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是个悲情人物，一提到他，我们就本能地想到被永乐帝朱棣“诛灭了十族”。不过现在史学家经过研究，方孝孺是否被“诛十族”存疑，倾向是没有被“诛十族”。最近，我读了一遍当代红得发紫的网络作家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里面也提到了方孝孺被“诛十族”，还把那个场景描绘得“有鼻子有眼”，悲情切切。现在看来，这部书只能被当作小说来说，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明朝那些事》里也是注满了水份，也就是“四分史实，六分虚构”。很权威的百度搜索一栏也提到“诛十族”这一说法，似乎已经是“铁板钉钉”了。出于一个历史“发烧友”对历史的执着，我也试着从某些蛛丝马迹来寻找真相，方孝孺真的被“诛十族”吗？面对这样一个主题，很多人估计都查遍了历史资料，其中包括《明史》、《明实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实录》以及《类要》诸多典籍，结果是把这一段历史越写越复杂，都快变成小说了，里面的情节比某些先进人物的事迹材料还生动，几乎形成了一个套路。
现在很多人以讹传讹，评说这一历史事件，不忘刻意渲染“诛十族”的悲情色彩，如《谈谈个人对方孝孺禽兽不如的看法》、《灭十族! 873条无辜性命, 不该为方孝孺的名节买单!》等网络文章，里面这样评说方孝孺，一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不惜牺牲族人朋友，是个小人；二是愚忠建文帝，是个蠢货；三是不识时务，不为俊杰，介入叔侄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文章很多，持这种论调的人也很多。这里还不得不提到一个数字：“873”，据说为方孝孺案而被杀的人数目，好像也是得到历史“证实”的。
我试着找来相关资料考证了一番，因为一篇出自方孝孺之手的散文，我找到解答这一事件的“钥匙”，得出了另一种结论，尽管有点争议。那我们先看这篇文章《豫让论》，因为文章太长，如果看官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百度上搜索。豫让，姬姓，毕氏。春秋战国时期晋国人，是晋国正卿智伯瑶的家臣。晋出公二十二年（前453年），赵、韩、魏联手在晋阳之战中攻打智氏，智伯瑶兵败身亡。为了给主公智伯瑶报仇，豫让用漆涂身，吞炭使哑，暗伏桥下，谋刺赵襄子未遂，后为赵襄子所捕。临死时，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击斩其衣，以示为主复仇，然后伏剑自杀，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历史典故（摘自百度）。方孝孺在这篇文章里对于豫让这个历史人物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豫让在当时，从无一句话来启发觉悟主君的心，眼看着智伯的危险以至灭亡，袖手旁观，坐等胜败。自称是“国士”，实则愧对这一称号。方孝孺认为：豫让应该按照当时家臣的职责，对于智伯的错误进行力谏，“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现在看来，方孝孺也是有些书生气，他在评论豫让的时候忽略了当时的历史背景，那时的诸侯家臣与秦汉之后的君臣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是人身依附关系，但并不愚忠，主上待我好，我以忠报之，主上待我不好，我则去之。《孙子兵法》都明白无误把这一原则记录纸上：“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败之，去之。”就如同他在这篇文论中提到的另外三个人：“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段规是韩康子的家臣，任章是魏桓子家臣。他们都忠于主上，出谋划策，主上言听计从，就留下来辅佐。“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郄疵这个人与豫让同为智伯的家臣，可人家的表现却能做到“无愧于心”，为智伯出谋划策，可惜智伯不听，郄疵在智伯败亡之前逃之夭夭，全身而退。
方孝孺对豫让的愚忠并不认可，他认为：豫让在当时，从无一句话来启发觉悟主君的心，眼看着智伯的危险以至灭亡，好似越国人看着秦国的人——不管他是富是贫一样。袖手旁观，坐等胜败，所谓“国士”的报答，能是这样的吗？待到智伯已经死了，才受不了自己的血气的悻悻之情，甘心把自己附在刺客之流的行列中，这有什么可称道的，有什么可称道的啊!虽是如此，不仅以“国士”而论，豫让是承当不起的;而且那种早上还是仇敌，到了晚上就成了君臣，并且腆着面孔而自鸣得意，从这点上看豫让却又成为有罪的人了。
行文至此，从他对豫让的评论来解读出他的处事原则：他要做一个“国士”，如果得到重用，一定做到尽忠职守，失败就要承担责任。
明太祖死，惠帝朱允文即位后，即遵照太祖遗训，召方孝孺入京委以重任，先后让他出任翰林侍讲及翰林学士。燕王朱棣誓师“靖难”，而建文帝亦派兵“北伐”。方孝孺在这场权力的争斗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是建文帝的重要智囊，朝廷议定讨伐，诏令、檄文皆出于方孝孺的手笔。据记载，建文帝对方孝孺、黄子澄、齐泰等人是言听计从的。据后人考证，有大量的材料证实，逼反朱棣、反“靖难”失败，方孝孺是要负上很大责任的。南京城破，一切都走到了尽头，此时方孝孺四十六岁，这个年龄的人估计是很理智的，何况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他知道他们这些人的下场，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朱棣原谅的。于是《明实录》有这样的记载：“孝孺有兄孝闻，力学笃行，先孝孺死。弟孝友与孝孺同就戮，亦赋诗一章而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方孝孺的兄先方孝孺自杀，弟和方孝孺一起被杀。妻子、儿子和女儿都是自杀的。据《明史》，就在南京城破的那天，建文帝自焚，同时，方孝孺也被抓进了监狱。
我认为有三条所谓的“史实”是后人假造的，先来分析之：
第一条：当初，朱棣率军从北平出发时，姚广孝把方孝孺托付给朱棣，说：“南京城攻下之日，他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点头应承。
朱棣从北平出发，离成功还很远，还有很多大仗恶仗要打，朱棣都没有把握。也没有打算这一次一定能成功，他们想着最好的结果是与建文帝划江而治。姚广孝怎么就知道一定要破南京城呢？这不是“扯”吗？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那以阴谋诡计为业，歹毒的老和尚一定恶狠狠地对朱棣说：“要是那天攻破南京城，一定要把和我们作对的方孝孺、黄子澄和齐泰三个匹夫千刀万剐了。”唯有这样，才符合姚广孝的性格。我们有理由怀疑当年某些狗腿子为姚广孝“涂脂抹粉”，伪造历史。
第二条：朱棣想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被召到朝廷，悲切哀恸的声息响遍大殿的台上台下。
朱棣走下卧榻慰问他说：“先生不要自取忧苦，我的打算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辅佐成王的方式。”
方孝孺问：“周成王在哪里？”
朱棣答：“他自焚而死。”
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
朱棣说：“国家有赖于成年的君王。”
方孝孺说：“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答道：“这是我们朱家的事。”
回头示意左右侍者授予方孝孺纸笔，说道：“诏示天下，非得由先生您来起草不可。”
方孝孺把笔掷到地上，边哭边骂道：“死就死了罢，诏书我绝不能起草。”
朱棣发怒，命令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
这是明显的小说笔法，以朱棣的性格根本就不会去请方孝孺写诏书，他有一万个“理由”，要杀掉方孝孺等人，要不然，他的“清君侧”理由不成立，就会“师出无名”，被天下人耻笑。所以方孝孺自知必死，才会有《明史》中对方孝孺家人亲戚悲惨结局的记录，这不但是英雄末路，更是无可奈何。我要强调一点：这段对话是小说，不是史实。朱棣不会给方孝孺这个展示“行为艺术”的机会，如果方孝孺有这个机会，以他的性格也不会“撩蝰蛇之头，挠虎狼之尾”，做这种冒险，害人害己。
第三条：方孝孺被诛十族。
《明史》中，也没有记载方孝孺被灭十族的事情。只记载了方孝孺“命磔诸市”。最早有关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是祝枝山写的一部《野史》中记载了所谓的方孝孺被诛十族：“不过夷我九族耳！”上怒云：“吾夷汝十族。”左右问何一族？上曰：“朋友亦族也。”于是尽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为方友者杀之。方孝孺说：“你最多能灭我九族，我怕啥”朱棣：“我要杀你十族”大臣问第十族是哪一族。朱棣：“方孝孺的学生朋友也算一族”。
祝枝山是个很有才华的文人，但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这篇东西读之，稍微推敲，就觉得很搞笑。
综合以上材料，我来做一个推断：方孝孺在建文帝自焚后即被抓，直接就被凌迟处死了。现在重读这段历史，发现除了杀戮是真实的，其他都是后世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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