控制术，而是简单的开放性问题。魏泽堡编写了两个程序，一个叫“医生”（DOCTOR），用于理解用户输入的信息并得出作答的内容。另一个叫“伊莉莎”（ELIZA），魏泽堡借用了小说《卖花女》（Pyamalion）中女主人公的名字，该程序运用这些数据同用户进行对话。
以下是伊莉莎和一位用户的一次讨论（魏泽堡于1965 年记录）：
用户：“男人都一个样儿。”
伊莉莎：“在哪方面呢？”
用户：“他们总是用各种事情来烦我。”
伊莉莎：“有具体的例子吗？”
用户：“嗯，我男朋友逼我来这儿。”
伊莉莎：“你男朋友逼你来这儿？”
用户：“他说我大多时候都很沮丧。”
伊莉莎：“听你这么说我很难过。”
用户：“我确实不开心。”
伊莉莎：“你觉得来这儿会让你开心吗？”
用户：“可以肯定的是，我需要帮助。”
魏泽堡的程序很快就在麻省理工学院出名了（有趣的是，这个程序比麻省理工学院里那些木讷的、玩“自赏派”的学生更健谈）。“伊莉莎”实现了魏泽堡的愿望，用户有机会体验一台会思考的机器。很快，这个程序就在其他学校和很多研究机构里流行起来，但随着它的逐步成功，魏泽堡却为反馈结果所困扰。不过他担心的不是“伊莉莎”，而是它的用户。
与“伊莉莎”交谈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迷上了人机对话，他们相信这台机器拥有帮助他们的力量。甚至连职业心理学家都写信给魏泽堡，告诉他这台神奇的机器在未来的某天可能会取代医疗诊断和心理咨询。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这种发展再自然不过了，因为在他们之前的人生里，已经习惯了事物稳步向前推进。既然有性能更好的冰箱、更牢固的安全带、更快速的喷气飞机、更多的塑料，为什么不能有一台能进行心理治疗的计算机呢？这听上去很棒啊！“很多职业精神病医师都确信，‘医生’这个计算机程序会发展成一种几乎完全自动的心理治疗方式。”几年后，魏泽堡在他的杰作《计算机性能与人类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中这样写道。魏泽堡被吓坏了，他知道“伊莉莎”流露出的同理心是伪装的。“我原来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要帮助另一个人解决情感问题，帮助者必须感同身受，”他总结道，“科学正在逐渐变成一种慢性毒药。”
魏泽堡的秘书有一次对他说：“你介意回避一下吗？”因为当时这位秘书正沉浸在与“伊莉莎”的私密谈话中。魏泽堡写道： “这种对“伊莉莎”的反应生动地表明，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受众，也会对一个陌生的技术做出夸张的判断。”他感到紧张，到底谁是真正懂得这项技术的人呢？肯定不是用户。他的秘书也对这台机器真正的运转方式一窍不通，却十分信任它，敞开心扉与它进行最私密的讨论。这种机器蕴含的巨大力量以及那些可能控制这种机器的人都让魏泽堡担忧。他不安地推测道：“程序员是一个个世界的创造者。在这些世界中，他们也是唯一的立法者。”
我们已经见识过，在一个互相连接的世界中，微小的力量也能带来巨大的影响，一个规模不大的精英团体也是如此，比如位于帕洛阿图市施乐帕克研究中心 。20 世纪70 年代，从这个大名鼎鼎的研究中心不仅走出了数位“新阶层”早期的顶尖成员，如计算机系统设计师艾伦·凯（Alan Kay）和约翰·西利·布朗（John Seeley Brown），在这个研究中心里还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发明，仅仅其中数项（计算机鼠标、激光打印、图形用户界面）便创造了数万亿美元的价值。在人类历史上，施乐帕克研究中心可以说是最具经济效益的一个小团体，就像在几间办公室里重新上演了一次文艺复兴。在科技世界里，仅仅几项创新便可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掌控了这些节点，就是掌控了托马斯·杜林描述的核心与精髓。
我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群体的成就，不管是在信息技术、政治、医学行业，还是任何一个网络化的领域。我们应该如何权衡他们进行创新的勇气和具备的智慧与力量？想想那个在你的办公室维护计算机系统的小伙子，他知道些什么？又是怎么知道的？任何时候，当你看到一个网络系统，不管是最前沿的数据库还是商品交易网络，它的背后都有这样一个小伙子，或者是一个紧密的精英团体。他们对系统内部了如指掌，联系紧密，远非常人能及。他们到底想做什么？这也是第七感的一项要素。
歌德在1787 年思考航海生活的力量时，曾这样评论道： “一个没有体验过被一望无际的大海包围的人，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也无法看清他和世界的关系。”
这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结果：从前，历史就在人们眼前发生，因此人们不可能错过大规模的战争；革命性的事件会成为新闻头条， 因此科学上的突破创新会受到人们的广泛分享和讨论。当这个星球发生重要变化时，人们会有所意识并加以理解。在雅典中心广场上，公众观看并记录伯里克利（Pericles）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托马斯·杰斐逊在巴黎遇到的暴乱也明显预示着即将来临的改变。如今，在网络系统的中心，也就是“黑匣子”内部发生的微妙变化，也会对外部世界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权力的转移在我们尚未意识到时就已经发生，就算有所意识，可能也无法认清它的力量。计算机代码设计、搜索算法、数字货币结构、DNA 改造规则，所有这些事物的决定权都将掌握在“新阶层”的手中，而这些人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了我们现在所能知晓并控制的机器、公司和政府。几年前，我惊恐地意识到，将来，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都会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
“通过前进的步伐来了解一座城市。”穆齐尔触碰到了一个重点：我们对事物的感知，受事物本身速度的影响。慢慢爬山时，可以聆听虫鸣，观察细小的石子，感受颜色与坡度的变化，这和开车快速上山观察到的事物完全不同，也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体验。谷歌研究发现，当搜索速度从1 秒缩短为0.1 秒，用户的操作行为发生变化，会搜索得更多、更深入。因此，速度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不久以后，当整个世界经由光纤在我们面前瞬间呈现时，当形形色色的入侵、内幕、事故通过无线网络或移动电话迅速辐射传播时，我们的时间感将永久性地迟钝。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说过一句名言，对大多数人来说，比起听到100 万中国人失去生命来说，失去自己的半根手指会更痛苦。在这个十几亿中国人离我们只有区区数纳秒的时代，这句话开始呈现出别样的意味。
“一个人的启蒙可能延迟，但不会延迟很久。” 18 世纪的伊曼努尔·康德在其文章《何谓启蒙》（What is Enlightment）中这样写道， 意在解释这个过程的含义。我们可以这样改写：“一个人的联网可能延迟，但不会延迟很久。”目的是弄明白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连接， 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
第一，网络似乎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分配力量。启蒙运动之前，力量集中在教士、国王和战士手中。从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的一系列事件，逐渐把这种力量解放出来。民主制和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把政治交到大多数人手中，并为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带来繁荣。但我们见到，网络能以一种空前的强度在集中力量的同时分散力量。网络给予了我们比之前任何一代人都要多的力量，但也把更多的影响力集中到强大的公司和网络协议上。拥有数十亿用户的公司（以及数十亿美元的财富）能以惊人的速度被创造出来，通过这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哪些权力能加以利用。无人机、金融衍生品、网络恐怖分子、一波波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却无法脱离技术版图的移民，这些都是网络力量的产物。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完全连接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第二，网络的组成部分很复杂，而网络的本质却很难懂。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喷气发动机很复杂，而雷暴却很难懂。两个事物都由活动的部分组成，但雷暴不可预测。难懂的系统具有创造性。Facebook 这样的社交网络就是从上百万个交互中产生的，拼车服务、金融危机、政治运动也是一个道理。“伊斯兰国”从连接中产生，次贷金融危机也是如此。我们不能指望这个过程在短时间内会终结，事实上，它还在加速。
第三，追踪软件破解者和黑客的踪迹时，网络的一个特征便会显现出来。相互连接的系统充满弱点，核心部分却有无穷的力量。黑客们渴望控制这些力量核心。控制一个连接所有人的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控制了相连的所有人。贸易、政治、金融，这些系统都体现了这个逻辑，而引发的结果就是历史准则的逆转。在过去，战争、革命、选举这些重大事件都在公开进行。从现在开始， 历史可能在暗地里被决定，被算法操纵或由网络设计主宰。我们只能看到它们的影响，却无法阻止它们的诞生。
第四，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阶层，他们控制着我们依赖的诸多系统。如果说过去时代被商人、圣人或士兵主宰，那么现在，我们越发依靠一群精通技术的年轻人。能用最优的方法培养这些人的国家和公司（或者恐怖组织），将取得不可估量的优势。这群人的新想法既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危险。尽管他们对网络了如指掌，他们的思维方式却不曾受到历史、政治和哲学的影响。大多数时候，世界在他们眼中就是一台用来编码的机器。
第五，我们发掘出一个全新而无形的地貌，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的未来。这些拓扑结构就是一块块相互连接的场地，力量在此流动。在网络中，股票被交易，计算机遭到攻击，进口商品被调运，生物数据被记录和研究。在这一个个不同的环境中，布局能被瞬间改变。在未来，控制拓扑结构和以前控制大海、天空或是资本一样地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认识到了网络的目的：压缩时间。尽管这些系统在技术上出神入化，但核心始终是满足人类的欲望。用更少的消耗做更多的事情，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更精彩。压缩时间的愿望，是我们渴望互相连接的原因。启蒙运动时，人们需要自由，而现在，人们想要压缩时间。这是一个基本的需求，也是一个政治性的需求。而我们现有的机构，没有一个能满足这种需求。
这6 个要素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能力，能够看到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发挥作用就意味着拥有了一种强大的思考感受方式——“第七感”。我们将要面对的变化，其规模不亚于启蒙运动，它将颠覆一切。我们已经看到，从政治党派到商业市场，旧世界中的各类体系越来越不可靠。手握权力的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可信的理解。大多数人开始感受到，我们面临的危险就像是近在咫尺的地狱中喷出的滚滚烈焰。引领我们走进未来的是一群对网络一无所知的年迈的领导人，以及一群不了解世界的年轻技术者。
还有最后一件事，我们还没有真正学会，但你或许已经猜到了：如果我们要去塑造这个世界，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布莱恩·亚瑟研究20 世纪90 年代高科技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这些公司的利润随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当高科技市场日渐成熟，一些公司的边际利润随时间推移增多，而非减少。马歇尔的19 世纪工业经济学从未对这样不合常理的利润分布展开思考。亚瑟解释道：“收益递增是一种趋势，即领先者走得更远……收益递增是在市场、商业和工业内部运行的积极的反馈机制，使获利者赢取更多，使失败者输得更惨。”换言之， 赢者赢得一切，没有第二名。
正如亚瑟所写，他当时想到的是新生的计算机软件行业。比如说，亚瑟以微软的Word 文档（文字处理软件）为载体传一份他的文章给你，那么如果你想看到亚瑟的文章，你可能需要自己拥有Word 软件。如果你要把它传给其他的朋友，那么他们也将处于类似的情形。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用户获取了这一程序。这也变成了读取数据的一种标准，行话叫作“平台”。
微软从其极具感召性的经济影响力中获益：开发Word 软件也许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但是一经完成，额外的软件副本每份只需花费几美分。这种赢利能力需要用一种全新的经济学进行解释，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竞争”的真正意味。一旦Excel 电子表格或Windows 系统被人们接受，成为一种标准，你便无法与之展开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新兴的、乐观的，甚至更具优势的竞争对手涌入市场，就像道奇兄弟与福特展开的竞争，但是他们都在向一面由习惯和封闭技术建造的牢不可破的墙发起进攻。这是合法的吗？亚瑟想知道答案。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这种垄断企业对所有人都无益。（正如美国司法部以及他国司法部对微软的调查所指的那样。）但事实确实如此吗？微软的“平台红利”固然可观，但如果某种方式能使全世界获益呢？在微软数十亿美元的研究投入给我们带来的便利、高效和好处面前，微软公司的巨大利润变得相形见绌。亚瑟写道：“收益递增使商业运作与以往不同，并与我们关于商业运作的诸多想法相左。”
20 年前亚瑟在工作时发现的重要现象，我们现在称之为“网络效应”。这一概念改变了我们如何思考商业问题，尤其是被看守的连接系统所具有的棘手且令人向往的力量。在亚瑟的论文发表几年后，我们中的数十亿人沿着他预言的路线疯狂奔跑：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挤向那些单一的赢利行业，使其得到近乎垄断的地位，以换取“门内”的诸多益处。在亚瑟发现软件业利润递增后的20 年， 9 个10 亿用户的平台已经出现，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微软办公软件、Windows 操作系统、谷歌搜索引擎、谷歌地图、Facebook、Whatsappa 程序、谷歌浏览器、Youtube 和安卓系统都有超过10 亿的用户，且每个平台都展现出“如果你用，我也要用”这种极具感召力的逻辑。如亚瑟推测过的那样，利润和权力源源而来。
正如亚瑟所预示的那样， 如果有10 个人使用Whatsapp、Facebook 或Youtube， 第11 个人很难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当第11 个人加入时，第12 个人就更难特立独行了。这也是为什么Windows 在其首次发行之后的30 年内能够在全球90% 的电脑上运行；谷歌能拥有65% 的市场占有率；安卓系统能在81% 的新手机上运行；Whatsapp 依靠不到50 个在职工程师，吸引了近10 亿用户； Facebook 将10 亿用户联系在一起，其地位至今无人可撼。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10 天内7 个朋友。”最初几年这句话像符咒一样挂在Facebook 的产品经理们嘴边。如果你我开始使用Facebook 提供的服务，并在10 天内找到7 个朋友，那么很可能会成为长期用户，享受这个被看守的世界的诸多好处，也使得第8 个朋友更难（实际上是不可能）驻足他处，不出多久便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这就是网络世界体现出的动力。
谷歌地图可以预测从你家到办公室的最快路线，原因在于它可以观察几亿用户的动向，这些用户默默地用谷歌地图标记自己的位置与速度。当更多人使用支持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设备时，数据将被进一步完善，就像将一段录像由低分辨率变为高清。这样的成功吸引了更多的用户。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用户都是谷歌的传感器。医学诊断、网络安全、交易算法、检索等，基本上所有芯片、人和传感器的连接串都蕴含这一逻辑。技术公司的领头羊深谙此道。比如，谷歌于2015 年推出人工智能系统TensorFlow 并宣布免费开放时，许多专家认为，谷歌在很大程度上领先其竞争者近10 年。在传统经济学看来，这一举动简直疯狂，但以网络逻辑来看，这一策略目的明确：越多的用户使用TensorFlow，系统就会变得越智能，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用户。TensorFlow 和其他即将出现的人工智能系统是思维与数据的深度融合，并具有自学能力，它们都将是被看守的世界。
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已经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持续连接像锤子一样敲打着我们大多数安乐舒适的体系的窗户。如果毛泽东认为他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邓小平认为他的时代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那么我想，我们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破除的是许多我们曾经依赖的旧观念和旧体系，建立的是应对各种力量组合的新观念和新体系。第七感是一种感知网络工作的能力，它被列入历史、政治和哲学的范畴，已经让我们理解了这个力量整合的起源。它向我们展示了事物的瓦解不是标志着混乱或不可预知的事物，尽管从新闻标题中看起来像是那样。相反，它标志着一个巨大的建设工程。正如中国人所言“大破大立”，大规模的毁灭与大规模的建设都与网络的传播紧密相连。点击、点击、破裂，然后就是那些门户领域，即那些网络连接所衍生出的新结构。金融市场是其一，相互分享知识产权的国家也是， Facebook、谷歌或者云供应商同样也是。我们现在已经依赖去分享和学习任何一件事，从度假的照片到医学数据，包含数十亿的人和数万亿的传感器、芯片或开关。我们已经看到，各种网络渴望不同的门户把守，因为有限制会使网络内部运转更加高效。我们发现， 进入每一个门户网络的内部，时间压缩可以使效率达到光速。一切都行进得更快。我们还发现，如果被门户拒之门外，我们将会孤立无助。
想象一下，美国开始发行比特美元——一种可追踪、可控制的数字货币，并以美国的经济地位为支撑。尽管很多人可能会选择比特币（或者比特卢比、比特元……）， 但在回答“什么是你的安全货币” 这个问题时，答案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你会在币种前面加上“比特”这个前缀。
1993 年春，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NASA）某研究机构的成员举办了一次前沿知识的会议，邀请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兼容并收思想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和电脑设计师们，齐聚在俄亥俄州西湖市，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议。而那次会议的油印论文集已然成为业内的传奇，至今仍在流通传阅，就像是机器学习界的“都灵裹尸布”一样神圣。论文集的引言部分有一首用IBM 打字机印刷字体打印的诗，题为“进入网络时代”（Into the Era of Cyberspace）。这首可能代表着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工程师最高文学水平的诗这样写道：“我们的机器人超越我们/ 以其无限的多样性/ 探索着大千宇宙/ 令人喜悦的复杂性。”（你不得不怀疑图灵的机器也许可以写出一首更好的诗。）会议的第一个发言者是来自圣迭哥州立大学的教授弗诺·文奇（Vernor Vinge），他所发表的论文开启了我们关于智能机器的思考的一个重要时代，论文题目是“超人剧变即将来临：后人类时代生存指南”（The Coming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How to Survive the Post-human Era）。“30 年内，我们所拥有的技术手段将创造超人的智慧。不久后，人类的时代将结束。”论文的开篇这样说道。
面对一整屋怀揣着在其他星球寻找生命梦想的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的怪咖们，文奇不是为了（或至少不只是为了）告诉他们， 地球上的生命可能很快就会被嗡嗡运作的计算机器所取代。相反， 他解释道，他想象的世界里不仅有人工智能，还有拥有直觉的机器。文奇认为，人工智能远没有消失，而是会产生一种人类难以了解的智慧。这种智慧靠着高速度的判断和无休止的数据趋向完美， 最终将理所当然地代替人类进行大部分活动。文奇认为，真正的人工智能会创造一个更快的人工智能系统，然后再被更快的人工智能所取代。“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当优于人类的智能推动科技时， 速度会快得多。” 文奇解释道。
首先，我们需要对博弈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最后通牒博弈”有所了解，是博弈中的一个重要难题。这个问题大概是，我告诉你，你可以获得100 万美元的奖金，但条件是你必须与他人共享。分配方式由你决定，但此处有一个“最后通牒”：如果你的伙伴拒绝你的分配方案，你们都将一无所得。分给你的朋友一美元，而剩下的都归自己？这样的分配方案简直是对朋友的羞辱，他肯定会拒绝接受。那你应该如何分配呢？你可能会觉得最明智的报价会是对分，但人性是贪婪的。你的伙伴不想一无所获，你也想要得到更多，而且也有机会得到更多。科学家们发现， 一般来讲，人们会在贪婪和恐惧中摇摆犹豫，最后大多以30 万美元的报价成交。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惊人的方式可以改变这一结果：让人类与计算机进行议价谈判。人类若提出八二分的建议，便会被直接拒绝，计算机会认为人类过于贪婪。但如果是计算机做出这项提议呢？这些非人类，哔哔作响的、冷冰冰的数位计算机器往往会迫使人类做出妥协。在人与机器的博弈中，人类通常会愉快地接受 20 万美元的报价。
科学家们认为，当与计算机交互时，人性的竞争优势就不复存在了，但研究者同样发现了操纵这种特性的方式。悲伤的电影，战争圣歌，硬摇滚音乐，这些都会使实验者的情绪发生变化，进而改变实验结果。增加睾酮会减少妥协的发生；向实验者展示家庭照片或在实验者面前放置镜子会使实验者表现得更为慷慨。因此，想象一下，将这项研究结果融入人机交互之中：计算机依指令为衰竭的肝脏提供医疗选项，它得出的结论是进行肝脏移植没有意义。机器会在好几周之后才告诉病人这一结论，在向病人传达这一结果之前，机器会运用其人工智能向其展示度假照片，播放能够打动人心的音乐，操纵新闻推送的数据流，让他看到更多关于慈善举动的新闻。同时，它运行已经得以实际运用的语言分析神经网络技术，偷听病人的客户支持电话以及病人和医生的聊天，以观察病人对自身健康的了解情况，然后再告诉病人这个他可能不会轻易地从一名医生那里所接受。
摆在我们面前的都是政治性的问题。我们已有的连接方式改变了事物的性质。适用于通信、医疗设备、武器或货币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选举投票和公民活动。连接导致事物本性和实质发生变化。用古老语言阐释柏拉图式理想国的概念，并延伸至我们能解释的一切。未来的国家到底应该如何统治？连接时代的生活需要怎样的辅助？我们面对的难题是，虽然我们相互连接，但我们对其原理一无所知。我们有时会觉得自己与神奇的事物相连，有时又会觉得与我们相连的另一头是邪恶。但正因为我们相连，整个体系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发生变化都会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激起涟漪。我们不会因此轻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步入的时代甚至还会有更多的连接。机器和网络在这个时代更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我们赋予了他们这样的力量。我们应该思考历史的教训：如果在我们还没准备好的时候便让这种力量影响我们，那社会将会发生剧变。
从宗教改革到科学革命，再到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时代快速且激烈地发生变更，这对我们而言都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将政权和财政从少数人手中重新分配到大多数人手中，要求我们用暴力方式推翻少数人掌权获利的旧制度。从万人之上到人人平等，要一个人放弃这样的特权谈何容易？有时会发生字面意义上的流血和冲突， 但其实这种情况到处都有。有时必须要用刀刃将旧政府的首脑与他们的权力分开。过去的600 年不过是探寻自由的价值与收获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比以往更自由。而与此同时，现在的我们比我们的政治哲学所预期得更加连通。过去，权力为自由服务，如今是为了封闭性、连接性、速度和基于复杂性需求的人工智能而构建的。机器将打断我们的选举制度，夺走我们的财富，还会改变我们的想法。就像路德用《九十五篇论纲》抨击天主教会错误思想， 美国和法国用革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甘地和曼德拉为他们国家的原始政治权力带来关键而致命的压力一样，谁都无法抗拒历史的潮流。
我们知道，社会权力分配不公的政治体系难以持久。封建秩序经受不住自由的冲击。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民主能否经受连接时代、权力集中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在复杂的未来，缓慢的、效率低下的普选投票是否会带来不公平？在人工智能和网络的帮助下，是否能轻而易举地操纵主流观点？前法国总理莱昂·甘必大（Leon Gambe）在写到启蒙运动时曾解释道，在自由和充满好奇的时代，政治的目的是“从理性中而不是从上帝的恩惠中获得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但如果丹尼·希利斯的“理性年代只是短暂一瞬”的观点是对的又会如何呢？哪种政治制度才能与人工智能和快速变化的网络相契合？到那时政治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会等来第一个竞选总统的人工智能？你会如何投出自己的一票？ 政党会不会在选举中运用人工智能打击对方，而到时候你又将支持哪一边？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公民理想的意义。为了什么？它需要什么？ 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几个世纪后我们才能在一个自由的时代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也要花上数十年时间思考它在一个连接时代的意义。限制投票的地理位置和年龄是否还有意义？一人一票制吗？是否能设计出更公平、更合理的系统解决复杂经济问题？网络要求我们在许多方面重新思考权力的问题。怎样设计网络才能使其最有效率且最为合法？康德1780 年提出的著名问题“什么是启蒙”至今还没有完美的解答。而如今又出现了“什么是连接”这一新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仍处于起步阶段。解答这一问题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的政治体制需要重新设计。我们的教育秩序还不能与新时代相匹配。每个行业都需要重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外交政策要求我们有新视野和新方向。我们需要改造军队，我们也需要改造城市，使之与连接生活相契合。我们的经济、就业、贸易习惯，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管理都将因为连接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一场美学革命正等着我们。真正的艺术作品，新兴的音乐在与旧世界的声音碰撞，形成新文学。面对变革时代“我该怎么做”的根本问题时，我们发现，真正的答案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说，身处变革的时代，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被赋予持久的意义。如果你想建立新的政党，开发临终关怀的产业链，使用网络有效分配外援，研究如何使用网络经济学解决中产阶级的没落问题等，这些数不清的问题都将需要被放在历史的角度上。从平凡陈旧的保守主义中解脱出来，建造新世界，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在地球上度过每一日，这将是多么宝贵的财富！
几百年之后，我们现在面临的基本问题都会得到解答。新型的大型企业会出现，政府会被推翻，富有创造性的政治想法会与暴力的挣扎相互交织。恋爱，对毕加索作品的探索，在伦敦公园看雪——这些日常生活的乐趣在跨时代的变革中也仍将继续存在。在漫长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们肯定会问：科技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是带领我们向理想的社会迈进，还是会使我们离得更远？我的观点是，计算机与其新逻辑并不会让人类变得更像机器。加密本身并不会保护我们的隐私，移动性本身并不能保护我们的自由，速度不会让我们更安全。我们追求得比这更多，我们需要形成让我们人类与机器相区别的新感觉。
我们正试着由混沌走向有序，这是柏拉图当年在西西里岛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是南怀瑾大师思考的问题。从混乱到平和的心愿折射出人类的基本问题。宇宙、生命都是无序的。伟大思想家与普通民众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试图在混乱的力量中寻找宁静，寻求进步的方法，甚至发现美。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他人逃离混沌的局面，以改善他人生活为自己的幸福目标。在混沌之中，创造是促使政治学、哲学、网络学以及艺术进步的精髓。
一场变革正加速向我们而来。这些是令人恐惧的，同时也是美好的。也许害怕是正确的反应，但若只是害怕，并像恐惧的人一样盲目、愚蠢行事，只会将我们带入无底深渊。突发的恐怖事件、政治极端主义、经济丑闻，这些新闻头条背后都有同一股力量。这种力量是可以被掌控并为我们所用的，而这种力量不被一小部分人运用，而且最终会形成某一种新秩序，但它并不是自然出现的。问题是，将由谁来主导这场变革？为什么？
世界变化不停。悲伤和悲剧长期存在，但在不断变化中有着明朗且充满希望的故事，也就是人性的故事。想象人类是否经常经历痛苦和改革，而与此同时哲学、艺术、科学力量虽然微弱却仍在延续。1900 年，现代艺术和音乐在维也纳萌芽，出现了克林姆特、马勒。同时，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也在生根发芽。谁的作品能够在100 年后的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法西斯主义者还是艺术家们？柏拉图时代，雅典城邦间的小打小闹至今几乎被遗忘，而他的哲学思想却永垂不朽。想想1809 年晚春时的贝多芬，在拿破仑炮轰维也纳之时，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匆忙跑进地下室，将头埋在枕头底下，保护他的最后一点微弱的听力。就算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还写信催促出版商提供巴赫的乐谱和席勒的抒情诗选，这些日后都成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灵感来源。或是想想战乱时期的南怀瑾，他离开驻扎山区的部队，躲避纷杂乱世，禅定修行，追寻内心的宁静。
这些大人物们知道，变革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人性的毁灭，而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福祉，但人类的进步只能靠我们自己完成。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我们要朝着令人恐惧的力量奔跑，而不是躲避。我们了解得越多，并不意味着恐惧会减少。但是你的感受会发生变化。你怎样知道自己何时拥有了第七感呢？在某一个瞬间，你会感到自己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积极主动地运用新网络世界中的元素，而不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你会感到仅在那短短一瞬，一种新的感知苏醒过来，甚至会有一股巨大的推力告诉你：“行动吧！” 你想了想，对，就是现在！
尼采在其著作《善恶之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中这样描述第六感：“历史感（或迅速评估一个民族、社会或个体赖以生存的评价位阶的能力，对种种评价之间的相互连接、对评价权威与有效力量的权威之间的关系之‘天赋直觉’）：通过阶级与种族的民主融合，欧洲突然陷入迷人却疯狂的半野蛮状态，由此获得了一种历史感，欧洲人将这种历史感作为自己的特性——直到19 世纪才将这种感知视为第六感。由于这一融合，过去的一切生活形式与方式、曾经并行或重叠的种种文化，照射进我们的‘现代灵魂’。这一刻，我们感知会流向四面八方，我们自己成为一种混沌。最终，如前文所述，‘精神’发现这一结果对它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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